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书的结尾，作者提出希望“搜集资料的考古学家必须开始认真、仔细地思考资料被分析、被描述的方式”，以便“进行对比以及探究其相互关系”。
（二）《考古学——关于其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2]
本书是张光直先生的另一重要著作。书中对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做了系统的梳理。
在60年代美国新考古学运动发生之初，张光直先生即深深地卷入了当时的理论论辩之中，他对族群、聚落、文化等概念的颇富常识又充满逻辑的阐释，极大地拓宽了同代和后学的思路。本书即是当时论辩的产物之一，主要涉及的是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即使偶尔使用一些考古学史和中外考古的具体例子，也纯是为了使理论概念更为突出和清晰。可以说，考古理论乃是本书的灵魂，而本书则奠定了先生一生辉煌学术成就的基石和灵魂。
（三）《考古学专题六讲》[3]
该书收入了张光直于1984年8月22日至9月7日在北京大学考古系作九次演讲分七个题目中的六个题目。这些讲题都集中在中国考古与一般性问题之间的联系上，体现了张先生对这种联系的若干看法。
全书共分为六讲。第一讲是“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第二讲是“从世界古代史常用模式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在这两讲中，张先生一方面介绍了西方学界解释人类文明起源的几种理论模式，并藉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另一方面则反过来根据中国古代社会若干具体特征，重新检验西方学说在应用上的普遍性和局限性，而将人类古代文明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区分成“突破性的”（西方式的）和“连续性的”（非西方式的）两种。
第四讲是“考古分类”，第五讲是“谈聚落形态考古”，这两讲主要在谈考古学的两种基本方法——考古分类和聚落形态研究。张先生以为“考古分类”的目标，乃是要透过语言所代表的分类来了解古代生活，以器物的分类作为中心点和基本点，而进一步地去研究文化的分类。“聚落研究”探讨的焦点则是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套方法包括四个步骤：第一，聚落单位的整理；第二，同时各聚落单位的联接；第三，各聚落单位在时间上连续成串；第四，聚落资料与其他资料关系的研究。
第六讲是“三代社会的几点特征—从联系关系看事物本质两例”，这一讲所讨论的是考古学方法论上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从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关系，来追寻和证明各种现象的本质”。为探讨这个课题，张先生特以三代的“艺术”和“都制”做为例证，证明“艺术和都市在古代都与政治权力的追求和传递有密切关系”，说明从资料中所见到的种种事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归结而言，他以探究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乃是追寻三代社会本质的关键。
（四）《中国考古学论文集》[4]
现代中国考古学的主要渊源是中国传统上的史学以及作为传统史学附庸的金石学。从传统史学到当代中国考古学中间相接的桥梁是宋代以来的金石学与1928年到1937年的殷墟发掘。考古学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一支，它的主要功能是重建史前史并且辅助文献史料重建古代史。根据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资料，我们可以研究中国言语明起源的程序与动力，并且可能性研究中国古代言语化与社会的内容，也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底层。由于中国文明的古老与连续性，这些中国史前史与历史发展的资料是极其丰富的，在世界史学界里占很大的份量。
（五）《商文明》[5]
本书是综合作者在写作期间所有可以利用的材料而撰写的一部简明而又事例的中国商代（公元前18～12世纪）文明史。
