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艺术史》的重要论点是：第一，图腾制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在原始共同制交替期的过渡阶段。同时，图腾的意识形态，在氏族社会中虽无具体完整的存在，但部分被保留，并演变为特殊的信仰和习俗，其遗制又贯穿在氏族社会的全面。图腾仪式转型变质，构成了文明民族的风俗习惯。所以，图腾艺术史的研究，就不仅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期，必须同样地要留意遍及后来的各社会阶段的图腾艺术残存物。第二，图腾艺术分为原始人类的图腾艺术与现今遗存原始部族的图腾艺术两个部分。图腾艺术发生于旧石器晚期，因此，一切当时的艺术现象，当属图腾艺术范畴，原始艺术的成熟期就是图腾艺术产生的时期，如史前洞穴壁画、雕刻艺术等。至氏族社会时期，图腾艺术一直贯穿其中，但已变质为转型期的图腾艺术，它与早期的原始图腾艺术有本质的差异和区别，但又是原始图腾艺术的延伸。第三，图腾艺术产生的本质原因，是发生在原始狩猎民族的经济生产基础上的产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所至。图腾艺术与图像信仰有着齐生共进的关系。第四，图腾艺术在原始艺术进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对于艺术的发生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和影响。如：图腾的文学即为传播甚广的神话传说；图腾的雕刻是人类雕刻艺术的渊源；图腾柱不仅是作为图腾部族的住所之标记，还论述中国甘肃发现的岩壁画着有关部族起源的神话传说；图腾舞蹈是原始戏剧表演之一形式，而为戏剧产生之渊源；图腾的图画，实开一切象形文字之端绪，象形文字的出现，显然受其影响至深等等。第五，世界的一切民族都经过图腾制的社会阶段，因此也都必然有图腾艺术存在，图腾艺术具有广泛的普遍性。第六，岑家梧在详细描述图腾艺术各种表现形式的同时，介绍了图腾艺术的具体表现手法，从而体现了原始人类和图腾部族的审美意识和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他总结了图腾艺术从发生到发展以至变质的风格变化规律，原始图腾制时期，举凡一切绘画雕刻，对于图腾动物的描写是写实的。而至转型期又变为简省体的象征性的风格，并且逐渐成为夸张的艺术表现，而只应用于装饰了。这也正是造型艺术发展的规律。岑家梧特别善于批判地汲取欧美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并将它们本土化，运用本土的人类学和民族学资料进行图腾艺术研究，建构本土的原始艺术理论，因之能处处提出独到的见解。这种思想，到后来，一直发展到大力主张建立中国民族学的研究体系，岑家梧也成为了中国民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了。
（二）《史前艺术史》
关于史前艺术方面，岑家梧著有《史前艺术史》一书，此书的重点在于讲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艺术。在讲述旧石器时代艺术时，他把艺术分为动的艺术与洞壁艺术两类。动的艺术相对于洞壁上刻画的不可移动的艺术品而言，它包括骨角器之透雕、骨角器之线雕和人像雕刻。此节记述较详细，对优秀之作皆有论述，如西欧kesslerloch洞发现的角叉上“食草之冰鹿图”，比利尼Lorthet洞出土角叉上“赤鹿渡河图”，华林多夫的维纳斯，中俄之瓦瓦利诺出土之女像透雕等。洞壁艺术一节先简单论证了洞壁艺术的真实性，再谈论其样式、分布地区，之后重点论述各洞穴的艺术遗迹，包括达特尼区之洞穴、比利尼区洞穴、西班牙之洞穴、加比新型洞壁艺术、印度之洞壁艺术等，各区诸洞逐一介绍，其详细程度犹如考古报告。在论述新石器时代的艺术时，主要讲述陶器和巨石建筑。先讲原始陶器的成形方法及装饰方式、种类，接着重点叙述各地陶器之种类、型制、色彩、纹饰等，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皆有论及，如埃及、克里特及希腊、中欧、阿尔卑斯一带、意大利半岛、西欧、不列颠诸岛、北欧、黑海沿岸、我国黄河流域、西伯利亚、日本等。在讲述巨石建筑时，列述了巨石建筑的样式之后，提出可以把六种样式概括为巨石坟及立石两类的观点，并加以论证。
岑家梧从社会经济变化的角度论及史前艺术样式的演变，认为新石器时代以后的种种象征纹样皆是旧石器时代的动物写实形演变的结果，两种艺术样式连续相承。在论述史前艺术的社会意义时，他认为艺术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图腾信仰导致了旧石器时代后期艺术的繁盛，后来之所以衰落，不是因为人种变换的原因，而是因为狩猎衰落，社会经济生活重心转到农业生产上而衍生出自然崇拜的原因所致。岑家梧反对那些认为艺术是人类美的本能冲动的观点，他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的观点有一定的依据。
书后附录了《史前人类之身体装饰》一文，作为对正文的补充，文章涉及了史前各时期的各种身体装饰，对装饰的功能意义作了研究。
《史前艺术史》是岑家梧在日本留学期间写成的，着重于国外史前艺术的资料介绍和研究成果的总结（由于当时中国考古学较落后及作者身在日本之故，国内此期艺术较少涉及）。但如果我们把时间退回到1937年，当时在国内如此详细地介绍史前艺术，对于艺术界来说是十分及时的，它开拓了国内学者的眼界，给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其观点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使后来研究者受到影响。
