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曾经感慨地说：“如不是这样，也许我创办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可能会多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亲与弟妹们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1963年，19岁的任正非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但这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就更加捉襟见肘，弟妹的处境也更加艰难。母亲竭尽全力为儿子准备的两件衬衣和一条拼接起来的被单，陪伴他度过了4年艰苦的大学生活。
任正非读大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被关进了牛棚。任正非扒火车偷偷回家看望父母。因为没有票，他在火车上挨过上海造反队的毒打，补票也不行，硬是把他推下了车。因为没买车票，被推下车后又挨过车站工作人员的打骂，后来半夜步行十几里回到家里。父母见他回来了，来不及心疼，让他明早一早就走，怕人知道，受牵连，影响儿子的前途。任正非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回学校，临走时，他父亲叮嘱道：“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溜，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他父亲还脱下自己的一双旧皮鞋送给他穿。
据任正非回忆，他背负着父亲的重托，回到重庆后已经是“枪林弹雨的环境”。但是他还是静下心来，把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课程全部自学完了。
在学校里，任正非结识了几位西安交大的老师，这几位老师经常给他一些油印的书看。任正非还自学了3门外语，当时他已经可以阅读大学的外语课本。他现在去欧美考察，洽谈业务可以不带翻译。
这样一个清贫的教师家庭对任正非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贫穷是老师，它教会人如何得以生存。中国许许多多的成功者都有过贫穷的经历，因此养成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优良品格，而这往往就是他们创业时期的爆发力所在，贫穷也因此被称为成功者的“财富”。这也为他创立华为，并把华为带上独立自主的实业之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任正非认为正是父母的无私才保证了所有子女能够生存下来。他说：“华为的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定关系，而这是从我父母身上学到的。”
1997年，我国改革高等教育制度，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任正非向教育部捐献了2 500万元，设立了“寒门学子基金”，以资助贫困学生。对知识的尊重，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教育传统，也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知识分子，对被扭曲了的文化观念的修正，而经历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更能感受到尊重知识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说，任正非的“寒门学子基金”，意义等同于“希望工程”。当时，有人提出来，基金的名字是否叫“优秀××基金”，任正非不以为然地说：“出身贫寒并不可耻，高贵而没有知识也不光荣。”他还指示华为人力资源部门要优先招收出身贫寒的大学生。他说：“贫寒的学生更能吃苦耐劳，在工作中更加能够经得起挫折和磨难。”
虽然少年时代历经磨难，但这也很好地培养了任正非吃苦耐劳、艰苦朴素和勤勉上进的优良品格。20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传统，个人生活十分简朴。他没有保镖，没有专车，没有私人秘书，每天自己开车按时上下班。他使用的是自己公司生产的华为牌手机；他自我稀释股份，让公司员工持股；他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经常到食堂和员工们一起吃工作餐，在任正非的身上你找不到一点大老板的派头。这些品格因素在不知不觉中促使华为快速崛起，发展成为一家伟大的企业。
14年艰苦军旅生涯
1968年，任正非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之后就直接应征入伍，成为当时最受人尊敬和羡慕的解放军战士。当时的中国主流价值由工人、农民和军人主导，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任正非来说，选择从军是最现实的选择。
任正非大学毕业后为什么不直接参加工作，而选择当兵？说来也是出于侥幸，他父亲的“政治”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结论，而当时整个中国已经有千千万万的干部被打倒，所以任正非就显得不孤立了。当时部队需要技术兵，任正非就成为了工程兵部队的一员。任正非的好学给他加了不少分，直到1982年转业，他在军队里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14个年头。
入伍不久，任正非所在部队奉调参加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工程，这是60年代国家在西南地区进行三线备战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建设战略大后方的军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工程就位于任正非的家乡贵州安顺地区，这使他非常兴奋，虽然因为忙于施工不能回家，但也算是为建设家乡作了贡献。
艰苦紧张的国防施工记忆使任正非的内心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悲壮情怀，虽然并不是现实的厮杀，但同样是金戈铁马、攻城拔寨，这使他日后不自觉地将创业的艰辛与战争等同起来，以讴歌将士的方式称赞华为市场部的员工们：“没有他们含辛茹苦地艰难奋战，没有他们的‘一把炒面，一把雪’；没有他们在云南的大山里、在西北的荒漠里、在大兴安岭风雪里的艰苦奋斗；没有他们远离家人在祖国各地，在欧洲、非洲的艰苦奋斗；没有他们在灯红酒绿的大城市，面对花花世界而埋头钻研，出淤泥而不染，就不会有今天的华为。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
