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切都不是那么黑白分明，我要问究竟为什么呢？”
——约翰·韦恩
“艺术不是一面用来映照现实的镜子；艺术是一把打造现实的锤子。”
——贝尔托·布莱布特
第三段 战争片
美国典型的战争片往往通过描写一群士兵的经历达到吸引观众眼球的目的。就像美国国防部支持拍摄的影片《黑鹰坠落》（2001）和《深入敌后》（2001），战争片历来都饱含着对部队的同情，往大了说，对现实也有怜悯之心。然而，这类影片也有可能对于美国仁善之说提出挑战。例如在1979年上映的影片《现代启示录》中，美国直升机袭击了手无寸铁的越南村庄，而其背景配乐是瓦格纳式的音乐（拥护斯大林主义）。这种著名的混合方式在人们心中留下了美越之争的疯狂和残忍的印象。影片《全金属外壳》（1987）则展现了普通年轻人在残酷的美军事训练中失去人性，在越南战场上疯狂杀戮的场面。《越战创伤》（1989）则从细节上展现并反思了越南受害者在美国士兵手中所遭受的痛苦。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好莱坞业内出现了批判越战的苗头，然而现在关于这场冲突的争论已经平息了。
《我们是战士》（2002）重现了1965年美越第一次重大战事的场面。梅尔·吉布森饰演的中校哈尔·摩尔坚持让他的部队先撤退，而自己直面死亡的大无畏精神和可歌可泣的军营友情使其形象大放光彩。《重见天日》（2006）讲述的是美国士兵克里斯·贝尔驾驶的直升机在老挝敌区坠落被俘虏，最后竟奇迹般从战俘营逃脱的故事。令人难忘的是，这部影片竟认定美国轰炸老挝是正当的，同时心照不宣地承认这是一个秘密的战争，毫不理会这场战争是对历史冲突严重的、非法的升级。几十年过去了，印度支那半岛（中南半岛）上灾难般的战争场面现在还是会被不假思索地用作好莱坞电影故事的背景。
然而，在过去的20年里，大多数战争片还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这类战争片尤其让美国为其仁善行为而感到沾沾自喜。美国国防部支持拍摄的《珍珠港》（2001）（在国防部长威廉·科恩的默许下），《哈特的战争》（2002）以及《大偷袭》（2005）都称赞“二战”是场有益的战争，美国是完全出于结束法西斯种族灭绝主义的合理愿望而参战的。好莱坞甚至略去了英国在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在2000年上映的影片《猎杀U-571》中，美国人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破解了纳粹的谜代码；在影片《拯救大兵瑞恩》（1993）中，美国军队单独作战登录诺曼底；影片《大逃亡》（1963）讲述的是战争初期美军官兵从德国第三战俘营集体逃亡的计划。尽管实际上几乎无人否认“二战”中盟军作战的正确性，我们也不该掩盖这场战争的动机有违道义、政府的作战手段残忍这一事实（比如把平民当做作战对象，使用核武器，对苏联冷嘲热讽的态度等）。就连恶名昭著的前国防秘书长罗伯特·马克纳马拉在谈及曾使用燃烧弹攻击东京时都潸然泪下。虽然有些人已经从过去的事实中总结出政府行为的本质，但是好莱坞仍然故意地忽略这一点。
《风语者》
影片《风语者》（2002），尼古拉斯·凯奇主演，以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纳瓦霍印第安人士兵的关系为主线，讲述的是发生于1943年美日塞班岛战役的真实故事。中士乔·安德斯曾在一场战役中因为指挥部下坚持按兵不动，而导致他带领的军团全军覆没。乔·安德斯（尼古拉斯·凯奇饰）只是一名贴身保护纳瓦霍译电员的海军士兵。海军陆战队指派他和中士皮特·安德森（绰号“公牛”，基斯顿·史利达饰）保护一组至关重要的密码。这组密码是根据一种鲜为人知的纳瓦霍印第安语编制出来的。在战场上负责保护本·亚齐（亚当·比奇饰）的安德斯，必须决定是否遵守命令在本·亚齐被日军俘虏时杀死他，以免泄露密码。