（三）《中国原始社会史稿》
本书为岑家梧先生的遗著。在岑先生人生路途的最后，其人类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成果《中国原始社会史稿》于1983年正式出版问世。本书对原始人群进步到氏族制、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的发展以及原始社会的解体这一历史进程作了较为清晰与详尽的叙述与考证，至今仍是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基本参考书之一。
《中国原始社会史稿》是岑先生1958年利用1956年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所得关于云南的景颇、怒族、傈僳族、佤族、东北的鄂伦春族，海南部分黎族仍存原始社会的材料撰写的，当时他仅写了“绪论——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从原始人群到氏族制”、“母系氏族制的发展”、“父亲氏族制及及原始公社的解体”四章。《中国原始社会史稿》一书充分显示了岑先生学识宽深，注重田野，提倡本土的治学之道。他在世界原始社会史的大背景下，俯瞰中国原始社会，熟练地运用考古学、历史文献，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材料，勾勒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基本轮廓，如关于氏族罅发生的一节，岑先生先观照了国际学术界的论述，介绍了摩尔根关于氏族结构的十条内容；然后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引入中国考古学与国际考古学的材料，比较了中国的山顶洞人与欧洲的克洛马依人；再引证了中国古典文献关于“九黎”、“三苗”、“九族”、“百姓”、“万邦”，以及“六夷、七羌、九氏”等关于原始氏族组织遗制的材料；接着举出佤族的“如布”、黎族的“洞”就是氏族组织的残余形式；最后对氏族制的发生作了总结。岑先生就是这样熟练地运用综合之法，把国际考古学、中国考古学、中国历史文献、中国民族志等方面的材料综合成了一部极富本土特色的原始社会史。
著名民族学家杨堃教授1983年3月在给《中国原始社会史稿》作序时，就很全面地对该书作了评论。他说：“原始社会史中最重要最复杂的一个问题，便是氏族社会的起源、发展与解体的问题，其中牵连到至今还未定论的、在马克思主义学者间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的学术问题，便是关于图腾主义的问题。”“我曾将此遗稿浏览过一遍，我总的印象是：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利用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等史料，来阐明中国原始社会的发生、发展和解体过程，具有许多优点。第一，我认为如想将中国原始社会史写好，必须具有世界原始社会史的知识和眼光，才能有助于说明中国原始社会在世界远古史上的地位。第二，必须具有原始考古学、古人类学的丰富知识，还需具备民族学调查与民俗学调查的经验。第三，资产阶级的所谓史前学仅仅是一些史料地住，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史前学变成一门新的历史科学，即原始社会史学。这门新的科学现仍处于初建阶段。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必须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和观点，从社会发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去进行探讨，而本书著者是具有这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的。这是本书的最大优点。”
（四）《西南民族文化论丛》
岑家梧教授，1937年回国后先到云南贗江、嵩明等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后又到四川、贵州等地调查，后出版了《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一书。
岑家梧在《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一书的序中说：西南湘、粤、桂、川、黔、滇各省的少数民族，名称繁复，大致可别为三系。一为苗瑶系，包括苗、瑶、畲等；二为罗藏系，包括罗罗、古宗、么些、藏人等；三为摆黎系，包括摆夷、黎人、仲家、水家等。全部人口约有1500万。
过去政府施行了征讨羁縻的政策，迫使这些民族困处山地，社会经济异常落后，渔猎、畜牧、锄耕的生产方法；图腾、氏族、奴隶等制度，至今仍然保存。原始的宗教巫术，支配了他们整个的生活。这在人类学的研究上，就有了重大的意义。
岑家梧于抗战初期，得到管理中英庚款会的协助，入滇调查苗族，后来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西南民族的研究，1942年复应大夏大学之约，主持社会研究部，在贵州水家及仲家地带，作过实地调查。本书的论文，都是根据这些年来接触到的材料写成的。