任正非在动荡的岁月里始终坚持刻苦学习，而没有荒废自己，在部队中迅速表现出了良好的技术素养，有多项技术发明创造，两次填补国家空白，得到了军队领导和战友的一致认可。任正非以他的智慧和汗水，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写道：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使我们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的层出不穷，而唯独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自己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态得以形成的原因。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的生活翻了个个儿，因为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等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 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 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党外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主动查清了他的历史，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镶进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为豪。
任正非在部队除了学习文化知识之外，还非常注重政治学习，他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着作熟读多遍，而研读最深的还是“文革”时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
作家张力升在《军人总裁任正非》一书中写道：14年的军旅生涯虽然并没有给任正非带来多少物质利益和直接的事业帮助，却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生信念并锻造了他钢铁般的意志、执行力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也促使任正非成为优秀的实干家和宣传鼓动者。坚持学习还帮助任正非成为优秀的技术干部，但执着的个性却不能保证他仕途坦荡。不过，青春换来了最深刻的人生积淀，没有14年的军旅生涯，也许就没有今天的华为教父。
作为一个当过兵的人，任正非身上时时体现出军人所特有的风格和气质。华为也在他这种半军事化的管理下取得了卓越成就。也可说任正非的这种习惯深深影响着华为，给华为带来了非同一般的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
不惑之年创办华为
1982年，中国进行大裁军，整个工程兵全部被裁掉，任正非就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被介绍到南油集团下属的一家公司担任经理。他回忆说：“我在军营待了14年，突然从事经营业务让我感到很不适应，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就在电子公司栽过跟头，被人骗过。后来就离开了电子公司，成了失业人员。”
任正非在事业上连连失利，偏偏他又是个孝子，还要把父母亲和弟妹接到深圳来一起生活，他的小家庭最终解体了。任正非曾感叹过生活无常，爱情难测，年轻时满腔热情但感情失意，功成名就后爱人已经离他远去。
失业后，任正非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陷入窘境，而孩子的抚养、母亲的照顾、日常生活开支都让这个中年人感受到生活的压力与无奈。
也许人都是被逼出来的，为了活下去，1988年，43岁的任正非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中年朋友一起凑了21 000元人民币创立了华为公司。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43岁已经可以开始考虑如何安排退休了。
任正非为公司取名“华为”，意为“中华有为”。当时，除了任正非，可能谁都没有想到，这家诞生在一间破旧厂房里的“皮包”公司，即将改写中国乃至世界通信设备制造业的竞争格局。
华为创立之初，主要是代销从香港进口的一种HAX模拟程控交换机，靠价格差获利。当时，代销是一种既无风险又能获利的方式，任正非经过两年的艰苦创业，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但与别人不同的是，任正非在创业初期就显示出了非凡的远见卓识，他发现国内在程控交换机技术上基本是空白的，并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对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巨大需求，于是，他果断决定由代销转为自主研发程控交换机，将华为的所有资金投入到产品研制中。
这次孤注一掷的“冒险”之举没有让任正非失望，仅半年时间，华为就研制出了C&C08交换机，并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空白。由于价格比国外同类产品低2/3，功能又与之类似，推向市场后很受欢迎。任正非确立的自主研发的策略，为华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主研发也成为华为日后傲视同侪的一大资本。
1991年12月，华为首批3台BH–03交换机包装发货。到1992年，华为的程控交换机批量进入市场，当年产值即达1.2亿元，利润过千万。此后，任正非每年都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研发，每年至少将10%以上的收入投入技术研发，这成为日后华为打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优势竞争力，成就国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