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努力产生新思想时，当努力发现有效的方法以便将它们置于演化的洪流中时，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对于新思想可能产生的后果，费希尔不假思索，只是认定它们将被采用。如果人们采用了他的动态交易的建议，难道不会改变资产价格的动态反应吗？也许会使其波动性增强（回想在1987年10月的股市崩溃中资产组合保险策略的作用）。如果人们采用了他的会计理论，对于那些兴趣在于隐瞒公司价值而非据实披露公司价值的人而言，难道不会为其操纵数字提供新的可能吗（回想安然及其在2001年的终结）？如果人们采用了他的养老金融资建议，美国国会难道不会简单地改变税法，以消除他设法利用的套利机会吗？
因为没有考虑提议的可能后果，费希尔似乎极其不负责任，在某种意义上他是这样，但他并不这样看待自己。他认为，经济系统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其中每个新解决方案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新问题，从而要求另一轮新解决方案。在任一时刻，系统都处于均衡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系统的行为被演化所改变，其准确过程难以预测。他的态度是，除非我们实际尝试过，否则就不会真正知道任何变化的效果，所以为何我们不试试看呢？
这种务实的、实验性的态度，在实际业务界比在学术界更受欢迎。他持有的中央银行应停止设法操纵利率以及应让商业周期顺其自然的思想，对学院派宏观经济学家而言，似乎是不负责任且极其有害的。毕竟，作为对诸如大萧条这类空前扰动的反应，完整的宏观经济学领域已经形成；在大萧条中，已经产生了像法西斯主义这样的非常重要的社会形态。不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变种，都认为宏观经济干预似乎是当然之选。有哪个明智的人会提议说，让我们试试费希尔的思想，看看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我们的确试过了，我们的确看到了，结果是今天人们认可的经济学。
费希尔或许会回答说，今天的经济学与昨天的经济体验处于某种观念均衡中，这肯定是正确的，但存在正在改变它们的有影响的力量。当他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思想时，他没有预料到当前的观念均衡突然转到了他这一边。他在为未来播下种子，同时尽量将当前的思想均衡再往他这边推移一些。费希尔通过经验了解到，改变商业实践的方式是提出某种观念，这种观念非常接近于人们能实际实施的、现有的实践。费希尔通过经验也发现，改变思想的方式完全不同。当他设法用接近现有学术实践的术语表达其思想时，他没有受到关注。当他明确表明立场而非远离它，并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地捍卫这个立场时，他在转变均衡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费希尔改变理论经济学和金融学思维的策略，不但是明确表明其极端立场，而且也恳求学术界之外对他的立场予以支持。他在《金融分析师》杂志发表论文的原因，不但在于他发现权威经济学期刊总体而言已将他拒之门外，而且还在于《金融分析师》杂志的发行量是那些甚至最好的学术期刊的10倍。订阅人虽然不包括大量学者，但无可否认，确实包括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实践人士。通过改变实践中的观念，费希尔最终希望也改变象牙塔中的思想。学术界遵循实践的发展方向。
这样一种夸张的策略可以被认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假如人人都像费希尔那样，在其理论被适当审视并被有声望的学术权威认可之前，明确表明极端立场并寻求公共支持，我们该如何面对？结果必定是观念的混乱，易受影响的年轻人不知所措，以及科学知识的倒退。或许是这样，但费希尔从不认为他自己是在树立一个让其他人仿效的榜样，即使他们会仿效。他是一个有独创性的人，他知道这一点。不可能人人都像他那样行动。真正的问题不是有太多的费希尔，而是这样的人太少了。
