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根据航班信息的提示牌找到了换登机牌的柜台，但是来得太早了，还没开放，于是我们又穿过那个恐怖的区域往回走着。
接下来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在分区连接处找到了一个星巴克，坏消息是我真的感冒了。
“要不要去迪拜城里逛逛？”我问张源。
“呃……让我想一下。”他打了一个呵欠，看样子飞机上睡得并不舒坦。
“要去就赶紧走，现在只有13个小时了。不对，11个小时，要提前两个小时去换登机牌。”
“要不就算了？去城里还要时间呢，而且也不知道花多少钱，我们还是多留点现金在身上比较好。”
“那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我去买件衣服。”
富有的阿联酋人民不在乎那么点电费，机场空调的温度开得很低，不幸感冒的我感觉到了寒冷。因为索马里是在热带，我带的最厚的一件衣服是一件North Face的软壳，穿在身上依旧不停地哆嗦。去问票的时候经过一片商业区，感觉和上海的七浦路差不多，有一些阿迪达斯和耐克的店，但是里面的衣服看起来更像是万达奴或者阿迪王的。不过，我现在不能要风度不要温度。但是，即便是我强忍着无奈，最终还是没能在迪拜机场买上一件温暖的衣服，因为……那里只有短袖的。
等我再逛回星巴克的时候，张源已经接完了两个电话。
“你知道吗，我们从北京出发之前，报社派了另外一路记者。”他跟我说。
“也是去索马里？难道是和舰队一起？”
我能在接到一个暧昧不清的电话之后就猜到是要去索马里，不是没有先兆的。2008年，索马里附近海域发生了近百起海盗袭击事件，鉴于此，中国派出了由三艘军舰组成的编队前往亚丁湾担任商船护航任务，他们于2008年12月26日出发，1月6日已经到达了索马里海域。
“不是，是去加沙。”
那时我才知道，2009年1月，《新闻晨报》可能完成了自己在国际新闻报道上最大胆的行动。我们去索马里，周东yi（我的输入法里实在找不到那个复杂的字）去了加沙。当我们还在迪拜的时候，她已经从特拉维夫发回了报道。
我赶紧上网，找到了电子版。洋洋洒洒一个整版，讲述了她第二次进入特拉维夫的经历。我突然就感觉到了一种危机。
“我们被人抢在前面了。”我跟张源说。
“是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加出彩。”
就是这简单的两句对白，可能扭转了本次采访的基调：从平安地在索马里度过几天，试图接触海盗，到我们一定要找到海盗！
我可能算一个烟瘾比较大的人，所以特别喜欢法兰克福的机场，走不了几步就会在通道边上看到一个大大的垃圾桶，三五成群的人们围在边上吞云吐雾。而迪拜则不同，来回要花上一刻钟的时间才能找到一个小小的吸烟室，而且还不提供点火设备。
在这里我想提一个细节。很多人都认为外国人比中国人更加文明、更守规矩。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有个前提：在没有人带头干坏事之前。先说俺一个美国朋友的故事，这厮属于国内很搞的定的主，自古以来就习惯了醉酒开车，也把这个美德带到了美国。某日饮罢，一脚油门就把车轰到了180，开着开着他发现一件奇怪的事，后面的车都打着双闪以同样的速度跟在他屁股后头。他一下就怒了：“他妈的米国人怎么都这样呢！怎么把车开得这么快呢！我开这么快是因为我喝高了，你们开这么快就不怕警察抓你吗？”
原来，在美国某州有这样一条法律：超速驾驶，只罚第一辆车。
同样的理论，用在吸烟上也是一月。前面说了，迪拜机场的吸烟室非常小，非常少，一走进去，就跟进了毒气室似的，我看了看，周围不像有犹太人的样子。一根烟没抽到一半我就撤退了。因为烟大多放在托运行李里，临近登机的时候，我没烟了。想了想，冲进吸烟室，猛吸几口气，顿时过足了烟瘾，满意而归。
等到午夜时分，迪拜机场开始繁忙起来，一些挤不进去的烟民站在门口开抽，当有第一个人带头之后，我Check了一下那支人民的武装，排出去怕有一里多地，不过，我很确定的是里面几乎没有我们中国People，倒是不少穿西装打领带的白净人，拿了个LV箱子垫在屁股下面。我看着那个心疼啊。谁知人家一看我就打招呼，一手指着屁股下面的箱子：“Made in China！Good！Cheap！”气得我冲上去就把丫烟给抢了：“No Smoking 黑儿！”
丫还敢顶嘴：“我不是黑儿，我是白人。”
“黑儿就是这里的意思！你个四级都过不了的傻逼！”
真是一群没素质的人！
当然，这样的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不多会，机场警卫过来，把所有人通通赶进了吸烟室，那场景更像是集中营了。我站在里面，前面是个黑人兄弟，后面是个白人哥们儿，香水和体味夹杂在一起，让我受尽了熏陶。这一次，我终于起了戒烟的念头。
当我回到星巴克，偷了回国前最后一次菜，挪了回国前最后一次车位之后，离飞机起飞只有半个小时了，我们来到了办票柜台。但是，当我们排到窗口，递进去护照和行程单之后，足足等待了有十分钟，也没收到任何的回应。
“问问，问问，到底怎么了。”张源催我。我说过，我们俩一主外，一主内。说的事一般都交给了我，然后他来听。
“别急，时间还早，别让人说我们中国人没素质。”
