当心，身后有人跟踪追击！
回到我的房间后，我再三叮嘱小左要密切注视张海波他们的行动，因为我们都听说，已经投案自首的蔡尚斌将于今晚押回韶关，一旦《羊城晚报》的同仁出动，她也跟随着他们行动。
小左见我一脸凝重，忙问我：“这么说来，你今晚又要出去？又有什么行动？怎么不带我一起去呢？老让我像做间谍一样盯着他们，多没劲啊……”我没有理睬小左的抱怨，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向她解释。时间太紧迫了，甚至时间就是真相和胜负。随后，我分别与当地几位一直与我保持密切联系的朋友通了电话，我急切地要求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帮助我设法找到那位跑到外面向人求救的三陪女。几位热心的朋友称，他们早就联系未果，此时也没有放弃努力一直寻找她，还一再让我放心，他们一定会帮忙找到这个不同寻常的三陪女，只要我再耐心等候，有了消息他们就马上通知我。
这个晚上，我第一次打破了老是吃方便面和盒饭的规矩，特意带小左跑到外面一家环境比较安静的小酒店，点了几个可口的菜，我还破例要了二两烈性白酒，一边为小左鼓气，一边也是为我自己夜晚有可能的特别行动做好充分准备。
小左不喝酒，但她还是以茶代酒，敬了我一杯，说：“石老师，我感觉到你总是有事在隐瞒着我。其实，我也知道你是担心我一个女孩子家会有什么危险，但你要知道，我不是一个娇气的小女孩，什么苦我都能吃，什么危险我都不怕，你有事就尽管带上我吧，只有这样，我才能跟着你学到真正的东西呀。”
小左出生于1976年底，20出头，说起来也是我的老乡，她是湖北武汉新洲区人，目前还是华中理工大新闻系的三年级学生，成绩优秀，各方面的综合素质都不错。跟随我实习之前，她曾在湖北省内发行量最大的《楚天都市报》实习过，发表了不少有份量的作品，是一个新闻方面的可塑之才。像众多南下寻梦的女孩子一样，她也特别向往南方的火热生活，尤其是南方开放活跃的新闻环境。这一年的4月份，她在我的朋友、《楚天都市报》记者张欧亚的介绍下，来到广州找我，希望能进入《南方都市报》实习，并且要求一定是跟随我实习。但由于当时我已经在熟人的介绍下，接受了一位来自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实习生李雪亮，还有一位叫杨嘉郁的来自暨南大学的女学生，实在是“人满为患”。于是我就将小左介绍给了同事罗斯文，做了他的实习生，所以严格来讲，小左此时应算是我从斯文那儿“借来”的实生。
小左中等身材，刚开始时留着一头飘逸的长发，后来嫌头发长外出采访麻烦，就干脆剪成了学生头。小左外表虽然很秀气，但做起事来风风火火，毫不拖泥带水。她时而跟我实习，时而跟随罗斯文，无论是哪名实习老师，交待给她的任务她都能及时认真地完成。她的文笔不错，格式统一的新闻报道没有扼杀她飞扬的文采，一手漂亮文章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像。我给小左挟了一大块红烧鱼肉，安慰她，说：“我这样做，绝对不是不愿带你去跑，嫌你累赘，而是我们的人手太少，身上所带的钱也不多，设备又跟不上，既没有笔记本电脑，也没有数码相机，只有一部傻瓜相机，连发个传真都要跑到外面花双倍的价钱。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应该在抢新闻方面输给人家，所以我们只有多吃苦，比别人多付出，各尽其职，才能抓到好的新闻。在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在关健时候顾此失彼呀……”我同时再三告诫小左，今晚蔡尚斌很可能要被押送回韶关，到时一定要多留意其他几家报社的动向，我今晚有事外出，晚点回宾馆。不管怎么样，剩下她一个人也一定注意不能遗漏任何新闻。
