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榕
“哲人已逝，业绩长留”，这是我在收集整理梁钊韬教授与人类学资料的整个过程中最常看到的八个字。以这八个字来概括梁钊韬教授人类学学术研究的一生，有过之而无不及。梁钊韬教授是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学家，他把宝贵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我们伟大祖国的教育事业。他高尚的品德、严谨的学风、杰出的成就，都是我们应该学习并发扬光大的，就让我们沿着这位伟大的哲人帮我们开辟的道路，一直走下去。
一、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梁钊韬
梁钊韬（1916～1987），广东顺德人，1916年生，1987年逝世，是我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学家。早年就读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1941年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民族学专业毕业，获硕士学位。先后任华西大学博物馆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民族学部主任。历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历史系副教授、教授。曾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类学会主席团成员、国际当代人类学学会会员等。长期从事人类学的研究和教学，尤注重民族考古学和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当选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委员。1981年倡议复办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民族学专业人才。他是我国民族学的开拓者，对“马坝人”的考古发现、对百越民族史的研究等，均取得突出成就，在国内外负有盛名。著有《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中国民族学概论》（合著）、《文化人类学》等，并发表《马坝人发现地址的调查及人类头骨化石的初步观察》等100多篇论文。
二、梁钊韬治学经历
梁钊韬青少年时代在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下矢志学业。1935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1937年转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先后师承考古学家郑德坤、文化人类学家林惠祥、哲学史家朱谦之、民族史学家罗香林、人类学家杨成志等著名学者。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山大学研究院攻读研究生课程。在导师杨成志教授和罗香林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对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对原始社会史以及宗教学的研究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期间，他跟随杨成志教授深入粤北瑶山对瑶族的一支“过山瑶”进行调查研究，并写了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发表在《民俗》季刊1943年第2卷），文章精辟地分析了瑶族宗教的实质。在先秦哲学史家朱谦之教授的指导和影响下，梁钊韬对我国古代的巫术、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写出了硕士论文《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1941年，梁钊韬在中山大学毕业，获得硕士学位，留校任社会学系讲师。1942年，由校长许崇清举荐任广东省政府指导委员会研究员，并担任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边政班的业务教官，讲授《民族学概论》及业务实习课等。1944年经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教授的推荐任该馆助理研究员，后升任副职研究员兼民族部主任。在此期间，他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并写了不少有关中国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方面的论文。1946年回中山大学任社会学系讲师。1948年中山大学成立人类学系，经杨成志教授举荐任该系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被撤销，梁钊韬转调到历史系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及考古学教研室主任等职。1978年后，我国教育和科研事业呈现出一派生机，经梁钊韬积极筹划和争取，国家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复办为国内外有关学术界所瞩目。
