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以前蒋介石收回汉口的租界并于1927年3月24日迁入南京，几个外国使馆遭到蒋的部队的攻击，多座城市被劫掠，许多外国人被杀害。这些行动的轻易得手使国民党的领导人相信列强不会用武力来保卫他们的侨民，现在把外国人从中国赶出去的机会来了。因此，国民党要求归还天津和上海的租界以及北京的使馆区。在一些西方人看来，这些事件预示着义和团局面的全部重演。但是中国人玩过了头，列强被赶得太快了。当上海受到威胁时，外国人立刻做出了反应，从中国内地召来军队，上海的防卫得到加强，英国人派来了一整师的兵力，其中包括冷溪近卫步兵团，上海严阵以待。
10.“老辣的眼睛”巴特勒将军
起初，当中国的形势险峻之时，美国国务院在增派美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但也有一些当事人说服华盛顿要表现得更果断些。代表人物是美国驻北京公使约翰·麦克穆雷，时任亚洲舰队指挥官的海军少将克莱门斯·Ｓ·威廉姆斯。美国随后派出大量的援军驰往上海。首选驻扎在圣地亚哥的海军陆战队第四团。他们于1927年2月3日登上美国军舰肖蒙号，迅速进入公海驶向东方。然而这些还不够，美国召集了更多的海军陆战队员，在令人敬畏又颇受争议的斯迈德利·达灵顿·巴特勒准将的指挥下组成第三旅。巴特勒是一个在镇压义和团起义中受伤的老兵，媒体夸张地称他为“老辣的眼睛”。将驻扎在上海的第三旅包括第四团、第六团、第十团的一个炮兵连和一个坦克排，第五工兵连，还有后来的第十二团。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个飞行中队、第三战斗机中队、第一侦察中队向这些部队提供支援。飞机驻扎在离海河入海口10英里远的新河村（天津下游25英里靠近塘沽的地方），旁边就是标准石油公司的院子。
当蒋的军队从上海一路向北横扫时，美国人决定把该海军陆战队旅的大部分人马派往天津，借以保证北京的美国人在紧要关头能随时撤到海边。这些部队于1927年6月4日开始陆续抵达天津，起初都挤在城里，后来找到了很多合适的房子，包括仓库、私人住宅和其他建筑。一个营地建在伍德罗·威尔逊路（今解放南路），另一个营地建在马场附近。
1928年2月，该旅的力量达到顶峰，包括驻天津的3372名官兵，驻上海的第四团1226人，总共4598人。再加上原先保卫北京使馆的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和属第十五步兵团番号的900人。
海军陆战队的到达立即对中国人产生了影响，也对第十五团的人产生了影响。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哨兵报》中写道：“牵引车和75毫米火炮让中国老家伙惊呆了。看起来他们当回事儿了。”
对第十五团的影响也是多样的。一方面，该团从平常在天津的突出地位降级为归属更大的海军陆战队领导。巴特勒的官衔也高于1926年5月接替康纳的约瑟夫·卡斯特纳准将，而且，“根据一个秘密协定，在危机时刻第十五团应该放弃维护条约的任务而听从巴特勒指挥”。耐人寻味的是，虽然第十五团18个月以来同海军陆战队员共同驻扎在一个城市里，但《哨兵报》故意不提大部分海军陆战队的行动，当然田径比赛和射击场上的比赛仍在继续。第十五团在天津总是比别人优秀的一面也受到挑战：它着名的“过分整洁闪亮”的阅兵和仪式。尽管如此，正如一名观察家所说，第十五团保持了它显着的地位。
对于重大的事情，巴特勒坚持认为（原先的）陆军就是“条约部队”，有自己在中国单独的任务，而且他在和第十五团合作时，他的部队总是公然保持距离。实际上，“巴特勒小心地把他自己和他的海军陆战队员跟第十五团区别开来”。他不能过分强调他的部队是“一个独立旅”，这个旅的指挥官“只对亚洲舰队的指挥官负责”，在任何情况下海军陆战队员不得听从“海军陆战队军官以外任何军种军官的命令”。一位学者曾经说：“因此海军陆战队员独立于整个条约框架之外并完全忽视条约的规定，例如保卫城市周围的中立区和到海边的铁路线——完全采取拒不合作的方式破坏盟军的积极性。”
对于驻天津的其他盟军将领，通常由一个日本中将牵头。尽管巴特勒的军衔仅居第二并且是天津最大的部队的指挥官，他却总是跟别人保持距离，一般不参加任何盟军的计划和行动。他有几次拒绝同日本人合作，认为这是限制日本人行动的有效方法，对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有利。一位学者提出，巴特勒1927—1929年在天津任职期间，是美国在中国作为能够牵制日本的一股力量的最后时光。