吃完晚饭不久，地方上两位朋友来电话称：已经找到了那位四川的三陪女，但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对方不愿接受记者采访，很可能是受人威胁。同时他们获知这名三陪女计划明日一大早很可能会离开本地。我一听这话，不由急了，对朋友千叮咛万嘱咐，要不惜一切代价留住她！在我见到三陪女了解案情真相之前千万要保护她的生命安全，必须等我与她见面之后，马上护送她离开这里，她的路费我可以负责。
听到友人在电话那头连连答应，我这才放下心来。我忙到小左房间把有关情况告诉了她，并再三要求保密，不要走漏任何一点风声。临别前，我又叮嘱她，一定要注意韶关警方审讯蔡尚斌的情况。
随后，我找到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偷偷地用手机与朋友联系，告诉他们，重要的事情最好不要通过宾馆里面的电话谈，防止我们的电话被人窃听。我的疑心并非多余。昨天上午我在房间与人通话时，曾在部队学习过侦察和反侦察技能的我，发觉到电话声音有些不对劲，老是有极细微的丝丝杂声，同时电话里还伴随平常人不易觉察的回音。凭着我在特种部队时所掌握的技术，我意识到，我们的住处电话极有可能被人窃听了。这就不由使我多长了几个心眼，每次进出宾馆，我都格外小心。当我将这一反常情况告诉了与我同住一层楼，只相隔几个房间的曾华锋和张海波时，他们也不由大吃一惊！我看到他们满脸疑惑的神情，于是提醒他们说，“我们这些记者的电话不但被窃听了，而且出行都有人跟踪，不信，你们可先与隔壁的人通话，告诉他们你们要外出，看看是否会有人跟踪。”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曾华锋半信半疑地与隔壁一个同事通了电话，佯作要外出，他和张海波一起走下楼去。客厅里正坐着几个身着旧军装的年轻人，见他们下楼后，当即有两个悄悄地跟踪而去，举止极为诡秘。
这一试验不打紧，当《新快报》几位同仁们洞悉住处被人掌握、行踪被人盯梢后，都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再也不敢有人“轻举妄动”了。
个别胆小的记者吓得缩在宾馆里，不是有人作陪，连门也不敢轻易跨出。
在我们记者安营扎寨的几天时间里，我们所居住的宾馆显得阴森森的，似乎处处陷境杀机四伏。自从我们的电话被人窃听，我们的行踪也受人监控之后，记者们一般不再独自留守，更不会单独行动了，有什么采访，我们几家报社的记者常常是结伴而行，共同进退。当夜9时过后，我装作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出了房间，当我走电梯下到宾馆一楼的大厅前时，看到三四个年龄看上去都不大的青年人，正东倒西歪地靠在大厅沙发上窃窃私语着。一见我走下来，他们不约而同地降低了声音，一齐将目光集中在我的身上。我装着根本没看到的样子，继续向大门口走去。
一出大门，我故意向门外四处张望了几下，然后又从腰间的皮带上取出手机，胡乱拨了几个号码，就站在门边装腔作势地打起电话来。在手持手机“与人谈话”的同时，我通过宾馆大门口的玻璃钢门的反射光，看到其中一个没有佩带军衔领章、身着武警冬装的年轻人，和一位身材高大，脸上像三月桃花一样长满红嘟嘟青春痘的男子，早趁我转身的时候快步窜到玻璃钢门附近，正竖着双耳偷听我的通话呢！我暗自好笑，但还是不动声色地站在那儿，继续与我的“朋友”胡侃一番。然后，我又故意与“他”约好即将要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然后，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慢慢地往外走去。来到马路边，我随手拦了一辆小麻木，坐上去后，指使对方一直向附近一家大型超市驶去。在我乘坐的这辆小麻木刚刚开动时，我迅速向后扫一眼，正看到刚才那两人已从宾馆门外不远处的停车棚里手忙脚乱推出了一辆摩托车，直到我们的“小车”已跑出一两百米远了，他们才发动摩托车向前跟上来。