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损失惨重，可以说是高危人群。有人曾进行过统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社会学家被划成右派，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陈达、李景汉、吴景超、赵承信，都是大右派。中山大学的梁钊韬先生，被红卫兵拽到女研究生的宿舍里，在那里被严加看管监禁近一个月。这个系有中国卓越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这一段屈辱的经历被写进《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引发了相当多知识分子的感伤和悲怆。刘节先生代替盲目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挨批，引发了无数的敬意。梁钊韬先生和全国的知识分子一样，被送往五七干校，从1968年4月20日到1972年10月，他度过了四年多干校生活。砌砖墙、搬重货、赶牛车，从乐昌附近的坪石，转战到粤北的英德。坪石恶劣的条件，严重损害了梁钊韬的健康。儿子梁津受到红卫兵的毒打，梁津的姐姐在一家工厂上班，不久换上了严重的白血病。梁钊韬先生被平反出来之后，女儿因白血病不治亡故。学校在“文革”的大背景下，于1973年9月迎接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来到大学，不是以学生，而是以主人的姿态而“上、管、改”的。“上”即上大学，“管”指的是管理大学，“改”是指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学校。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批学生，令梁钊韬先生非常头疼，也非常屈辱。所以1977年邓小平力主恢复高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同时也使教师恢复了失落多年的尊严。
1979年，梁钊韬先生开始筹建人类学系工作，他设置了专业方案、教学计划和组织教师队伍以及建系的论证报告。经过多方奔走，1981年春，国家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建立人类学系，本科设置民族学和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设置文化人类学专业。系主任为梁钊韬，容观夐和李松生任系副主任。1981年秋季正式招生，两专业各16人。1981年，梁钊韬教授被国家授为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自此，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成为国内人类学唯一具有博士、硕士、学士三个教育层次的办学单位。1985年增设文化人类学研究室，1987年教育部批准在原文物馆的基础上建立“人类学博物馆”，1998年经广东省教育厅批准在英德建立“人类学系教学实习基地”，2000年，以人类学系为依托建立“中国族群研究中心”、“岭南考古研究中心”，2001年与中文系合作建立“民俗学研究中心”，与历史系合作建立“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2002人类学专业被国家评为重点学科。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3年招收人类学和考古学两个本科专业，现有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和民族学四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两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梁钊韬一生耕耘在学术园地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还有多本专著和译文。他的主要论著有：《中国民族学概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主编《人类学论文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主编《文化人类学》、《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海南岛黎族社会史初步研究》、《马坝人的发现》、《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与阶级斗争关系》等等。
梁钊韬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涉及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等。
在人类学方面，他的学术思想体系是完整的。在指导思想上，他一贯强调人类学研究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他认为：一百多年来，国内外人类学的学派与观点都始终贯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这是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对待西方人类学的态度上，梁钊韬认为必须坚持“两点论”，即既要批判西方人类学各学派唯心主义成分，又要吸收西方人类学中有价值的东西。在建立中国人类学体系方面，梁钊韬更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自身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规律的边缘学科，其体系应该是由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部分组成，而文化人类学应是包含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分科。
在民族学方面，梁钊韬一贯认为研究民族学要立足于为中华民族服务。他说我们不能为研究而研究，民族学首先是用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认为：科学理论有赖于实践去检验。民族理论正确与否，就在于是否理论符合实际，是否能达到真正的平等、团结和互助的应用效益，使民族学成为真正为民族，进而为全世界人类的幸福而服务的科学。
在考古学方面，梁钊韬提倡建立民族考古学学科。他运用“考古学资料”和“民族学资料”以及“历史文献”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古代文化，以考古学的观点去观察和研究少数民族的社会和历史文化。梁钊韬在考古学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马坝人。另一重大贡献是对西樵山石器的调查，发现了多处分布地点。
