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朝气蓬勃，敢想敢作，从一开始便突破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了田野之间。1924年开始从事田野考古，赴河南新郑对春秋铜器出土地点进行调查清理。1926年李济回国以后，他担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共同被称为“五星聚奎”。1926年，他主持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田野考古发掘。在他的主持下，中国考古逐渐走上了科学轨道，从此也开始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考古事业。李济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重视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并且注重田野考古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后来一些著名的考古学家，如郭宝钧、吴金鼎、尹焕章、石璋如、尹达（刘燿）、夏鼐、高去寻等人，都先后参加过殷墟的发掘，并在与他一同工作中接受了系统的训练，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李济一生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对殷墟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他一生撰写著作多种，其中一半以上是有关殷墟的研究著作，如《殷墟器物甲编：陶器》、《古器物研究专刊》、《李济考古论文集》，大型考古发掘报告《安阳》为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史语所考古组成立之初，便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引起学术界争论几十年的殷墟遗址上，就这样殷墟科学考古发掘大规模地拉开了序幕。
（四）中国考古学创始人——“中国考古学之父”
在中国考古学方法方面，李济在安阳主持或参与考古发掘工作时，与其同仁一起首创的“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至今仍是中国考古队常用的方法论。
（五）第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中国考古学家
由于殷墟发掘受到国际考古学界著名人士的一致赞扬，李济于1938年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推选为名誉会员。1937年，41岁的李济应英国大学联合会及瑞典王储、考古学家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之邀请赴欧洲讲学和作学术访问，并出席国际科学联合会总会的伦敦大会。1940年，44岁的李济接受英国及爱尔兰皇家人类学研究院颁授的荣誉院士证书。1955年春季，59岁的李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作了三次以《中国文明的开始》为题的讲演。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与演讲，使李济成为第一个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中国考古学家。
（六）一位视学术责任重于泰山的学者
1954年，李济在写给他最得意的弟子张光直的信中袒露心迹：“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却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做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做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李济先生对学术责任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七）高风亮洁，为人典范
在《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李菁采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的时候，李光谟说过这样一段令人感动而又肃然起敬的话：“1929年，父亲在领导殷墟第二次发掘工作时，就与参加发掘工作的同仁约定：一切出土文物全部属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仁自己绝不许收藏古物。这一约定后来逐渐成为中国考古界、民族学界的传统。到他去世后清点遗物时，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赠予他的几件仿古工艺品。身为一代考古学宗师，终其一生，未曾收藏过一件古董，2．2万本藏书，却无一珍本善本。”“从专业讲，到了台湾的父亲应该有些落寞，因为台湾也无多少古可考。他后来都是通过从日本买殷墟的图片继续研究，他最后出的几本书也都是关于殷墟的。1977年，父亲写的《安阳》（Anyang）一书由华盛顿大学出版，这也算是对魂牵梦绕一生的殷墟有了一个交代。”由上可知，李济身为考古学家，有的是机会把国家文物据为私有，但他却从不这样，至死都未收藏一件考古珍品，足见其人品的高尚。另外，李济至死都还牵挂着安阳考古，还要把安阳考古写成书籍出版，说明他故土难离，祖国情深，对安阳考古还是魂牵梦萦！这也从不同角度证实了李济先生是一位高风亮节、值得后人敬仰的为人典范！
参考文献
[1]步达生：《甘肃河南晚石器时代及甘肃史前后期遗址之人类头骨与现代华北及其他人种之比较》，见《古生物志》丁种第六号第一册。
[2]李济：《踏入文明的过程——中国史前文化的鸟瞰》，见《安阳》。
[3]李济：《关于殷商人群的体质人类学概述》，见《李济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4]李济：《黑陶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中所占的地位》，见《安阳》。
[5]李济：《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城子崖)序》，见《安阳》。
[6]李济：《小屯与仰韶》，见《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1930年。
[7]李济：《发掘城子崖的理由和成绩》，见《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第1集第1期，1931年。