我指挥着这位驾驶着小麻木的疾残人朋友向前跑了一阵后，又向左拐入一条马路，并向对面一个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集贸市场旁一条小胡同钻去。在小麻木刚一拐弯的一瞬间，我果然又看到对方驾驶着那辆摩托车紧紧地尾随在我们身后，保持一个距离，像尾巴样形影不离。穿过集贸市场的小路，小麻木东拐西拐，又来到了一家大型超市附近。我飞快地向这家超市的左右各扫一眼，发现我们的正对面是超市的正门口，在它的左后侧，则有一个小门，采购商品完毕的顾客大多从那儿出来。我当机立断，决定就在这家超市甩掉两个跟踪的家伙。于是，我让麻木加大油门快速横穿对面马路，停在了超市的大门口。我掏出5元钱给那位残疾人，然后不紧不慢地向超市走去。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我的速度不宜过快，否则会引起后面的尾巴的怀疑，到时真的要想丢开他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了。我利用刚走进入超市的大门并向右转的一瞬间，故作不经意地回头向门外扫了一眼，正看到那两个青年的摩托车刚刚赶到门外，看来，他们的性子也像我一样不紧不慢的，他们以为我这个人地生疏的广州记者根本就不知道后面还有人跟踪。见我刚走入超市的大门口，他们也担心跟得太紧会暴露行踪，还故意在外磨磨蹭蹭的。
此时已近九点，超市马上也要关门打烊了，因此这个时候卖好东西准备回家的人很多，我趁机闪身钻入一排排货柜后面，一边装作挑选东西的样子，一边快步往后门靠近。我一边向前走，一边用眼睛的余光扫视着我刚才进来的超市大门口，待我看到那位两个家伙一前一后，大摇大摆地走入大门，并探头探脑地四处寻找我的身影时，我暗自一笑，赶紧利用几排货柜的遮掩，脱下身上的外衣，挤进前面一长溜正在排队付款的顾客队伍中，又穿过前面的一个窄窄的小道，顺着后门，一溜烟跑到外面一条大街上，招手拦了辆出租车，向真正的目的地前进。
当我来到火车站后面的一片家属区时，用手机与朋友取得了联系。10多分钟后，终于在约定的地方见到了我的两位铁路公安的朋友。当他们听完我刚才见仁见智地将两条尾巴扔在了那家即将关门的超市后，都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暗夜采访目击三陪女
为防止万一还有尚未丢开的尾巴，我上了他们的小车后，又要求他们开着车子向前胡乱转了几圈，确认时身后确实无人跟踪，我这才放下心来。我们这才决定前往约定地点去见那位“三陪女”。由于路窄，车子无法开进小巷，我们三个只好步行向前走去。经过一番七拐八绕，我们终于在靠韶关火车站附近的一排低矮的平房后面见到了“9·20”案发时跑到外面向人求援的“三陪女”。
此时已是夜晚10时许了，紧挨湖南的韶关在这深秋时节早已是凉意袭人，我不由裹紧了紧身上单薄的衣服，一边警惕地向四周飞快地扫了一眼，见没有异常情况，我沿着脚下坑坑洼洼的曲折小道向前小心翼翼地靠过去。前面共有三男两女，听到我朋友的声音后，见我上前，其中一位留着长长的一头披肩发，身材高挑，约有1米64左右的年轻女人，东张西望向我靠来。她用很紧张的语气告诉我，后面这两位都是她的老乡，是他们陪她来这儿的。这位来自四川农村的小姐自称姓刘，今年23岁，来韶关已近一年时间，刚开始她在一家个体服装店给人打工，每月只有300多元工资。后来她受不了那位老板的过分苛刻，就跳到一家花果店帮工，但每月所得还是太少，除了吃饭和日常开销所剩无几。她是家中长女，父亲又长年多病，四个弟妹又都想上学，一家人的收入全靠几亩水田。她出来就是想挣钱帮助家里，可由于她既没文凭，又无特长，找了几份工作收入都不理想，无奈之余，她在几位老乡的劝告下，开始夜晚出入市区酒楼歌厅娱乐场所，做了一名“三陪女”。
