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兵每年都要通过拼刺考核，这是团内训练日程的下一个项目。拼刺训练通常是秋季活动的第一项，地点一般在天津，也有些时候在唐山。这项训练强调“拼刺刀所表现的战斗精神”。美国内战时流行的一个故事对此有最好的诠释。1865年，美国陆军部长说：“没有人能奈何南方军，他们被打败后就会退到南方的沼泽与河口地带，你却还没有能抓住他们的渔网！”一个不知名的将军说：“我们有。无论他们在河口地带或任何地方，我们给叛国者准备好了渔网。”“啊？什么网？”“河口网！”然后，“他用叉子特别强调了这个玩笑，猛地插进一个鱼丸。”
这种精神或许在一首匿名诗《自由的刀锋》里有更好的体现，诗中骄傲地宣称，“我就是刺刀”，“我是耶和华的惩罚”，“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人类被释放的灵魂”，“我是勇士的战友，我是胆小鬼的复仇者/我是勇气的化身”。“刺刀也是那些被杀害的小孩和被蹂躏的妇女的复仇者”，它是“文明的希望、暴君的厄运”；它是“对上帝的敬畏”。
1932年，团里采纳了一个不太具有挑战性的新式拼刺训练，训练周期里的这一部分变得异常容易，步兵连的士兵都成了百分之百合格的“能手”。《哨兵报》解释说：“清除了弹坑，免去了以前的危险，膝盖和腿脚不好的士兵现在达标都没有问题了。”
7. 天津南部的土城、黑牛城
该团完成了刺刀达标训练从靶场回来之后，秋季和春季的演习、野外训练，尽可能地在天津及其周边范围的训练设施内进行。部队在军营附近的空场或南部的旷野操练，这一地区“大多是灌渠、蔬菜园和砖窑，从7月到9月浸泡在水中，要么就变成沼泽”。再往外走，才是一片开阔的平原，“没有蔬菜园，仅有几条沟渠，向南延伸了四五英里。”在波特上校手下担任该团作战处长的查尔斯·L·伯特上尉，对这里的条件感到遗憾，认为所能做的“只是一些初级训练，让部队进行攻防演练完全不切实际”。他回忆说，“该团有时被部署到紧急防御位置，作为国际联军天津防御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缺乏热情和协作的计划”，“在战术计划上，没有同公使馆、联军，甚至第十五团内部交流意见”。
这种观点未免过于悲观。尽管环境有限，多年以来第十五团一直坚持掌握在当地可能进行的防御部署，为可能面临的敌对武装做好准备，以这种模式训练的第十五团比在和平环境下训练的其他美军部队更加出色。《哨兵报》的一篇社论说：“星期二是演习日，对士兵来说不过是多了一天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远足，徘徊于沟渠之中，走在古老的墓穴旁边，穿过肮脏的散发出恶臭的村庄。所有训练计划都是有目的性的，那些想弄清事情缘由的人会发现，这是按照高标准把该团打造成一支能随时承担各种任务的作战部队。”
一篇文章描述了这种场合下常见的景象：“不久，你就会看到长长的队伍伴随着我们非凡乐队演奏的曲子，在清晨时分鱼贯走出军营大门，他们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蜿蜒前进，穿过肮脏的村庄，到达前德国军队的靶场进行日常作战训练。勘查整个地区的地形，自己做饭……机枪部队、榴弹炮和战壕迫击炮部队也一同前往，我们小小的一个团看上去像一支开往前线的大军。”给养军士和炊事员带着移动炊事车，在部队训练中同样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用一位评论员的话来说，演习成功和达到目标，大概首先是士兵“费力地读完100本训练手册”，然后才是“猛攻美军防御地段中一切可能出现的中国据点”。部队为此配备了在天津内外美军防御和演习区域的地图，图上标明重要的村庄和地点。
在各种训练中，该团多次占据重要位置，“每一个防御分区的春天、夏天和秋天的味道都是如此熟悉，一个地面侦察员甚至在暗淡的月光下也能立刻定位”。在重要的位置上有一个“被演习折磨的村庄”，它在黑牛城一带，该团“频繁攻占和夺回该地，这个战略村庄的居民觉得，要是有一个月美军没有对他们平静的住所发动猛攻，对他们来说就算是丢脸的事了”。当村民们看见一支先头部队在严冬快结束的时候向他们走来，“他们就会向士兵们欢呼，因为这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春天”。毫无疑问，“这里是第二营和第三营最喜爱的猛攻目标，因为从军事角度上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攻击可以及时完成，这就容许获胜的突袭部队及时返回军营用餐”。
另一个见证大规模“行动”的村庄是土城，土城“位于大沽路上人口众多的中心地区，大沽路就像天津的古罗马亚壁古道。偶尔这里也会发生真正的军事行动。当中国的内战在直隶省省会天津汇集时（一向如此），大沽路就成为驻华美军关注的地方，他们在这一带频繁地巡逻，来回穿越肮脏的道路。情况危急时就会在土城设立一个警戒哨。第十五团士兵中如果谁还没有在土城完成至少一次24小时的哨所警戒任务，那他一定会觉得矮人一等”。