《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一书中收录的论文有：水书与水家来源、四川蛮洞研究、西南民俗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之互证、槃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制度、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西南民族的身体装饰、海南汉人戏剧概况、三亚港的回教、蒿明花苗调查、瑶麓社会、水家仲家风俗志、中国民族的图腾制度及其研究略史。
其中，岑先生于1942年得到中英庚款的资助，深入到水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写了《水书与水家来源》的论文，在当时的《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上发表。这位学者首次将水书古老的文字与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金文作了比较。他当时得到的水书版本，均为水族名宦韦雨臣家中所藏，系清朝中叶的手抄本。岑教授经研究认为：“水书制造之时代极为古远。”“至少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亦可断言也。”他当年的研究成果，为今日深入研究水书打下了可贵的基础。岑先生被学术界和35万水族人民公认为水族与水书研究的“鼻祖”，就与这篇论文有关。水书是水族的特有文字，在水族人民心里非常神圣。它是类似甲骨文和金文的一种古老符号，记载了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宗教、民俗、伦理、哲学、美学、法学等文化信息，被誉为水族的百科全书，象形文字的活化石，堪与震惊世界的纳西族古文字媲美。岑先生的文章，破天荒第一次指出了水书与殷商甲骨文的姻缘关系，其创始地在西北，后辗转迁徙而传入贵州，是一种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近两年，水书研究已成为有关学科的重要话题，而在学者的研讨中，岑先生的英名和他的有关文章频频为学者们提及，其景仰之情，常溢于言表。
四、成熟：岑家梧在学术上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果从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岑先生所著的《图腾艺术史》算起，到1966年其去世为止，岑先生在人类学研究中整整奋斗了30年，出版了《图腾艺术史》、《西南民族文化论丛》等7部专著，发表了论文近60篇。岑家梧先生著作本身，涉足多种学科，对人类学、民族学、艺术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均有奠基性或开拓性贡献。
（一）人类学方面
人类学作为一门以人类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传统上被分为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四个分支学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岑先生的基础打得既宽且深。早在岑先生到北京求学，在北平图书馆自修的那一段时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听了不少学术演讲。进入中山大学后，既学习社会学、社会进化史等专业课，又阅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书。到日本求学时，他一面攻读史前考古学，一面研究体质人类学，同时阅读了许多欧美学者以及一些苏联学者的相关著作。我们现在阅读岑先生当时在日本所著的《图腾艺术史》，看到先生运用了大量的考古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材料，从文学、装饰、雕刻、图画、舞蹈、音乐等六个方面，论证了图腾与艺术产生的渊源关系，其系统及全面，令人叹为观止。而看岑先生当时所撰写《史前艺术史》的参考书目，中文书10种，日文书19种，欧文书39种，总计68种。由此可见，岑先生在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基础是相当宽厚的。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了解人类行为的基本方法。它是一个科学的过程，是文化人类学的核心。经过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严格训练的岑先生留学回国后，即深入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云贵的少数民族进行了深入田野调查，其田野调查功夫之深细，至今都令人拍案叫绝。如岑先生所著《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一文是其1943年夏间在荔波县驾欧乡拉欧村观察仲家（今为布依族）“作桥”的道场，并请莫文钦讲解及译述其经典，写成的一篇记录详尽、翔实的田野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自始至终地记录了仲家作桥五日的全过程，先详细地描绘了七幅神像的内容，然后具体记录了每天作桥的详细经过，特别可贵的是咒文完整，资料价值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