当我们的话题涉及“9·20”那天夜晚在金都大酒店所发生的一切时，面前这位孱弱的刘小姐突然激动得声音发颤，身体大幅度抖动，她气愤难抑地对我说：“我虽然是一个三陪女，什么样的场面也都见识不少，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蔡尚斌那样禽兽不如的家伙，还有什么局长、庭长，提到这些人面兽心的狗官，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心有余悸的刘小姐激愤地说，那天晚上，蔡尚斌、谢树东、孔均林三个人个个满身酒气，醉醺醺来卡拉OK包房娱乐。他们刚刚坐下来，就对服务员小姐大呼小叫，要了几扎啤酒和红酒，然后又通过妈咪找了连她在内的几名三陪小姐，然后他们各自拉着她和另几名小姐乱捏乱摸。其中蔡尚斌几次向她们提出要求陪睡，但均被她们拒绝。刘小姐说她平时只陪客人唱唱歌，喝喝酒，但从不陪男人睡觉。她还听到另两个男人在与两位小姐谈价钱，准备唱完歌后，带她们去开房。刘小姐说：“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当晚9时15分左右，包房里他们正唱得欢，有人轻轻敲门。蔡尚斌骂骂咧咧地站起来，一把拉开了门，我们看到站在门外边的是个小女孩。我们几个小姐都认识她，知道她姓廖，名字就叫小荣，平时在附近卖花，有时候晚上就来我们包房里卖花。小荣见有人开门，就对蔡尚斌笑着说，‘先生，快给你的女朋友买几支红玫瑰吧，这花一定能让她开心，买几支吧。’说着，小荣还把门推开，看样子是想进来卖花。”当时，我们几个都看得清楚，开门的蔡尚斌本来想发火，但看到小荣长得又可爱又清纯，他不失时机地向前伸出一只脏手，色迷迷地对小荣笑道：‘老子今天不要什么红玫瑰，就要你这位漂亮的小姐，你可比红玫瑰还要好看……’话没说完，这个家伙竟然一把将小荣拉过去，在怀里又摸又亲。见小荣吓得又哭又叫，他大声骂了她几句，然后又从身上的衣袋里摸出一个什么证件，在她眼前晃了晃，恶狠狠地吓唬她说：‘我是公安局的，再叫就把你铐起来！不听话，老子一枪就崩了你！’……
之后，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竟然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将吓得直哭叫的小荣拉进包房的卫生间，‘砰’一声反锁上门。当时，我和另一位小姐央求在场几位当官的赶快制止，我们怕再晚就来不及了，可是他们根本不听，那个孔局长还揪着我的头发骂我多管闲事……
说到这里，刘小姐泪如雨下：我们从事这种服务，平日很怕他们这种当官的，他们有权有势，说一句话我们随时随地都可能被关起来，严重的我们就小命不保了。但我当时听到里面传来小荣凄惨的叫声，特别是小姑娘那声声‘大叔，大哥，快来救我呀’，‘姐姐，救命呀，快来救救我呀姐姐——’叫得我浑身发颤，叫得我心惊肉跳，在这个时候，任何一个有点良心的人都会受不了的。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我的眼泪早就哗哗直流，最后，我什么也不顾了，一把挣脱几双脏手的阻拦冲到外面。我哭叫着找保安求救。听到我的求救声，马上跑来了几个人酒店的人，何经理也赶来了，他们还没听我说完已经懂得大概意思，一个个气得冲过去就砸门。当大家把卫生间门砸开时，我们看到那个畜牲正在提裤子，嘴里还在骂人，骂我们，也骂小荣……小荣身上一件衣服都没穿，地上还有血，一个劲在大哭大叫，何经理他们痛骂蔡尚斌不是人，一边就把小荣抱出来了？
