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再说汉朝。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朝派霍去病两次出兵河西击匈奴，最后到达今酒泉到居延海一带地方，彻底结束了匈奴对河西地区的统治。这次军事行动，除浑邪王等部的数万降汉，最后向东迁移，别置属国归汉朝统一管辖外，还有许多小的民族西迁，如单桓王被俘，后部众西迁至天山北重建单桓国；焉耆王归降后，焉耆人众西迁在原敦薨人所居敦薨之旁水建立了焉耆国；龙勒人由今敦煌西之汉龙勒县西迁至罗布泊周围建立政权，史称楼兰国等。随着汉朝对河西地区的开发、经营，在祁连山麓生活的羌人、小月氏人，也有零零散散向敦煌西南迁移的，如黄牛羌、白马羌、葱茈羌和小月氏狼何种等。还有匈奴人离开河西时，也有一部人向西迁移，到达今吐鲁番、吉木萨尔一带地区，后来匈奴在西域统治力量一度加强，与匈奴人在西域的数量增多有关。
东、西方民族的大规模频繁迁移，无疑对今新疆地区的各民族发生重大影响，特别是交通沿线上民族所受的影响就更大。
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天山东部阿拉沟发掘了一批墓葬，时代断定为战国至汉，出土物中的铜器方座，“是塞克文化中的典型文物”，虎纹圆金牌，“也被认为是塞克族的文化遗物”，这说明塞种人当时在这里生活过。阿拉沟在吐鲁番至焉耆的通道上，塞种人生活在这里，必然影响敦薨之水流域居住的敦薨民族，迫使其经过罗布泊，进入今敦煌地区；或南下至且末、尼雅一带。张骞经过河西西部时，可能是从小月氏那里得知小月氏西接敦煌地，不过此时的敦煌人已大批西迁，遗留的零散帐落很少，或隐于山谷间，所以张骞的报告中不曾提出敦煌人，而仅仅说有敦煌这个名称。敦煌之得名，无疑是敦薨人居此后的称号，经过小月氏人的口译，张骞就以“敦煌”二字记录下来，流传至今。
敦煌人从今敦煌大批西迁，当在匈奴占领河西时，《匈奴列传》记：右贤王西击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此时已不提敦煌。此楼兰一名，当与龙勒同源，后又译为牢兰，此族原居地在浚稽山南之龙勒水上（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脉东南），后来南迁至河西西，汉龙勒县的命名与此族有密切关系。右贤王征服的楼兰，是否即黄文弼等发现定位之罗布泊北岸，不能定论，或许当时即在汉龙勒县地，后来又西迁至罗布泊定居。提出这个问题，一是罗布泊在月氏西迁的大道上，如果楼兰人先已居此，就有被月氏裹胁西走的可能，二是汉置龙勒县，已离月氏西走近百年，如果无楼兰遗民在此留居，这个名称就失传了。所以不论《史记》的注释，或考据家的推测，对于这样一个“引弓之民”国来说，不能不考虑它的流动性。匈奴这次在西域并未向塔里木盆地推进，而是由罗布泊北上，“诸引弓之族，并为一家”，并不提城郭之国，就是证明。在塔里木盆地周缘，多是城邦农业居民。这样，就可以说明，塔里木盆地南缘即后来所称的天山南路，匈奴人没有到达。敦煌人离开敦煌以后，不能返回原居的敦薨之地，就沿阿尔金山西移，到达且末至尼雅间，居住下来，并与前已直接由敦薨迁来的同族会合。其中的一部分人逐渐从事农业，族名被译称为“吐火罗”。当然，也有被大月氏、乌孙裹胁西走的。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既然敦薨、敦煌、吐火罗为一族，历史延续，为什么在《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中所列诸国不提南道上有此族、此国，其他纪、传中也不见他们的活动。我们只能作这样的分析：一、大月氏西迁没有大批的从南道通过，而是小股分散迁移，我们知道西域南山中有月氏人，只是从三国时的记载，可见南道上的城邦国在月氏西迁时没有受到冲击，政权仍存；二、匈奴的大批军队也没有深入南道，只是“赋税诸国”，国家没有被消灭，所以当道诸国继续保持名号。而新迁的月氏、敦煌人，有的避居山谷，不受当地政权管辖，就是进入诸国之地者，也是零散小部落，无力推翻当地政权，只能接受当地政权的统治，把名号湮没于且末、精绝、拘弥等名号之中。玄奖所记的睹货逻故国（今安得悦），正当汉代且末、精绝、戎卢三国间，这里当时没有国家政权，此吐火罗人归何国管辖，无从考知。从且末（人口1，610）、戎卢（人口1，610）、精绝（人口3，360）人口看，睹货逻故国的人户不会太多，最大不过数百人而已。数百人的小部自没有独立政权，所以就不能列入三十六国之中。
