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的晁补之随父亲游官四方，曾一度寓居洛阳。治平元年（公元1084年），他十二岁时，从父仕会稽（今浙江绍兴），过曹娥江，游上虞观海。此后一直在江南各地，历览胜览，开拓了胸襟眼界。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冬，苏轼通判杭州，时晁补之正待父杭之新城，以久慕轼大名，乃往拜谒。听到苏轼的议论，于是回去之后就撰写了《七述》，备述钱塘山川风物之秀丽。苏轼读后大为赞叹，“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宋史》本传）这是二人订交之始，此后直贯终生，对晁补之影响极深远。熙宁八年，晁端友病卒京师昭得坊，官终著作佐郎。补之因家贫，竟不能以时葬，引为终身憾事。这年他才二十三岁，即奉母归巨野故里，耕读度日，常常为衣食困窘叹息。这一段艰苦岁月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痕迹。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晁补之27岁时“举进士，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第一。神宗阅其文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后调澶州司户参军，改充北京国子监教授，才步入坎坷的仕官生涯。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哲宗即位，高太后执政，旧党得主国是。晁补之被召试京师，除太学正。不久，又以执政李清臣荐堪馆阁，经考试后，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
时苏轼任翰林学士，黄庭坚、张耒等俱供职馆阁，他们诗酒酬唱，度过一生中最惬意的时期。不过，晁补之虽然京师为官，却因生性清孤耿介，不事干谒，一直未能摆脱穷苦的困扰。元祐五年，他终因校书郎官奉微薄，不足赡养，乃乞补外官，得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两年后又被召还朝，除秘书省著作佐郎。时期朝政动荡，哲宗亲政，元祐末，绍圣初宋王朝政局大变，用章敦为相、倡绍述之说，新党复起，乃尽逐元祐相臣。晁补之亦受累离开京师，于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出知济州（今山东济南）。以后，章敦又兴史祸，晁补之坐修《神宗实录》失实，遂于绍圣二年，敕降通判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到贬所不久，又以岳父杜纯弟杜纮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为避亲嫌，改差通判亳州（今安徽亳州）。朝廷纷争倾轧继续缴烈。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党讫起，再治元佑旧臣。晁补之亦在籍中，被贬监处、信二州（今浙江丽水）盐酒税，乃匆匆赶赴贬所。不料行到丹阳途中，母杨氏夫人病殁，即奉灵柩还乡，服丧家居。到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因嫌巨里地方低卑贫薄，便迁居金乡（今山东金乡县）城东。次年夏服除，改监信州（今江西上饶）盐酒税。
一年后，政局又起变化，由于哲宗病逝，徽宗即位，皇太后听政，复用元佑党人。晁补之得遇赦，被召为著作佐郎还京师。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授尚书礼部员外郎、哲宗实录院检讨官、神宗国史编修官。他都再三上表辞谢而求外任，不许，只得改除吏部郎中。七月间，苏轼的病逝，使他悲痛深钜，一腔真挚情意尽数倾注到《祭端明苏公文》中。
然而，政局变幻难测。向太后去世，徽宗又绍述熙宁、元丰，改元崇宁，党论复起。元祐诸贤与司马光、苏轼等，被控为“奸党”，晁补之亦在其中，为谏官管师仁所论，出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修河桥以便民，民画祠其像。但任职才数月，又改知湖州（今浙江湖州市）。朝廷局势却急剧变化，再穷治元佑及元符末旧臣。补之遂于秋日离任，由吏部改授密州，又改果州，然皆不许。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九月，宰相蔡京籍司马光、苏轼等一百二十人罪状，谓之奸党，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皆在其中。补之乃管勾江州太平观，退返金乡家园闲处，是年已过五十，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废黜生涯。
由于他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多处漂泊，对宦海生活感受尤深，所以他归隐乡里后，“葺归来园，自号归来子，忘情仕进，慕陶潜为人。”晁补之十分向往陶渊明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种种不如意，已使晁补之为步入仕途而后悔万分。在被贬谪的路上，他写下《迷神引》一词（见开篇），抒发自己“自悔儒冠误”的情怀：
晁补之通过对从日暮到夜晚整个江边景物的描述，抒发了羁旅生活的哀愁和寂寞。特别是“断魂素月，一千里，伤平楚”一句，意境顺势开阔，杨慎说：“楚，丛木也。登高望远，见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犹《诗》所谓‘平林’也”（《升庵诗话》）。“一千里伤平楚”与李白“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意境很相近，只是此处是断魂素月，凄冷之感更加浓烈，望“平楚”之地，又怎能不伤情无限。
58.万事一身伤老矣，戎葵凝笑墙东（陈与义《临江仙》）
——笔意超旷，逼近大苏的陈与义
《临江仙》
陈与义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馀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陈与义（公元1090~1138年），字去非，号简斋，其先祖居京兆，自曾祖陈希亮迁居洛阳，故为宋代河南洛阳人（现在属河南）。他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卒于南宋宋高宗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北宋末、南宋初年的杰出诗人，同时也工于填词。其词存于今者虽仅十余首，却别具风格，尤近于苏东坡，语意超绝，笔力横空，疏朗明快，自然浑成，著有《简斋集》。