说到此处，这位刘小姐浑身像筛糠那样打颤，上下牙齿也明显在咯咯作响。她对真相的复述直听得我全身的热血朝上涌，不知是由于太激动，还是天气太冷的缘故，我全身也禁不住，颤抖起来。我心里除了对蔡尚斌的切齿憎恶、将真相痛揭到底的决心，还有面对这名三陪女油然而生的敬意。是的，虽然她是一位小姐，是一位供男人吃饱喝足休闲娱乐三陪小姐，也许在平时，太多的人对她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但是，她比起那几位拿着人民群众的纳税钱，端坐于威严的执法席位上的法庭庭长、靠公款吃喝玩乐的公路局长、还有那位平时制服笔挺，在平常百姓面前耍尽威风的某支队长而言，难道她的心灵不崇高、不纯净吗？难道她的这种义举不勇敢吗？为什么人世间的黑与白、善与恶，尽是如此一言难尽啊……一阵深秋的夜风吹来，我看到刘小姐又打了一个寒战，不远处，形同护花使者的那两位老乡已在催她了。此时我不由想起那位被人摧残的小女孩，可怜的卖花女孩，你的护花使者又在哪里？
我难受地一阵窒息。刘小姐又说：“……这件事发生后，我害怕他们报复，再也不敢到金都坐台了，暂时也不敢去其他的酒店和歌厅。他们神通广大，只要我在做，他们就有办法找到我。现在我只好在老乡的出租房里躲躲风头，一直到现在也没露面，刚听人说那几个当官的已经被抓起来了，姓蔡的畜生却跑了。我的几位姐妹跟我说，现在这事情闹大了，他们一帮人都对我恨之入骨，说如果当初不是我去叫人，根本就没有人来管这种事，怎么都能摆得平，只怪我把这几个当官的大好前程给毁了……他们的家属现在也四处找我，说要让我彻底消失，所以我准备明天一大早就离开这里，以后也永远不回这个鬼地方来了！”
我刚想给她宽宽心，刘小姐抱歉地对我说：“……真对不起，时间已经不早了，该说的凭良心我都告诉你了，我得回去收拾东西，请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今晚的事呀，我早就被他们吓怕了，再一吓就死了，一不小心可能没命回老家去了。”正在我们说话的当儿，突然，站在前面望风的一男一女轻声而焦急地对冲我们低喊：“不好，前面有几个人过来了！大家快躲开！”
我们还来不及反应，突然几道明晃的手电光直向我们脸上射来，几个粗声大气的声音对我们喝道：“站住，不许动！你们是什么人？深更半夜的在这儿干什么？”
话音未落，五六个身着制服，手持棍棒的青年快步向我们冲过来，将我们团团围住。我不由大吃一惊，难道我的行踪还是被人盯上了？难道那伙跟踪我的人并未甩掉？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喝令，本来早已成为惊弓之鸟的刘小姐以为这伙人是冲着她来的，当即吓得魂飞魄散，不由一声凄厉尖叫，浑身乱哆嗦着慌不迭冲旁边一个小岔道窜去。我迅速扶稳她向一边躲避。这时，在不远处暗中保护我那两位的朋友闻讯赶来，一边大声用本地话和对方交谈着，一边大踏步向前迎上去。
交涉之下才发现，原来对方是火车站夜晚在附近值勤的几名保安员。见我其中一位朋友出示了警官证，他们连声道歉，收了家伙火速撤离。原来是一场虚惊，我不由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经过刚才的一场虚惊，使得本来就成为了惊弓之鸟的刘小姐此时更加紧张了。我明显看到她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忙将三百元钱塞到她手中，满怀歉意地说：
“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子，我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就把它当成路上的茶水费吧……”刘小姐推辞了一番，最后终于收下了。她努力地笑了笑，惨白的脸像是起了层薄雾，向我们挥了挥手，随同她的两位老乡拐入了朦胧的月色中。我借着从对面那一排高高的建筑物上斜射下来的一缕月光，目送她渐行渐远的身影，心里不由默念：一路走好，刘小姐！回到下榻的酒店后，已是午夜时分了，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我先将这篇独家采访到的报道赶写出来。当时我们出来采访还根本没有笔记本电脑，每次发回报社的稿件只能靠传真。自从我们这些记者住入这家紧靠市政府的宾馆后，这儿的传真一直不能用，长途电话也打不出去；在我们的电话受到人的窃听，我们的行踪受到别人的跟踪后，我每次都只能跑到外面很远的酒店，用高价传真稿件。于是，在写完这篇稿子后，我当即拿上稿子急匆匆跑到附近一家星级宾馆，通过传真将稿子发回了报社。