最开始，该片也暗示出美国人并不总是扮演英雄角色。安德斯刚出场的形象不过就是一个倒霉的领导而已。他只是美国政府的工具，是美国政府要求他坚守阵地。接着，精神抑郁的他必须充当本·亚齐的保护者。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更希望亲自上战场杀敌。奇克（诺亚·艾默里奇饰）对本怀有种族主义敌意；梅杰·梅力斯则毫不掩饰地把保护密码的意义凌驾于纳瓦霍队友的性命之上。但是美国强权的这些方面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在片中后来都有所弥补。一些有争议的举动也明显地被美化。安德斯开始意识到自己任务的重要性，我们对他的敬佩也随之而来，我们渐渐理解了他的焦虑来源于对他战友阵亡的过度负罪感。美国在“二战”中的经历使作为美国人的安德斯太过高尚和敏感。他不愿意引用纳粹分子的借口——“只要服从命令”来做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本总是单纯地拿这个借口劝安德斯，可安德斯却不能接受这样的理由。安德斯很有指挥部队的胆识，有时甚至过于勇敢而有些鲁莽。但这在战争中是有效的，产生了积极的结果。最后，安德斯像英雄一样不畏死亡，甚至有些进入一种超然的状态，这显得他道德无比高尚，仿佛有着准救世主的力量。本在身处危险中让他杀死自己以保护密码，但安德斯坚持他自己的信念“没有人会在这里战死”。他纯粹的意志力让他没有选择杀死本，而是选择牺牲自己，救活他的纳瓦霍战友，从而留给美国战机充足的时间歼灭日本据点，这时的安德斯也因此恢复了他的天主教信仰。
影片结尾，本给他的儿子起名叫做乔治·华盛顿，把乔·安德斯的牺牲神圣化成一种伟大的英雄主义。奇克性格中的强硬一面有所缓和，他对本地的冒犯是有限的；他的种族主义行为是美军中的例外，而不是常态。这样的描写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奇克不久意识到他的纳瓦霍战友在战争中的关键性作用，影片最后他还有些搞笑的成分。看起来他心灵的救赎是确定不疑的。他所表达的为世界公平和正义而战的意义也正是美国参加“二战”的全部意义。影片也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美国海陆军的领导名誉。实际上，美国国防部曾与制片方进行数周的谈判，虽然现实中海陆军领导命令士兵立即杀死被捕的纳瓦霍士兵来保护密码，这也早已是美国国会承认了的事实，但谈判最终使影片中没有直接出现这一幕场景。对海陆军的名誉来说可谓是救命稻草。梅力斯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领导。他下达的命令大多都是难以完成但又是正确的。在五角大楼插手之前，原来剧本中有句台词是这样的：“安德斯，如果你保护的人被抓住，你必须杀死他。”改动后敏感的他难以说出口这样的命令。在国防部的压力下，影片原剧本不得不进行两处改动。第一处是一个海军士兵用刀把一个死了的日本兵金牙撬走这一细节。国防部坚持要求删除这一细节，认为这种行为是士兵个人的错误。他们说“这种行为不是海陆军的做派”。但美国国家档案馆里确实有美国海军把日本兵的金牙拔下来的影像记录。第二处是安德斯用火焰喷射器杀死了一名准备投降的日本士兵。美国国防部解释道，这一场景被导演删除了。还有一个片段是一个海军士兵给一个孩子递巧克力的时候被日本士兵从背后残忍地枪杀了。因其很好的视觉效果这一戏份被保留下来。
《风语者》这部影片的独创价值在于，无论它塑造的是纳瓦霍人还是美国白人，都是值得同情的角色。尽管如此，影片的重点还是放在美国白人军官的痛苦上，尤其是安德斯的深深焦虑贯穿整部影片。安德斯在查理·怀特霍尔斯（罗杰·威利饰）被捕时再次体验到他曾经历过的最痛苦的噩梦，那就是他必须要杀死自己的队友来保护密码。另一幕是一个士兵冲上战场，去救一个被炸掉一条腿的队友（“我背你！马克！”）。白人士兵们在一起谈起了重复多次的话题：如果自己战死沙场，该怎么处理他们的结婚戒指。基斯顿·史利达饰演的安德森在保护纳瓦霍战友的时候被砍头……虽然纳瓦霍士兵是电影的主角（从影片名称也看得出来），但是影片更多时间还是在渲染海军陆战队的痛苦，歌颂他们的英雄主义形象。
同时，带有种族主义歧视的词语有时毫无掩饰地运用在日本人身上，有时还会和暴力挂钩。《金融时报》称，《风语者》描述了为何而战，应如何战斗的光辉境界。可是《风语者》并没有那么伟大。它只是暗示人们当代美国和其军队里的民主和多元文化的价值观已经根深蒂固，因此美国武力是为正义而战的。
尽管安德斯向来对纳瓦霍战友不屑一顾，还两次叫他“马粪”，安德斯对纳瓦霍战友的仁慈也只不过是偶尔的保护欲爆发。但最终纳瓦霍士兵开始喜欢上并且尊重白人，特别是海军陆战队士兵。电影中他们故意用的有些愚钝的口号“我们不该问为什么，我们只能选择战斗或者去死”。反过来，安德斯受到纳瓦霍战友的尊敬并不是由于他对海军陆战队的命令是否合理发出质疑，而是因为他能够通过暴力完成上级命令。