本书是一部有里程碑意义的商史著作，它区别于其他商史著作的特点是：作者倡导多学科整合的而不是单学科的研究方法；用人类学眼光对某些关键问题比如商王世系、王位继承制度和资源流通的研究；对于传统文献所采取的审慎态度，本书打破了商史编纂学已有的模式；把商文明放在世界文明史上观照并试图寻找人类社会一般法则的积极态度；把商文明的发展和自然及经济资源相联系的做法；通过聚落考古研究商文明的发生、发展的思路；把夏商周视为并行发展的文明的见解等等，虽然有的观点已经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有所涉及，但在这部整合的著作里，仍然具有特别的意义。
作者在《前言》中提到写这本书至少有三点理由：首先，由于商史编纂学已经形成的路子，商文明的研究者传统上都是文献、甲骨、金文和考古等专注于某一些特殊材料的独立的学科里培养出来的。所有这些材料都是重要的。但是，每一门学科不可避免地侧重于商文明的某几个或某一些特殊的方面。因此，需要有这样一种研究把所有这些材料整合起来，并希望提供给人们一个比基于任何一种单独的材料所得到的都要完整的商代历史的图像。其次，过去十年中国有关商代遗址和遗物的考古发现，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一独特文明及其起源的知识，引起我们对我们所抱持的关于商代社会性质和商代历史特点的某些观点的质疑，另一方面也迫使我们反思我们关于商文明研究的某些基本前提。有鉴于此，本书不单是对我们已知的和熟悉的材料综述，它还将激励我们在商文明研究的关键环节上追求新的认识和新的理解。第三，我们对商文明的认识目前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使我们能够尝试把商代社会放在比较的背景中，这对我们在世界文化的范畴内理解商文明是必要的，对于世界史学者（还有比较社会史家和进化论派的人类学家）归纳或者至少评估人类文化一般进化模式也是必要的。
全书分两大部分共七章。作者在绪论中对传统史学研究商代历史的五种不同路径，即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骨和卜甲、考古学、理论模式（史料学和马克思主义）作了简要的描述，指出这些手段尽管“都是必要的”，但史料学中的理论是“无序的、不明确的并且不能检验”，所以，需要一个“普遍适用”的中介理论模式来帮助我们把史料和理论结合在一起。这个中介理论模式即是跨文化比较。“文化和社会行为的民族学规律可以跨文化地总结出来。‘近年来，许多跨文化的研究见诸报道……这些研究通过文化对比寻求人类行为不同方式之间的关系。’参与比较的文化不宜过多，但这种比较的目的是寻找这些差异的并存因素，并给这些并存因素一个满意的解释。”
第一部分“安阳所见的商代社会”中作者用“聚落形态”来描述商王都——殷墟遗存。在第一章，他把安阳一带遗址密集的这一区域称为“安阳核心”，而把河南北部较大的有商代遗址的地区称为“王都”，安阳核心只是它的一部分。安阳核心的考古遗址沿洹河两岸分布长约6公里，宽约4公里，在今安阳市西北。突出的遗址是南岸的小屯——宫殿——宗庙建筑群和甲骨卜辞的主要出土点。而北岸的著名遗址则是西北冈的王陵区。书中还介绍了安阳的其他遗址。以上所述的这些遗址形成了由以上板块组成的网络：“小屯的宫殿宗庙及其附属建筑、作坊和（某些时期的）大墓；西北冈的王陵区；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定居村落，有的属于平民，但绝大多数有自己的墓葬区；手工作坊和作坊区。这些板块在空间上并不相连，没有构成房屋、街道密集的城区；但整个网络是王都的政治和礼仪中心，并且是整个商王国的核心。”作者强调“安阳的商代遗址构成的的网络就仅仅是这一王都的核心部分，王都则是由更大的板块构成的更高层次的网络”，并且根据这些遗址判断“它们似乎都是农业聚落”。用于记载商王的祭祀和其他活动用途的甲骨卜辞以文字材料的形式证明了安阳核心标志着一个十分发达和特色明显的古代文明：“小屯有成片的地面建筑基址，有的还建在高出地面的台基上有的为重屋，平面布局为对称形，并有方坛和多重大门，全部为南北向”。
第二章“自然和经济资源”介绍了安阳出土的各种实物资料。例如，野生动物骸骨的出土表明了“该地区是平原地带，水源充足，树木茂盛，临近沼泽，且较今天更为温暖湿润，总体面貌与在中国其他地区所作的孢粉分析结果相一致，无论南方与北方皆如此”。又如，家养的和驯化的动物骸骨表明这些动物不仅是商人肉、皮、骨和角的重要来源，而且还是具有祭祀意义的物品。而甲骨卜辞中显示一些野生的和人工栽培的植物也具有与之相类似的功能。出土的石质工具和青铜器反映了安阳当时的石料土质以及铜和锡矿的分布来源。除此之外，其它出土文物还包括珍贵物品，例如子安贝、龟甲、玉、黄金等。作者把“商人少金”的现象解释为“商人自己的价值观与他族不同”。以上各种资源都是商王的财产，他通过一个复杂的高层次的网络体系统治着这一切。