[8]李济：《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见《安阳》。
[9]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问题》，见《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年。
[10]李济：《再谈上古史的重建问题》，见《考古琐谈》。
[11]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见《安阳》。
[12]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后记》，见《考古琐谈》。
[13]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见《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版。
[14]周大鸣刘朝晖合著之《中国人类学世纪回眸》。
[15]李光谟著《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
附录：
李济先生学术年表
1896年1岁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
1905年9岁进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
1907年11岁随父迁居北京。
1908年12岁入北京江汉学堂，同年转入五城中学。
1911年15岁考入清华学堂。
1918年22岁清华高等专科毕业，入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读心理学。
1919年23年获文学学士学位，继续在克拉克读人口学研究生。
1920年24岁以《人口的质的变化研究》为题的论文获社会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人类学。
1922年26岁在美国人类学年会上作《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报告。
1923年27岁完成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6月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同年夏季返国，就任南开大学人类学、社会学教授。秋末，赴河南新郑作考古调查。
1924年28岁任南开大学文科主任。赴湖北各地作体质人类学调查。暑期赴西北大学暑期学校讲学，内容为社会学大要、人类学概要、人类进化史等。
1925年29岁暑期后应聘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特约讲师，讲授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考古学（与先生同期任国学研究院导师的有王国维、粱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八月，在中国科学社作《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的报告。应邀参加美国斯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之中国考古发掘活动。
1926年30岁发表《新郑的骨》论文（英文）。在清华大学和弗利尔艺术馆合作下，先生与袁复礼一同赴山西夏县进行两次考古活动（一次为调查，一次为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是为中国人自己主持科学考古发掘的第一次。同年，牵头与沈兼士、翁文灏、颜惠庆等共十人联名致信英庚款董事会，要求用庚款基金拨款建立一座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博物馆。
1927年31岁撰写并发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的考古发掘报告。
1928年32岁博士论文在修改后于哈佛大学出版部出版。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成立，受聘为该所专任研究员兼考古组主任。
1929年33岁在与弗利尔艺术馆合作下，主持安阳殷墟第二次、第三次考古发掘。主编出版《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撰写《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殷商陶器初论》。史语所由广州迁北平。
1930年34岁与弗利尔艺术馆合作终止。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赠予的考古学讲座。11月起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发表《十八年秋季发掘殷墟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小屯与仰韶》。
1931年35岁主持安阳第四次发掘。撰写《俯身葬》。赴南京主办小屯和龙山遗
址发掘成绩展览会，引起各界极大重视。
1932年36岁主持安阳第六次发掘。
1933年37岁《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出版并为改版作准备。撰写《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殷墟铜器五种及相关之问题》。当选为民权保障同盟委员会北平分会副主席。史语所由北平迁上海。视察安阳第七次、第八次发掘。
1934年38岁史语所迁南京。兼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任总编辑之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城子崖》出版。发表《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视察安阳第九次、第十次发掘。
1935年39岁当选“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从第一届至第十届一直连选连任评议员，直至去世）。视察安阳第十次发掘。
1936年40岁主编的《田野考古报告》（后改称《中国考古学报》）第一册出版。夏季赴四川大学讲学。视察安阳第十三次发掘。
1937年41岁应英国大学联合会及瑞典王储、考古学家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之邀请赴欧洲讲学和作学术访问，并出席国际科学联合会总会的伦敦大会。殷墟第十五次发掘结束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史语所迁长沙。
1940年44岁接受英国及爱尔兰皇家人类学研究院颁授的荣誉院士证书。
