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先生认为，在学术研究上，关系最大的，亦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研究者的态度。态度不真挚，而希望能有什么成就，有什么贡献，真等于痴人说梦，然而怎样可以有真挚的为学态度，关键即在“趣味”二字上。做一件事做得起劲，必是做者已抓着从事此事的“趣味”。因为愈做愈有味，所以愈做愈起劲。预示实事求是，不肯模糊，不肯敷衍，结果斐然的成绩表现了出来，虽然做者始终没有在结果上注意。
⑼》《达呼尔氏族、亲属和民俗习惯的调查报告》，《民族学研究》，林耀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9）．
本文主要是根据1953年8月间在黑龙江省龙江县达斡尔自治区所作的调查而编写的。文中收集了有关习俗、宗教方面的材料，特别是莫力达瓦旗一带的材料。在调查时，为了配合民族识别工作，在追溯解放前达斡尔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和习俗西关方面较为着重。解放后这些方面又于时间优先，并没有作系统的深入了解。
⑽《拜祖》
林先生最早的作品《拜祖》一文开头就指出，欧风美雨东渐以来，学界有以超新潮为荣的倾向。有些青年学者认为研究国学是思想落后的表现，因此对于拜祖这样的重要社会现象竟无人过问。林先生为匡补此种偏废国学的不良倾向，以中西学并重的方法写成《拜祖》。文章首先揭示拜祖的意义是避祸祈福，然后从国学角度考究拜祖的渊源、仪式以及香、纸、烛作为祭品的由来，包括拜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功能。文章最后呼吁学界重视和研究中国国民性中根深蒂固的拜祖思想。并指出从史料、现存制度和考古遗存三个角度研究拜祖问题的路径。这是林先生并重国学与西学思想的最早阐述和实践。
⑾《媒妁婚姻杂记》
在文中，林先生通过对自先秦至近代有关媒妁婚姻制度的大量历史文献的详细考察，归纳出媒妁存在理由的三种论断，然后结合闽中现存媒妁婚俗发现，媒妁愚弄婚姻双方的根源是世俗贪婪：每有婚姻双方欲借婚姻以联财势，才使媒妁有机可趁，以致此俗沿袭至今。
⑿《宗法与家族》
先追溯宗法乃是表现并巩固家族观念的法则，是父系社会最发达的表现形式。宗法与封建紧密关联，封建依乎宗法，但封建废，宗法可以不废。宗法与谱法也不相谋，因此不能依附谱法而存留。现在的家族虽然保存着宗法时代的某些礼仪文化，宗法时代的中心组织和重要意义皆已破坏无余，无可追究。家族和宗法惟一相同的制度就是同姓不婚。然而族外婚并不是宗法社会的特质。它在各级社会都很普遍的实行。因此，我们不能仍称中国为宗法社会。先生的其他作品，如《严复研究》、《贵州苗民》等也无不体现“中西学合璧”的特点。
⒀《科学与艺术》
一文中将形相主义与体验主义理论升华到科学与艺术的高度作论述，指出科学与艺术是学问的两大支流，“科学是部分的分析，艺术是整体的描叙；科学是专门的，艺术是大众的。科学和艺术虽都以真理为目标，然在研究过程之中，科学属于前期，艺术属于后期。”社会学兼有科学和艺术两者的特征，社会学的目标在于艺术，其研究方法责在乎科学。这一理论反应在林先生的先后两部著作——硕士论文《义序宗族的研究》和名著《金翼》的创作中。《义序宗族的研究》以对宗族乡村社会结构功能科学分析见长，《金翼》以文学手法展现家族生活。两者反应的都是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真相。
⒁1933年发表的《柯莱论生活研究法与农村社会研究》
文中指出：“普通文学的技术，社会学者亦得考究，只因为它是个传达的工具。这技术的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兴趣的社会历程。然而社会学者应用这个工具的时候，不要希望做出光辉灿烂的文词，以致分散作者或读者的注意力于庄严的真理之外；换言之，作者的职务，在乎草成一篇能够活现他的认识之文章而已。”这是先生在《金翼》创作前即已形成的关于社会文化研究与文本撰写的理论导向。
⒂《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凌纯声林耀华等著，民族出版社，2004年。
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自己的社会文化研究操作方法。先生认为社会文化好像一个纵横密织的网络，我们无论挑出那一条线，都会牵动整体。研究可从社会制度的任一方面或文化的一小部分下手，然后渐渐追踪这一方面或一部分和其他各方面或各部分的功能关系，使社会制度的各方面或文化的各部分能够得到展现，我们研究社会必须通过精密观察，看到各方面的功能关系。同时还要考察社会文化的部分之间乃至整体的功能联系及其结构功能的变迁。因为社会结构顺应功能而流动变迁，社会结构与功能又随时代而变化。具体到研究中国社会，必须先考察家族与亲属制度，特别重视宗族乡村的调查。
⒃《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民族学研究》，林耀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
文中对康北藏民社会的环境基础、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生活、川康嘉戎的宗族与婚姻及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四土嘉戎都做了全面细致的研究，为中国民族学研究增加了新的资料和文化样板。例如，先生对康北藏民的社区考察中发现，其世袭制既非父系，亦非母系，而为双系制。“家族世袭可以父子相传，亦可以岳婿相传，更可以父子与岳婿相间而传，所以家族成为双系。又因双系并传之故，绝无氏族组织。”嘉戎的家庭也没有姓氏，而仅有房屋的名号，房屋的继承者可以是儿子中的一个，也可以是女儿中的一个，其他儿子入寺为僧或去他人家入赘，其他的女儿出嫁。所以每座房屋都是世代父子或岳婿单传。林先生当时认为这主要是生态环境和经济条件所致。
三、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贡献
（一）学术研究方面
从林先生的作品来判断，林先生接触最早，观察实践最长并且感受最深的田野地点是他少小成长的家乡——“闽东黄村”。林先生以他对家乡生活的深切体认，对燕大社会学和哈佛人类学的深刻理解，加上他对学术作品写作方式的深邃洞见，使得《金翼》成为举世公认的学科名著。先生在《从人类学观点考察中宗族乡村》中曾指出：社会文化如同纵横交错的网络。无论挑出哪一条线索，都能牵动整体。我们的研究可以从社会制度的任一方面或文化的任一丛结下手，然后循序追踪它与社会其他各方面或各部分的功能关系，最终使社会制度的各方面或文化的各部分得到展现。同时，因为社会结构会因世代而流动变迁，所以我们也要考察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这种见解已经悟到揭示人类学和新民族志的真谛。