地图上还有其它出名的标志性建筑物，其中一个就是“比利时屋”，这个名字的渊源已经淹没在历史之中，“眼下它的主要功能是给据守在堤岸上的机枪手当做估算距离的参照物”。“想象中的敌人习惯性地沿着津浦铁路线向东行进，第十五团与之多次发生不流血的冲突，在天津郊区的李七庄是适合演习这种场面的地点”。还有铁路第二十二工段工房，“这是津浦铁路支线上一个有名的参照点，与我们南部的防线平行。在团里的战术演练中，扮演敌军的红方部队不可避免地被永远获胜的第十五团打败和消灭之前，通常在这里下火车”。因此，对于“久经演习的老兵来说，第二十二工段工房在历史上享有盛誉，可以跟德国镇战役中的石房子、阿拉莫战役中的第十四号碉堡相提并论”。
在防御地带与这些训练相关的是“估算距离比赛”，比赛中士兵要展示他们对于“在中国进行防御”地带的了解。估算靠的是记忆，“完全仰仗对防御区域和警戒地带每个部分的熟悉程度”。
8. 长年不断的训练周期
秋季演习通常还伴随着驻华高级军官和来访贵宾的视察。例如在1931年，第十五团的野外训练就是在担任观察员的约翰·L·海因斯少将挑剔的目光下进行的，他曾经是陆军的参谋长，当时在马尼拉担任菲律宾部的司令官。第十五团给这位来访的将军留下深刻印象。
各种奖杯的颁发通常也在深秋季节，20世纪30年代初颁发了“泰勒军事技术奖”的徽章和奇卡牟加旗帜，奖励在上一年度训练中达到最高标准的连队。
团里的训练同一些纪念活动也联系在一起，例如阵亡将士纪念日、一战停战纪念日、组织日、7月4日美国国庆日，还有其他一些举行正规阅兵式的场合。
寒冷天气到来的时候只能进行室内训练。包括每年一度的军官学校，教授的课程为膳食管理、钉马掌、化学武器战争以及炮兵在攻击和防御中的运用。有时还包括地图知识和实际运用。其中一项训练是设想第十五团参与了“红军”与“蓝军”在宾西法尼亚州盖蒂斯堡附近的一场战争。泰勒上校和他的参谋以及团里的营级指挥官，假设把司令部驻扎在坎伯兰山脉的一个点，第十五团奉命沿着钱伯斯堡峰向盖蒂斯堡移动。下达命令时考虑到了时间和地点的问题，但最终还是广受批评。
同时，团里的一些士兵学习了陆军通迅课程，通常为了在军官后备队得到提升或任命。
《哨兵报》经常通过发表以技术性为主题的专业文章来起到教学作用。团内有些人对外国军队的军事理论感兴趣，哪怕是像瑞士这样的国家。1933年春天，报上发表了艾米利·桑德莱格将军的系列文章，此人曾任瑞士军队的最高长官，在步兵攻击方面颇有着述，被人们普遍看做是欧洲最杰出的军事思想家之一。
团里的活动不仅仅是书面上的。冬季的几个月还进行军事技能比武，1926年的比武包括23个单独的有车辆运载和徒步的比赛项目。所有比赛都被认为是“在各个组织之间展开友好竞争，建立训练的系统，以便能最大限度地使官兵受益；他们还提供了一些比较方法，对于部队全体官兵都极有意义。这样做的最终目标在于教育每个人，让他们有欲望达到军事活动和效率的最佳水平”。
作为一个传统，训练周期的要塞防守阶段总是以行军耐力测试来结束。例如，1927年3月5日星期六的早上，该团405名士兵开始艰苦跋涉，行军路程8.558英里。最终获胜的G连仅用1小时29.5分钟，平均时速5.73英里。仅有6人没能完成这次令人精疲力尽的比赛。纽威尔上校对于团里的表现非常满意，奖励全团一个特别假日，“谨表他对大家的谢意”。
士兵们的注意力随后被引向另外一些活动，这些活动把训练年度带入更活跃的阶段。团里的运动员——通常人数众多——总是对另外一种带有军事目的和实用性的比赛应付自如，即每年一度的力量比赛。比赛的宗旨是选出最强健的个人和总体上最强健的连队。一般情况下举行五项比赛：100码短跑、疾行跳远、疾行跳高、推铅球和投掷手榴弹。一个幽默的人想知道，“为什么在力量比赛中没有‘爬篱笆’呢？在这个项目上我们有不少好手可以参赛”。
此后，竞技比赛又一次让位给更具有军事意义的活动，特别是小口径射击，可以帮助士兵为靶场上更严肃的科目做准备。“鉴于最近军火拨款在减少”，对室内射击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使得“美国杂志上对22口径步枪的大量介绍显得尤为必要”。这种练习通常以军种之间的小口径射击比赛结束。
团里部分训练的责任由军官预备队中的军官承担。通常在春天的末尾，他们奉命转入现役进行15天的训练，其中部分人是第十五团的士兵。另外一些被征调的人包括在中国生活的侨民，很多是中国大学的教员，或是在东方做生意的商人。
更常见的情况，正如维克多·沃格尔在他的自传中所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老式陆军在美国最好的传统下已经完成了为战时各师培养指挥官和军官的任务，而现在到了新式陆军承担此项责任的时候了。”第十五团以亚洲为主导，在协助开展此项工作的过程中，增强了陆军对知识和经验的储备。大量将会高升的军官在训练周期得到这方面的培养，它在二战及以后的阶段里获得了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