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对商代的王制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和详细的讨论。作者认为“商代王制作为一种制度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它居于一个庞大的国家机构的顶端，依靠正规的军队和明确的法律来统治国家，该国家机构是向心经济的核心；其次，它是庞大的血缘组织的核心，该组织以实际的和传说的血缘关系为基础，与国家机构相并辅。”具体来说，第三章描述的是商王朝的统治者；而第四章则致力于探讨商王朝统治机构的运作机制，比如，商王国的统治者们是如何通过经济资源的流动来构建和维系这个庞大王朝各群体间的运作的？
第二部分“安阳之外的商文明”包括郑州二里冈期商城以及安阳和郑州以外的商代遗址。通过对这些城址的描述，我们可以再次看到这样的商代聚落布局“不仅是高度分化和专业分工的社会，而且是一个不同阶级和不同手工业分布于不同地点的聚落格局”。
第七章用绝对年代资料以及体质人类学和语言资料，从整体上去探讨商文明的起源问题。
结论中张先生质疑过去的研究古代世界的西方学者在谈论一些世界性的问题时，其依据仅限于西方文明史，即选择美索不达米亚和墨西哥作为旧世界的比较研究标本和主要出发点。他认为“不应满足于这些，或者说不能仅选择两个文明作为探索具有世界普遍适用的规律的惟一基础。我们有必要，也必须研究古代世界的每个重要地区现有的考古资料，看能否从这些地区的资料中找到更多的认识，以加固和修正我们所探索的普遍规律。”尽管商不是中国古代惟一的文明社会，甚至也不是最早的。但它却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也是迄今惟一我们拥有充分的文献资料，可以探讨它自己的世界秩序。所以张先生的兴趣所在就是中国文明的“本地起源”和“纯洁性”是否决定人们运用中国文明的资料来探索全球模式。
（六）《中国青铜时代》[6]
中国古史上的夏商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之交为止，在物质文化上都以青铜礼乐器与兵器为显著的特征，在中国历史上又称为青铜时代。
本书收入了十三篇论文，其中最早的一篇刊于1963年，最近的一篇刊于1981年。当中有若干论文原来是用英文写的，作者为了本书的出版而特别译成中文。
论文内容涉及中国青铜时代；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殷周关系的再检讨；中国考古学上的聚落形态——一个青铜时代的例子；古代贸易研究是经济学还是生态学；商王庙号新考；谈王亥与伊尹的祭日并再论殷商王制；殷礼中的二分现象；中国古代的饮食与饮食具；商周神话之分类；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等。
这些文章有系统而又有组织地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社会，从饮食到政治、经济、亲族制度到宗教、神话和美术，并且在若干问题上（如殷商的庙号和王制以及商周美术中的动物纹样的意义）提出了作者独特的看法。企求阐发这个时代文化与社会各个方面之间的有机的联系与其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并且从这种观点上试求说明青铜器的重要性，解释为什么青铜器能够作为一个古史时代的代表。
这些讨论所代表的研究方法和使用的材料是比较广泛的，可以作为治古史、考古、古代美术和古代人类学者的参考。
（七）《美术、神话与祭祀》[7]
本书是海外学术界关于古代中国文明研究的一部代表作。该书由为哈佛本科生讲课提纲整理而成。它以有限的篇幅，生动地阐述了中华古代文明形成过程的特点，反映了先生对中华文化的深思。
这本书的内容明确针对“夏商周”，说明古代中国的艺术与神话同政治有着不解之缘。我们已经相当习惯于把政治看做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决定因素，然而，认识到它对古代中国也具有同样重要性的人却并不多。本书就是要将得之于考古学的，以及文学和艺术的材料与观点结合起来，对此作一番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