《红色警戒》
与其他直接地赞美美国强权武力影片不同，泰伦斯·马利克导演的《红色警戒》（1998）拒绝和美国国防部协商，在片中描写了美军中胆怯的士兵，冷酷无情的领导和战场上士兵酗酒的情景。《红色警戒》背景设定在1943年，那时“二战”中的美国在南太平洋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主要进攻接近尾声。这部影片是对1964年老版的《红色警戒》的再创作。老版《红色警戒》取材于詹姆斯·琼斯1962年出版的小说。片中这个师的战绩是从几个士兵的角度体现的：厌战的第一军士爱德华·威尔士（西恩·潘饰），权力欲极强的中校戈登·塔勒（尼克·诺尔蒂饰），慈父般的上校杰姆斯·斯塔罗（埃利亚斯·考蒂斯饰）。和书里写的一样，这部影片根据每个角色的性格特点把他们设置在不同的战役中。领导者也不例外。影片着重描写的角色是中士戈登·塔勒。没有升职机会的他在中年以后才有机会在战场一显身手。他用不光彩的手段来建立自己的威信。面对杰姆斯·斯塔罗的反对，他表面上暂时退缩，实际上他谎称斯塔罗得上疟疾而把他遣送回华盛顿，留下一个倒霉的上校受他的指挥。《红色警戒》虽未深入探究战争的合理性，但它的确启发人们对战争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在一场戏中，威尔士怒吼道：“这场战争就是为了利益！”但这个角色和影片本身，都没有对这句影射大国利益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的话作出更多的解释。甚至批判美国政策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都不会直接把美国参战的动机说成是利益驱使。威尔士的言论因此也不会被看成是对美国权力系统的深刻的洞察，而是一个愤世嫉俗之人发出的孤立的呐喊。影片关于平民政府只字未提，片头出现的领导者也只是几个将军，意在体现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对整个战争的关键性作用。
反法西斯斗争在道义上几乎是无懈可击的，特别是在当代电影里，这些影片轻而易举地为美国出战正名。
《美国历史和当代好莱坞电影》一书由特雷夫·克雷斯肯和安德鲁·佩珀在2005年共同撰写出版，详细地分析了美国武力在当代电影中的体现。两位作者所作的影片分析不同于官方对《红色警戒》阐释解说。他们认为，影片表明任何人都不会在变化无常的残酷战争中幸免于难；影片也令人沮丧地认同：在这场大规模的战争中，个人的力量是不会改变什么的。作者说，影片通过军官博世（乔治·克鲁尼饰）这个角色，承认战争在短时间内不会结束的这一结论。这意味着美国国策的中心还是倾向于武力解决。实际上两位作者的观点几乎重合，影片描写美国武力的方式几乎没有影响。战争随意伤害无辜的本性只在美国士兵身上看得出来。因此，对他们在整个斗争中的悲惨遭遇进行了格外的丰富的刻画。如果影片再多介绍一些1943年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两位对克鲁尼的言论的分析会更有说服力。以它现在的立场，更容易理解为克鲁尼又在做老生常谈，“反法西斯战争不会停止”。的确，美国与法西斯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45年。两位作者指出，这些因素留给观众更多的空间从各种美国人的角度，用达观宽容的态度来思考战争的无常。
实际上，《红色警戒》整部影片都形象鲜明地描写了美国士兵悲剧的遭遇。而他们射杀日本人的镜头则是从远距离拍摄，很难看清他们当时的表情。一个延伸的镜头是从一个日本士兵的枪眼向美军射击拍摄出来的。虽然美军也会杀戮，但影片中的美军绝不会造成不必要的或是无辜的伤亡。当美国占领那座山时，我们才第一次看见对日本人的特写，但他们的形象看起来都不值得同情，——被抓后还在疯狂地与美军反抗。《红色警戒》并不像其他典型战争片一样强调美国价值观在确立美国政策时的重要性，也没有特别积极地挑战或拷问美国的仁慈究竟是什么。两位作者最后自然地得出这部电影意识形态上的倾向。那就是电影制作人看重美国的领导力，绝不会对美国的霸权提出明确的批判。它对战争的意义和作用的反思也不会直接威胁或削弱正义之战的神圣化。这部电影在很多方面仍然没有脱离战争片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