第二天，也就是9月26日，《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均在头版显著位置以《采访目击三陪女》为题，刊发了这篇报道。与此同时，由于是一篇其他记者根本尚未知情的独家新闻，所以，在同一天，《新快报》也全文予以转载。信息很快反馈到韶关，在记者中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苦守在韶关这边的《羊城晚报》和《新快报》众记者受到启发，待他们四处打探派人寻找那位川妹子时，人家早已乘上火车告别韶关，不知何往了。
如果将新闻大战以此暂分，那么第一个回合我首战告捷，当时《南方都市报》主要竞争对手，另两家报社早有不下几十名记者把守韶关各条新闻来源渠道，但正是这个当时案发现场最重要的证人被他们忽略了。这与职业操守、同仁情谊统统无关，只能说明舆论竞争的直白性。当时代表《南方都市报》的我在阵容强大的采访队伍里一直比较低调，谁也没有想到我这个除了一名实习生什么也没带的光杆记者，不但在韶关没有漏掉一篇新闻，而且还另辟稀径，独得头筹。第二天《新快报》原文转载了这篇独家新闻后，当时的一位负责人还特意打电话给张海波他们，责怪他们这么多人为何漏掉了如此重要的线索，结果成了兄弟们半真半假继续向我开火的依据。
这篇千余字的独家新闻如下：
采访目击三陪女
昨天夜晚，记者在韶关几位热心朋友的帮助下，辗转多时，终于在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找到了“920”案发时，跑到外面向人求救济陪女。这位来自四川农村的小姐自称姓刘，今年23岁，来韶关已近一年时间，由于她没有文凭又没有其他特长，为了生存，只好夜晚出入市区酒店厅当三陪女。
一提到“9·20”恶性强奸事件，这位刘小姐激动得声音都有发颤：“我虽然是三陪，什么样的场面都有见过，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蔡尚斌等人如此的恶行为，还有那局长，庭长，一提到这些人面兽心的狗官，我就浑身起鸡疙瘩。”刘小姐说，本已酒饭足蔡尚斌，谢树东，孔均林等人，一到卡拉包房后，又要来几扎酒红酒然后拉着她和另几名小姐乱捏乱摸，其中的蔡尚斌几次要求她们陪睡，但均被拒绝。
刘小姐称，当晚9时45分左右，常来这儿卖花的小女孩小荣笑容可掬地推门进来卖花。见她长得清纯可爱，蔡竟然一把将她拉到怀里，又摸又亲。见小姑娘哭叫，这家伙从身上摸出一个证件她晃了晃，吓唬道：“我是公安局的，再叫老子就把你铐起来！”之后，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又将哭泣的小荣进包房的卫生间，并紧锁上门。当时刘小姐和另一在座的小姐央求在坐的几位当官的加以制止，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理会，那位孔局长还揪着刘小姐的头发骂她多管闲事。刘小姐对记者说，我们从事这种服务，平日最怕他们这种人。但我几次听到里面传来小的哭叫声，令我坐立不安。当时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人都有会受不了的，我于是什么也不顾了，一把挣脱几双脏手的阻拦，冲到外面向何经理求援。直到酒店方面来了几个人，砸开门将全身一丝不挂的卖花女救了出来。
刘小姐说，事发后，为防止对方报复，她再也不敢到金都酒店坐台，只好跑到老乡的出租房里来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