对于自己国家的政策，巴特勒采取“不感情用事，怀疑地预测”的态度，从在中国的比较开明的美国人当中显露出来。对于他的立场，美国人里的鹰派人物（美国商业利益代表和美国驻中国的公使），约翰·麦克穆雷把他视为懦夫。巴特勒则认为他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而没有使用帝国主义通常之口吻 “生命和财产”的措辞。他把跟他作对的“自私自利惹麻烦的人”赶走，把自己纳入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和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的阵营。当认识到美国人必须干预时，柯立芝政府表现出一种支持中国人的姿态。巴特勒的观点与此相吻合，他还经常对长期遭受苦难的中国人和他们“自治的最高理想”表示同情。他在最后的报告里写道，他希望能避免伤害中国人并拒绝附和其他国家采用好战的思维方式对付中国人，尤其是来自英国和日本兵营的阴谋。简而言之，正如巴特勒所说：“我们的暴行给中国和中国人留下的痕迹或创伤越少，我们留给中国人去抚平的伤痛也就越少。”
巴特勒和华盛顿的领导层都反对麦克穆雷的观点，麦克穆雷顽固地主张美国人必须投入大规模军力对付中国人，华盛顿认为应该采取安抚的办法，这样至少可以维持现状。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巴特勒接到的指示是“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同中国人的矛盾和冲突”，“在涉及到他们的武装内战时要严格保持中立”。
巴特勒关注的却是他认为更严重的问题：日本的威胁正不断扩大。
麦克穆雷为此很沮丧，他抱怨华盛顿似乎“连治外法权这样的事情”都铁了心想放弃。此时，美国人在华有两个权力中心：一方面是北京的外交官，另一方面是巴特勒领导的驻扎在天津的海军陆战队，显然军方成了比较温和的一派。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通常有亚洲舰队的常驻海军指挥官撑腰，起初是舰队司令克莱伦斯·S·威廉姆斯将军，1927年以后是舰队司令马克·L·布里斯托将军。
蒋介石恢复了他的北伐，并通过军事行动收买军阀，广泛使用宣传手段，于 1928年6月8日昂然挺进北京，将北京改名北平（“北方和平”），并把国家的首都迁到南京。直隶省被改名河北省。随后，很明显蒋会成功地夺取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盘，并在以南京为首都的或多或少统一的国家里建立一个可行的政府。与此同时，日本军队不止一次对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发出威胁。结果，美国亚洲舰队的司令，海军少将马克·L·布里斯托——1927年9月9日接替威廉姆斯将军——决定“通过减少华北的海军陆战队的数量向中国人做出一个友好的姿态”。1928年夏天第三旅开始撤出，1929年1月20日，除了驻扎上海的第四团以外，其余的海军陆战队也撤离中国。着名的天津报纸《京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对他们的离去表示惋惜，文中说“他们和我们并肩度过自1900年以来华北最危急的时刻”，“他们只是作为国际驻军的存在就起到了在危难关头稳定局势和人心的作用”。
11.“舞台上的布景搭好之后，日本就会拉开帷幕”
到了1928年末，蒋介石在不尽稳固的基础上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这种基础也永远不可能稳固。北伐的军事行动与日本人发生了冲突，这也为中国历史上的下一轮重大事件埋下伏笔：日本人侵占满洲和其他地区，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日战争的爆发。蒋的南京政府在1928年7月25日到12月22日期间同多个国家签订了条约，国际社会正式承认南京政府和它对关税的完全自治权。1929年至1930年签署的进一步协定里，九个国家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特权，尽管法国、英国、美国和日本又把它们的特权保留了一些时候，英国人和美国人到1943年1月11日才正式结束他们的治外法权。