陈与义自幼聪明好学，能诗文，为同辈所敬重。《宋史》本传说他“天资卓伟，为儿时已能作文，致名誉，流辈敛衽，莫敢与抗”。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登上舍甲科，被授予开德府（今河南濮阳）教授，累迁太学博士，进升为符宝郎，掌皇帝八宝及国之符节，不久被贬为陈留郡（今河南杞县境）酒税监。
北宋靖康二年，即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兵攻人宋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掳走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宋遂亡。陈与义自陈留避难南奔，经襄阳，转湖南，绕广东、建，于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抵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陈与义为高宗旧臣，高宗得知他的忠心，便任命他为礼部侍郎。不久，以徽猷阁直学士知湖州（今浙江吴兴）。召为给事中，参与讨论政事，抄发章疏，稽察违失，以备顾问应对。又以显谟阁直学士提举江州（今江西九江）太平观，旋而复用为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十一月，拜翰林学士、知制诰。七年正月，授参知政事（副宰相），唯师礼用道德以辅朝廷，尊主威振纲纪而呕心沥血。
陈与义性格沉重，不苟言笑，待人接物谦虚谨慎。被他推荐和提拔的官吏很多，他从来不向外人流露，也不向被推荐、提拔的人表白，更不提出任何要求。因此，他在士大夫阶层中具有较高的威望。朝臣们多愿向他坦露心迹或请求指正迷津。当时，丞相赵鼎在朝廷放言：“人多谓中原有可图之势，宜便进兵，恐他时咎今日之失机。”高宗说：“今梓宫与太后、渊圣皆未还，若不与金议和，则无可还之理。”丞相的意思是，多数人主张打回汴京，收复中原，若不如此，恐怕将来因失去机会而受到追究。而高宗则认为，二帝被掳，连同太后、嫔妃、宫女都在金人手里，若不议和恐难于返回。陈与义听了之后，赞成丞相的用兵，反对高宗的议和，便婉转地说：“若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万一无成，则用兵必不免。”高宗曰：“然。”从道理上认为陈与义的话很对，但事实上他甘心于偏安江左，以求苟延残喘。陈与义看出高宗无意收复中原，他很失望，便以病托辞退职，朝廷复以资政殿学士（授予罢政宰相的职衔）知湖州，加提举临安洞霄宫（今浙江余杭西南，宋代凡执宰大臣去位者，皆以提举洞霄宫系衔）。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十一月病逝，终年四十九岁。
陈与义一生的主要贡献在诗词方面。他青年时诗文就写得很好，《宋书》本传说他的诗词“体物寓兴，清邃纡余，高举横厉，上下陶（渊明）、谢（灵运、朓）、韦（应物）、柳（永）之间”。
这首《临江仙》词大概是在宋高宗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或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陈与义退居青墩镇僧舍时所作，当时作者四十六七岁。陈与义是洛阳人，他追忆起二十多年前的洛阳旧游，那时是徽宗政和年间，当时天下太平无事，可以有游赏之乐。其后金兵南下，北宋灭亡，陈与义流离逃难，备尝艰苦，而南宋朝廷在南迁之后，仅能自立，回忆二十多年的往事，真是百感交集。但是当他作词以抒发此种悲慨之时，并不直抒胸臆，而且用委婉的笔调唱叹而出（这正是作词的要诀）。上片是追忆洛中旧游。午桥在洛阳南，唐朝裴度有别墅在此。“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句，的确是造语“奇丽”（胡仔评语，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四），一种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宛然出现词人心目中。但是这并非当前实境，而是二十多年前浩如烟海的往事再现而已。刘熙载说得好，“陈去非……《临江仙》：‘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此因仰承‘忆首’，府注‘一梦’，故此二句不觉豪酣转成怅悒，所谓好在句外者也。”（《艺概》卷四）下片起句“二十馀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凉。”一下子说到当前，两句中包含了二十多年无限国事沧桑、知交零落之感，内容极充实，运笔也极空灵。“闲登小阁”三句，不再接上文之意进一步抒发悲叹，而是直接去写，作者想到国家的兴衰和自己的流离失所，于是看新晴，听渔唱，将沉重悲愤的情感转化为旷达之情。
这首词节奏明快，浑成自然，如水到渠成，不见矫揉造作之迹。张炎称此词“真是自然而然”（《词源》卷下）。然“自然”并不等于粗陋浅显，这就要求作者有更高的文学素养。彭孙遹说得好，“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亦率易无味。如所云绚烂之极仍归于平淡。……若《无住词》之‘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自然而然者也”（《金粟词话》）。
陈与义词作虽少，但却受后世推重，而且认为其特点很像苏东坡。南宋黄升说，陈与义“词虽不多，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一）清陈廷焯也说，陈词如《临江仙》，“笔意超旷，逼近大苏。”（《白雨斋词话》卷一）陈与义填词时是否有意模仿苏东坡呢？从他的为人、诗作可以看出，他并不是有意模仿，而是感情的自然抒发。陈与义作诗，近法黄（庭坚）、陈（师道），远宗杜甫，不受苏诗影响。至于填词，乃是他晚岁退居时的遣兴之作，他以前既非专业作词，所以很不留心当时的词坛风气，可见并未受其影响。譬如，自从柳永、周邦彦以来，慢词盛行，而陈与义却未作过一首慢词；词至北宋末年，专门雕饰，有矫揉造作之感，周邦彦是以“富艳精工”见称，贺铸亦复如是，而陈与义的词独是疏快自然，不假雕饰；可见陈与义填词是独往独来，自行其是，自然也不会有意学苏（东坡）的。
不过，他既然擅长作诗，晚岁填词，运以诗法，自然也就会不谋而合，与苏相近了。以诗法入词，固然可以开拓内容，独创新意，但是仍必须保持词体本质之美，而不可以流露出直粗疏，失去词意。苏东坡是最先“以诗为词”的，但是苏词的佳作，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永遇乐·明月如霜》、《洞仙歌·冰肌玉骨》、《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虞美人·乳燕飞华屋》诸作，都是“如春花散空，不著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夏敬观手批《东坡词》，转引自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评词者不可不知此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