1987年12月2日，梁钊韬因患胆管癌不幸病逝，享年71岁。他虽然走完了人生的道路，却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学术思想遗产。他对教育事业无私贡献的崇高品格，他在学术上的精神造诣，研究工作中的开拓创新精神和求实学风，以及他作为学术领导人的高风范懿，都深为后人景仰。
三、梁钊韬代表作及作品主要内容
（一）《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一书，是已故梁钊韬教授早年研究之论著，他于1939年开始动笔，完成于1940年末。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存亡之秋，抗日前线上数百万英雄以血肉之躯，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精良飞机、大炮、坦克和军舰。内地人民为着“抗战必胜”，茹苦含辛，尽全力支援前线。至于火线里里外外的人民，为着避开敌寇锋芒和屠刀，不断地流离迁徙，挨饥抵饿，亦毫无怨言。当时这一切，完全体现出中华民族庄严无畏的精神和不可被征服的气慨。
这段时间，梁教授正处于二十三到二十四岁之年，他追随中山大学自广州搬迁至云南，又从云南迁回粤北乐昌县坪石镇，长期栖身于破旧庙宇，以残缺危房为书室。他为着维护文化的尊严，特以其所熟习的人类学理论，分析自己在抗战流徙生活中所接触到的真实社会，结合钻研中外典籍所得的资料，说明中国古代巫术以及宗教起源和发展诸问题，因而写成这本书。当时他所过的“研究”生活，实际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生活。
1941年，杨成志再次带领其助手顾铁符和研究生梁钊韬、王启树等深入乳源乌坑瑶族地区调查，汇编成《粤北乳源瑶山调查报告》。梁钊韬通过这次调查，完成《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的硕士论文，获优异成绩而被留校执教。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关于巫觋及其活动的记载，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但是对巫术作学术性的研讨，始于20世纪2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学者关于巫术研究的重要成果有梁钊韬的《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1941）。该书阐述了巫术及其起源的理论、玛纳观的中国巫术基础观念、生机观的中国巫术要素、中国古代占卜先行的预兆、筮、骨甲蓍筮及其转移过程、祭礼的象征和传袭、古代巫师的种类。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巫术的著作，是将弗雷泽的理论用于解释中国史前巫术的一种尝试。国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人员寥寥可数，按当时学校的学术委员戴裔煊教授的意见，梁可说是先驱者之一。
《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是梁钊韬在原始宗教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在逃难途中完成的。张寿祺在回忆录中曾经这样说过：1944年6月，日本侵略军正向长沙大举进攻，湘中、湘南、粤北受到严重的威胁，桂林也处于风声鹤唳之中，当时我住在桂林东郊横塘村一家专收苗、瑶、侗、壮、彝、水各民族子弟为学生的学校——桂岭师范学校，也收到疏散的通知。在这个时间，梁钊韬随中山大学从粤北坪石疏散到湘南，辗转来到桂林，下柳州，入黔蜀。他在逃难途中，身无长物，仅有一张旧毡和一大包手稿，就是这本《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的原稿。抗战以后，梁教授回到中山大学任教，这本以草纸毛笔书成的书稿逃过历次烽火和浩劫，收藏至今，足有半个世纪之久，更值得珍惜。不幸的是，梁教授于1987年12月2日凌晨，以胆管癌发作病故。1989年中山大学为了纪念梁教授对人类学事业艰苦开拓所作出的贡献，特将其早年著作《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一书交给出版社公开出版。1999年，该书要重新排印，出新的版本，张寿祺为该书做序。
梁钊韬在《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一书中，提出“希望尽可能以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宗教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他还引用英国早期人类学者泰勒（E．B．Tylor）的“文化残存”观点研究巫术。该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是讲巫术及其起源的理论，第三章是玛那观的中国巫术基础观念，第四章是讲生机观的中国巫术要素，第五章是讲中国古代占卜先形的预兆，第六章是讲骨甲卜与菁筮及其转移过程，第七章是讲祭礼的象征和传袭，第八章是讲古代巫师的种类。该书开头“必先论述人类学的理论依据，然后分析古书中的材料。”引述的外文文献也有70条之多。即从中外古今图书中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如他提出“气”和大洋洲人的“玛那”（Mana）相当，对干支、五行作了新解释。对此，张寿祺教授认为他在这取得了新的突破。同样，梁先生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去研究瑶族宗教时，得出瑶族宗教主要特征“是精灵崇拜、有灵崇拜和有物崇拜，而非道教”。
梁钊韬《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谈到“精灵与精灵崇拜”说：中国古代精灵的名称有多种，如：夔、喜、无、方良、忌、庆忌、山臊、山魈、独脚魈……古越人呼鬼为魍魉鬼。魍魉＝网两＝网浪＝方浪＝狼鬼＝无……“网两”中的“网”代表无影无形弥漫游动的“玛那”，“玛那”（Mana）是原始民族与落后的野蛮人，信仰有一种自然的力量作用于、支配于一切事物，这种自然的力量称为玛那。“两”代表无从捉摸和飘忽不定的精灵形象，精灵是一种不可见的东西。精灵是魍魉，是山魈，而山魈是一种具坚利长牙，状极丑恶、性凶猛的动物，是传说中的山中怪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