能够正视未来不确定程度的21世纪的世界观，也引起了深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是否有可能真正科学地理解身边的世界。如果物无恒常，那么就不存在不变的运行规律可供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坚持寻找，实际上就是在浪费时间。从科学的观点看，为了发现公司或家庭最优化问题的明确的结论而依赖稳态假设的正式的数学理论，简单地假设忽略掉了问题的本质核心。对堆积如山的历史数据所做的复杂的统计分析，类似依赖于稳态假定，所以从科学的视角看，以这种方式对我们的真正问题做出很多了解同样很困难。这两种在过去几个世纪被发展和改进、在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并不在费希尔的视野内。
费希尔说：“那些在经济学或金融学方面受过训练的人所使用的工具和概念，其中有一些我没有充分理解。”当然，他实际上对这些工具和概念都理解得非常好，有如那些使用这些工具和概念的人对费希尔对它们的批评理解得一样好。费希尔指出的形式主义和计量经济学的局限，对任何优秀的实践人士来说都已不是新闻，但他们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世界可能不是稳态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通过首先理解一个简化（tractable）世界，在理解现实世界方面取得进步。我们为理解简化世界而提出的工具和概念，在未来某个时候，会被拓展以吸收更多的现实主义成分。同时，发展这些工具和概念的过程能使我们对现实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它给了我们能实际解出并与数据相匹配的模型，这些数据实际上是我们运用可实际实施的统计方法收集的。这样做的过程也是我们了解世界的过程，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在增量上实现了科学进步。
对费希尔来说，这种对方法论现状的维护还不够好。当他说他不理解标准工具和概念时，他是在提出疑问：考虑到我们设法理解的系统的性质，这些工具和概念是否可靠，是否能产生更多的信息而非噪声。他是在暗示：或许，标准的工具和概念与其说通过增量在使我们进步，不如说它们通过跳跃在阻挡我们前进。为了找到能据以向前跨越的坚实的基础，或许我们需要先后退一步。在这方面，CAPM是费希尔曾经发现的、唯一的坚实基础，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始终让自己的双脚稳固地立于其上。摒弃数学模型和计量经济学的虚假的精神安慰，费希尔转而采用了一种更直接更基本的方法；该方法承认（确切来说是欣然接受）我们的无知程度。他随后取得的每项成就，或多或少是通过CAPM眼镜看待世界的直接结果。
市场是像法玛所坚称的那样有效，还是如同行为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所坚称的那样过度波动？从费希尔的观点看，该问题提法不当。他相信，体现在市场价格中的集体智慧通常远胜于个体推测。但他也说：“鉴于预期的波动性，我对市场波动没有预期那样大感到吃惊。”在任何时刻，在当前条件下，市场的有效性已达到最高程度。但在既定的理想条件下，市场价格的波动程度，也不如它们应该表现出的那样高。随着市场变得更有效，我们应该预期波动性也会更高。对费希尔而言，有效性和波动性不是替代物而是互补物。
CAPM死亡了吗？CAPM在实证上成功的初始兴奋浪潮过后，测度出的CAPM贝塔值不是股票收益典型样本（cross section）的非常好的预测值，这点日益清晰。作为回应，像尤金·法玛这样的经验论者不再信奉CAPM，转而支持所谓的因素模型。像斯蒂芬·罗斯这样的理论家则提出了明确的多因素套利定价理论（APT）作为对CAPM的替代。费希尔没有这样做。对他而言，在真正重要的实际意义上，CAPM是对的。CAPM已经给了我们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适用的洞见，并且它还在继续这样做。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CAPM始终是指路的北极星，为那些在未知的经济大陆上探索的探险家指明方向。
费希尔的同事经常提及，你从来无法预测在讨论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是什么。这些同事还经常提及他对CAPM从不动摇甚至可以说是顽固的信念。但同事们都未能充分领悟到的是费希尔这两个方面之间的联系。费希尔坚持通过CAPM眼镜观察世界，没有形式主义和计量经济学加诸其上的噪声，这样就一次又一次产生了他独一无二的洞察力。正是牢牢基于CAPM，使他可以自由地沉迷于纯粹智力想象的奇思妙想中。CAPM为费希尔提供了一种方法，使他既处于日常洪流之中，也仍然能超然物外保持一个批判性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