1943年47岁中央博物院在李庄及重庆组织史前石器及周代铜器展览。博士论文日译本（《支那民族之形成》）出版。
1944年48岁发表《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一文。
1945年49岁发表《研究中国古玉问题的新资料》一文。
1946年50岁以专家身份参加中国驻日本代表团作顾问，调查并索回战时被日本掠夺之文物。史语所及中博筹备处迁返南京。
1947年51岁主编之《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出版。辞去兼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之职。
1948年52岁膺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终身名誉职）。赴武汉讲学。主编之《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出版；第四册稿存商务印书馆；第三、四册上发表李济先生所撰《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中篇。任总编辑的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系列开始出版（这个系列一直出版到九十年代还未结束）。年底史语所迁台湾。
1949年53岁创办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并兼任系主任。
1950年54岁撰写《中国石器物学的新基础》、《豫北出土青铜句兵分类图解》一文。
1951年55岁撰写《从人类学看文化》。
1952年56岁发表《殷墟有刃石器图说》、《小屯陶器质料之化学分析》以及有关“北京人”研究的论文。
1953年57岁创办台大《考古人类学刊》。撰写《跪坐蹲居与箕踞》、《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率团出席在菲律宾召开的第八次太平洋科学协会会议
1954年58岁史语所由杨梅镇迁台北南港。10月赴美国讲学；11月赴墨西哥讲学。发表《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一文。
1955年59岁春季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作以《中国文明的开始》为题的三次讲演。3月在纽约召开的在美院士座谈会上向出席院士介绍“中研院”迁台后近况。8月出任史语所所长兼集刊编辑委员会主任。
1956年60岁获学术奖文科资金。发表专著《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一巨册，是为《小屯》系列之第三本。
1957年61岁受聘为东亚学术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赴联邦德国参加二十四届东方学家会议。《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英文本出版。发表《殷墟白陶发展之程序》、《论“道森氏？晓人”案件及原始之鉴定与处理》。
1958年62岁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发表《由笄形演变所看见的小屯遗址与侯家庄墓葬之时代关系》。
1959年63年受聘为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人文组委员。辞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主任职务。发表《笄形八类及其文饰之演变》。冬季受福特基金资助作为访问学者访美。
1960年64岁主持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会际会议。
1961年65岁作《我与中国考古工作》的记者访谈。
1962年66岁再度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发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
1963年67岁任中国上古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上古史文集的编纂。任总编辑的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三《侯家庄》系列自本年起开始出版。发表《黑陶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中所占的地位》一文。
1964年68岁任新成立的与美国科学合作委员会中方委员会中方委员。主编之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开始出版第一册（共五册，于1972年出齐；五册均为李济与万家保合著有关殷墟青铜器研究之专著）。
1965年69岁赴美参加科学合作联席会议。为庆祝李济七十寿辰，学术界同仁出版《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上、下册）。发表《“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及其所引起之问题》一文。
1966年70岁任人文及社会科学特别委员会首席执行委员。8月赴旧金山参加亚洲艺术读者讨论会。
1967年71岁赴澳洲及北美试讲学及参加学术会议。发表《红色土时代的周口店文化》；《感旧录》一书出版。
1969年73岁发表《斝的形制及其原始》、《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
1971年75岁率团参加第十二届太平洋科学协会大会。
1972年76岁主编之《中国上古史》文集开始出版第一本（“史前部分”待定稿），这套文集（共四本）直至李济先生去世后于1985年出齐。辞去史语所所长职务；获准退休，受“终身研究员”待遇。
1974年78岁辞去史语所集刊编委会主任职务。
1976年80岁发表《殷墟出土青铜礼器之总检讨》、《殷墟出土的工业成绩——三例》。
1977年81岁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上、下册）（全书收中文论文29篇、英文论文7篇，共约55万字）。《ANYANG》一书由华盛顿大学出版部出版。
1978年82岁在“中央研究院”十届一次评议会上当选为“中研院”咨议委员会委员。
1979年83岁8月1日在台北病逝，是日恰为李济创办之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成立三十周年纪念
[作者简介]赵情学（1970～），土家族，湖北来凤人，现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06级民族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民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