然而，又过去五分钟之后，我也忍不住了。我把头凑过去，磕磕巴巴地问：“请问，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吗？”
“请您稍等，你们的航班可能会有点问题。”
我嘞个去！我的乌鸦嘴第一次显灵了！
“那是什么问题？飞机坏了？不飞了？那边打仗了？还是怎么了？”
“嗯，现在的情况是，从吉布提飞往博萨索的航班临时取消了，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帮你们改飞到哈尔格萨。”
我去！哈尔格萨是个什么地方？我跟张源手忙脚乱地开始翻看地图，最终在索马里边上找到了这个城市。说起来，这里还是已经宣布独立的“索马里兰”的首都，不过这个国家暂时还没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是离我们的目的地，足足还有几百公里。
“如果我们去哈尔格萨的话，有没有什么陆地交通可以前往博萨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得先到吉布提再问。你现在是要去吉布提呢？还是哈尔格萨？还是在这里等？或者返回中国？”
“去吉布提。”我跟张源商量之后作出了决定。
登机口在189号，我们异常沮丧地来到了这里。整整一大个候机室里，满满的都是黑人，间或有几个白人，但是黄种人——只有我们俩。那种被关进了动物园笼子的感觉，首次呈现了出来。
我心里有些抑郁，把行李都丢给了张源，跑到外面散心，189登机口外面正好是个杂志摊，上面堆着不少杂志。我百无聊赖地乱翻着，居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李连杰。他应该是那一期杂志的封面人物，封面标题是“REAL HERO”，这让我心情稍微好了一些。
兜了一圈回到候机厅，离登机时间依然还有一个小时，我把手机在手里翻来覆去地转着，装出一副很帅的样子。张源则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除了一个黑黑的后脑勺，什么也没看见。
“你好！”从边上突然传出来一句挺别扭的汉语，转过头，看见一个黑人哥们儿正乐呵呵地跟我们打招呼。
“你会说中文？
“对啊！你们是刚刚从中国飞过来的吗？”
“对的，你呢？”
“我也是。”
“啊哦？你在中国做什么呢？”
“我叫萨哈尔，在义乌倒腾点小商品。发票要不？大哥，要盘不？走私手表、名牌包要不？”
……
萨哈尔真的是在义乌倒腾生意的，但是他是一个索马里人，准确点说，他是一个索马里兰人，他的目的地是哈尔格萨。然而，当他知道我们要去博萨索之后，吃惊地张大了嘴巴，迟迟没有说出话来。
边上的几个黑人哥们儿听不懂中文，但是看到他这副表情，纷纷问他到底怎么了。等到他转述了一通之后，整个候机室里发生了一种奇妙的连锁反应。一大群张大嘴巴的黑人紧密团结在以我和张源为核心的圈子周围，投来了各种各样复杂的眼神，有惊讶，有同情，有怜悯，当然，我会认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敬佩。
“那里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几个人七嘴八舌地在边上表达了同一个意思。他们中，有的人是和我们同一目的地。
“你们自己不就是索马里人吗？为什么会这么说？”
“正因为我们是，所以才会这样告诉你。你们是去干什么？在那边有人接待你吗？有没有找好保镖？”
这时候，我和张源的心里第一次对此行冒出了一丝寒意。
“这都怎么回事啊？没那么夸张吧？”张源问我。
“我看他们不像是在开玩笑。”
“那怎么办？”
“都到这里了，能怎么办？你联系上阿里了吗？”
“打了几次电话都没通，你等等！我马上给他再发封邮件去！”
张源飞一般冲了出去，剩下我一个人，如同刚才的张源一般，茫然地坐在那里。不过这一次，我的身上多了很多注视的目光。
“那么……那里真的和《黑鹰坠落》上演的一样吗？”我问萨哈尔。他点了点头。“到处都有人拿着啊KI。”索马里人把AK47都叫做啊KI。
“那你有没有去过索马里？”萨哈尔摇了摇头。
“为什么？那么近也没去过？”萨哈尔看起来也有30多岁了，没去过索马里？这种感觉听起来就像一个生活在云南文山自治州的人没去过越南一样。
“那里不安全，不适合我。”
临上飞机的时候，萨哈尔给我们留了一个电话：“我就不能陪你们过去了，到了那边，没有保镖，千万不要到处走动。如果你们到哈尔格萨，有事没事给我打个电话！我上头有人！”
飞往吉布提的航班是波音727的，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的工人正一件件把行李送上飞机，也看到了我的箱子。“不管怎么样，人没丢，行李也没丢就好。”我跟张源说。
07年去意大利，也是转了两次机，结果同行的区楚良就丢了行李，里面几乎有他全套的训练装备，也不知道后来找到没。转机次数越多，丢行李的几率越高，不管你是多么牛×的国家、多么牛×的航空公司，都是一样。更别说是这个没听说过代码的D3。
张源“嗯”了一声。
恭喜他，当我们到达吉布提的时候，他的登山包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