三
睹货逻故国的人当时虽然不多，但不等于汉代中国境内的吐火罗人就很少。当时，我国的吐火罗人数量不少，分布非常广泛。
要说明这个问题，必须从这个族名的译名开始。
秦代以前，这个民族是没有文字的，现代所称的吐火罗文，是后来吸收西方字母改写而成的。
世界上最早记载这个名称的，是中国的《山海经》，书中虽未记有敦薨族、敦薨人或敦薨国，但方位明确，而且书的主题是以山海为经，记载各地奇异，所以没有把人文情况记载下来。
希腊学者斯屈拉仆记载Tochari（吐火罗），约当公元后初年，这比《山海经》至少晚二三百年。而且这个记载又经过多次口译，辗转中难免有差异出现，这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东西方语言本身固有的特点，这不能不对译文带来差异。
烈维（S．Levi）在《吐火罗语》中，根据《率利文残钞本》中Drwn=Darwan，释为“敦煌”，并认为“希腊文译文Throana，盖本此伊兰写法”。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一文把这种说法归纳为：“敦煌率利语之Drwn（Darwan）希腊语之Throana”，并极为反对。伯希和氏也反对贝烈的类似说法。
东西方学者对吐火罗一词的各种文字记载写法作了许多音韵学方面的考证，无疑是有益的，不能否认这种科学态度。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各种语系、语族的民族语音习惯有自己的特点，同一民族语言又有方言上的极大差别，这是东西方民族共同的现象。就汉语而论，汉代以前，共同使用汉语的地方，方言差别很大，所以注《史记》、《汉书》称“音义”，既标音，又释义，这个发音统一化的过程经历了两千多年，官方出版了不少音韵着作，至今南腔北调仍然差异很大，甚至同一省的人说话还有互不相懂的现象，何况江南、塞北。这种状况，如伯希和氏所用的北京官话用来解释古音，就不免有些脱离实际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后汉书·南匈奴传》记，匈奴有“左、右斩将王”，《晋书·匈奴传》作“渐将王”，《通志》同。斩、渐的正伪问题考据注释家作了不少论证，未能定出谁是谁非。如果以今日之标准音，渐读为jian或jian，斩读为zhan，声母差别极大，显然不是同音字。但是，在今甘肃武威县的方言中“渐”确实读作“斩”“逐渐的”就读为“逐斩的”，可见魏晋以前渐和斩是同音字，后来分开了。
汉代以前，中原人用汉文译边疆地名、族名、人名有一种习惯，即不管原文为多少音节，多用一两个音节标示，这在《汉书·西域传》等书中不乏其例。如Kustanr（Gostana）为于阗（和田），Khwarism为欢潜（花剌子模），Oxus（Vakas）为妫水（乌浒水），Kabul为高附，Talas为都赖（塔拉斯），Saka为塞种，Bactriane为大夏等。至于后来南北朝隋唐时期中亚地区汉文史书中所见的米国、康国、石国、史国、安国、曹国、何国等，更是将多音节的字译为单音的结果。关于这事，王莽还愚蠢地强迫匈奴人实行过。《汉书·匈奴传》记：王莽执政时，曾下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即不得在族名、人名中出现两个音以上的名字。匈奴单于囊知牙斯迫不得已，即上书改名为“知”。这种行为，正是当时一种思潮的反映，也说明他们对汉语以外其他语言的结构根本不懂。
因此，我们在研究汉代译名的对音问题时，必须在科学分析音韵的同时，还要考虑到三种实际情况，一是东西方各个民族发音、语言等固有的特点：二是汉语古音、今音，各地方言存在着的差异；三是汉文译名的一些传统习惯等。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合乎科学的态度和事实求是的精神。
“敦煌”一词，现在标准读音为Dun－huang，而实际在河西地方的一某些方言中“煌”字带有很重的喉鼻音，介于huang-hong二音之间。Talas《汉书·陈汤传》译为都赖，至少是将第一音节的Ta变为Du，由清变成浊音。这样，希腊文中之Tokhara，率利文中的DarWan，回鹘文中之Twxry，藏文中之Tho-Kar，Thod-gar互转，就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