正如康纳将军早就预见到的，一个新时代来临了，尽管盟国和美国人在中国仍然维持着主宰地位。对于第十五团，北京的麦克穆雷最终承认中国内部的发展，“实际上，让《辛丑条约》框架下规定的美军保持北平到海边畅通的主要任务被搁置起来”，虽然《辛丑条约》的权利没有放弃免除。不过，考虑到“眼下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不可能成功地维护这个权利，另外美国目前的政策是“不试图……坚持这样的主张，否则只能是对这个国家尊严的触犯、扼杀和侮辱”。换句话说，保持北京到海边的畅通已经“不再是美军的主要任务，而不过是一种可能性，与保护天津地区美国人生命的任务相比是次要的”。
麦克穆雷采取的这个新姿态需要美军给自己一个新的定位。1928年6月2日他在写给卡斯特纳将军的信中提出了这个新姿态。他首先考虑的“不是有组织的战争的情况，但是最坏的是可能发生的暴乱或偶然事件和中国人不同派系武装力量之间漫无目的的自相残杀”。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建议卡斯特纳将军采取行动时不要考虑其他国家的指挥官的倾向，因为，“那只会触怒中国人，很可能产生不必要的冲突并导致真正严重的事态”。对中国人来说，美军应该“表现得不偏不倚”，并符合保护美国公民生命的需要，“避免任何对中国人的军事行动的干预”，或者干预中国老百姓的运动，也避免“不必要的对中国人情感的冒犯”。美军部队应该呆在天津联合防卫计划中指定的区域，“在此防线内可以任意限制中国士兵和老百姓的行动”，拒绝一些联军指挥官想要建立的新的外围防线。卡斯特纳奉命保持超脱的姿态，如果“其他国家军队的挑衅或鲁莽行动”牵连美军，对这样的提议在必要时可以采取“坚决反对”的办法。
第十五团的团部对麦克穆雷公使的来信做出回应，不久即召回长期驻扎在唐山保卫铁路商店的小分队，除了永久驻扎在秦皇岛射击场保卫和维护装备的小分队外，团里的所有人马被集中在天津。
这些变化对第十五团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在中国的地位将从此显得愈发多余，最终随着日本力量的增长而变得更加危险。
在更大的范围里，日本的崛起源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时期，明治天皇把首都从京都迁到东京，他的统治从1867年持续到1912年。在这个时候，日本沿着西方国家的路线开始了一个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时期。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对这个过程起到的作用尤为显着，其结果使日本在中国被削弱的基础上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日本开始统治满洲和朝鲜，于1910年吞并了后者。1904—1905的日俄战争进一步巩固了日本在北亚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地位。始于1912年的大正天皇统治时期，一直持续到1926年。大正时期，日本站在同盟国一边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导致它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产生了把中国变成附属国，在远东建立日本优势地位的政策。日本也暂时得以控制原先德国人在中国特别是在山东半岛的租借地。
裕仁天皇统治下的昭和时期始于1926年，其特征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这是从大正时期相对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政策的一种倒退。也出现了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对西方文明的部分否定以及日本旧思想的复苏。陆军和海军取代平民政治家掌控了政府。后果是在不断恶化的局势中，第十五团最终从中国撤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正如前面提到的，1927—1929年巴特勒将军在天津任职期间，标志着美国在中国作为能够遏制日本的一股力量的最后时间——避免了一次几乎不可能比以往更加严重的干预——从那时起，太平洋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规模爆发的一部分，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美国的探险家罗伊·安德鲁斯这样评论：“就像所有了解东方的人一样，我确信舞台上的布景搭好之后，日本就会拉开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