有鉴于家族和宗族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结构，林先生一直注重研究中国的家族与亲属关系。他描写义序宗族乡村时，首先考察影响社会结构的地形、气候、人口等基础条件。然后，他从祠堂切入，探讨其功能和结构；再从祠堂追溯到家族，分析它的经济、政治、宗教等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直到得出对宗族的全面认识。林先生认为生活细节乃是人类学调查的硬道理，所以在研究家族时尽量详述细节。他还从个人构成家族社会，家族社会又决定个人地位的认识角度出发，关注家族成员个人与家族制度结构的互动关系。他指出家族中的个人关系为利益调和，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为结构依存。因此，我们研究个人时，要“注重生命传记方法，叙述个人不但以个人为主体，同时叙述他与众人的关系，以表现社会生活的过程”。他还主张“……同时把个人生命按时代描叙，观察时代的变迁，他与众人的关系的变迁”。这种认识，预示了包括个人生活史在内的当代族群认同和社会性别研究的内涵。
基于结构功能观点，先生在哈佛攻读博士期间秉持社会均衡论（Equilibrium）。《金翼》、《凉山彝家》、《边疆研究的途径》、《人与人关系的研究》等作品，都有均衡论痕迹。均衡理论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无论如何变动，都会趋向于维持均衡。人类的生命也总是摇摆于均衡与不均衡之间。人群团体间和互动关系，是一种趋向于均衡的调适过程。调适的能力则要取决于技术、行为、符号和习惯等文化因素。
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林先生历来十分重视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亲身参加过多次的民族实地调查研究。他的成名之作《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就是他在福建闽江畔对两户汉族农家实地调查的硕果。《凉山彝家》是他在1943年冒着生命安全的风险到凉山彝区进行实地调查的结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林先生仍继续不断地到全国各地做实地调查。这包括他1975年第二次上凉山，1974年第三次凉山，先后写下了《凉山彝族今昔》、《三上凉山》和《凉山彝家的巨变》等力作。新中国成立后，林先生还于1950年率领北大、清华、燕大三校师生20余人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对蒙古等民族调查研究。1951年，他又对藏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展开实地调查。1953年，他参加了内蒙古达斡尔族民族识别调查研究。1954年，他率领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到云南进行民族识别，调查达半年之久。50年代的后半叶，他与前苏联专家切博克萨罗夫一起赴粤北、海南、云南等民族地区进行考察，等等。其中不少人锻炼成为民族学或相邻的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带头人或研究骨干，为中国民族学科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林先生的博士生王晔参与了大量先生遗作的整理工作，在对林先生从读燕京大学社会学本科、硕士，读哈佛大学博士以及（成都）燕京大学任教期间的社会人类学思想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领会，王晔认为先生的学术生涯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到新中国建立前。即自1931年《拜祖》发表到1951年《从猿到人的研究》出版之前。这段时期，先生广泛涉猎社会学人类学各理论流派的著述和理论思想。此外，先生还在这一阶段发表了《严复社会思想》、《社会研究方法上的形相主义和体验主义》、《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社会研究四大学派的评判》、《分析语言意义对文化研究的贡献》、《边疆研究的途径》等重要论文。同时，经过对家乡汉人社会和边疆民族社会的深入调研，先生撰写了《义序宗族的研究》和《凉山彝家》两部专著。
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年。先生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主要有1951年出版的《从猿到人的研究》、《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等新中国民族学研究论著。他还先后率考察组分别到西藏、云南、东北、四川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积累了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资料和研究成果。这些都以集体成果名义汇入民族研究五种丛书。
第三阶段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生此时把研究重点转入原始社会史领域，发表了一些关于民族社会形态和原始社会分期等问题的研究论文。此后于1984年主编出版了《原始社会史》。
第四阶段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去世前，即先生学术生涯的最后20年。此时，先生致力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恢复重建，筹建了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改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带出十多位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先生在此期间还多次出国讲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出版或重新出版了《民族学研究》、《金翼》（中文版）、《凉山彝家的巨变》、《林耀华学述》，并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民族学通论》等。先生的《义序宗族的研究》整理后与《金翼》、庄孔韶先生的《银翅》等组成“中国经验”丛书，于200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