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村并不像我此前见过的任何豪华酒店的样子，无论从哪方面都不像，也许是我没住过这么高级的。村里没有一间间的客房，只有很多幢别墅。当我们开进院子以后，两个当兵的赶紧过来放下栏杆，并且把门关上。当我们入住的时候，整个村里只有我和张源两个客人。后面我还会提到一个，不过我认为他并不算这里的客人，和他比起来，我们顶多算是小姐，论次交易，人家可是二奶，长包的。村子不像酒店，倒很有点像豪华的精神病院，20多个士兵包围着我和张源两个傻老外——这还不带上我们自己的那五个。四周的围墙足有一丈多高，墙上还有一米多高的通电铁丝网，梯云纵功夫在五段一下的请不要轻易打翻墙的主意。
这听上去挺像是监狱的，为什么我又要说是条件优良的精神病院呢？因为村里有着相当不错的绿化，我们居然还看见了几棵树，而且，竟然还有几只动物，现在我唯一记得的是鸵鸟，似乎还有鹿什么的，有点模糊了。
福伊德带着我们去了前台，一个小小的小黑屋里，一个小小的小黑人正抱着一杆小小的……也不那么小，AK的伞兵版而已，正对着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看着一个小小的小黑女人叽里咕噜说着话，我们的出现焕发了他的青春，他似乎突然想起来自己只有20岁，然后蹦蹦跳跳地就跑到了我们面前，用倍儿标准的牛津音对我们说：哥，咱能帮你点啥不？
我对他口音的形容是实话，至少我当时听起来的感觉是这样的。因为索马里人虽然被英国殖民了那么多年，但是他们说英语简直是一场灾难，如果到中国来考四级，别说及格了，老师肯让他们去考试都是个奇迹。我现在隐约还记得他们P和B是不分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无论是我跟他们说海盗（pirates）还是他们跟我们说海盗，大家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他们应该是明白我们到这里的真正目的的，所以福伊德的嘴里第一次冒出了这个词，然后眉飞色舞，让我以为他说的是这里的一个著名酒吧。
既然没有单独的客房，那么小索们榨取钱财的方式方法就很简单了：要住，可以，但是你只能包一整个别墅——这得好几百美金。我终于明白了萨满特为什么那么在乎我们是不是大款了，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
我强忍着泪水签订了城下之盟，还是张源明白，临走的时候问了一句：“这里有WIFI没？屋里有没有网线？”看见没，这才是一个称职的记者。那个服务员茫然地看着我们，于是我们双手飞快地做着打字的动作，“没有钢琴，这里没有。”他回答说。张源看看他手里的枪，终于忍住没有发飙，然后想了想，从背包里翻出了自己的笔记本，在网线接口那里用手指进进出出做了几个插拔的动作，哥们儿终于明白了，点点头。“10美元一小时。”
其实我觉得吧，在索马里开网吧比干海盗有前途多了，还合法。
实际上，我们包下的那个别墅并不完全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只占有了一楼。里面的格局设计得惨不忍睹，我估计是我们学校某个专业课从来没及格过的师兄弟设计的——我大学学的建筑学。一条走道进去后，到头画了一个T字形，然后往两边分开，这个T字的BACK就连接着各个房间。福伊德走进去，选了最靠近大门的一间，告诉我们，这个窝是他的了，我和张源走到最里面，想了想。
“咱俩住一间？”他问我。
“你怕鬼？”我已经准备好词嘲笑他了。
他意外地没有顶嘴：“不是，但是我觉得咱俩住一起安全些。”他指了指士兵们的方向。
我点点头，推开了门。
“这……”住别墅是倍儿牛逼的，但是这个别墅里的陈设，可能还赶不上火车站边上20块一晚上的地下室。屋子里只有一张一米二的床，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一台不知道是不是国产的电视机。我们竟然还找到了一台窗式空调，我姥爷家8年前以20块卖给了收废品的那种，试了试电源，居然还能响，但是仅仅是能响而已，不出风。
“你先收拾，我出去抽根烟。”我跟张源打了个招呼就走了。在路过福伊德房间门口的时候，听见他一声咆哮，我没搭理，继续往外走去，三秒钟，绝对只有三秒钟，优素福一手提着枪，一手把迷彩服往身上扒拉着冲了出来。他不会说英文，冲我笑笑，然后用手势告诉我，他要和我在一起。我给他让了一颗烟，他摇摇头说不会。我抽着烟往台阶下走去，优素福一把拉住我，指了指门廊下的地面，意思是，只能在这里。
很快，福伊德也出来了：“除了在房间里，否则，24小时都不要离开我们的视线，这很危险。”
别墅外是花园，花园外是大花园，青山绿水的，四周有高墙铁丝网和20多个士兵，福伊德却告诉我一个人出来，这很危险。
我点点头，福伊德回去了房间，我这才知道，他选这个位置属于最佳监视地形，相当于门卫室，我们什么坏事都别想干。
优素福一个人无聊，又无法跟我交流，跑到院子里的长椅上坐下，这时候从二楼下来一个人，这是我们在索马里见到的第一个白人，也是最后一个。
“哥们儿，有烟没？”
不知道为什么，老外都特别喜欢问人讨烟抽，可能是国外烟草的税特别重，普通的一包白色万宝路要卖到相当于100人民币。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的紫南京才14块，毫不吝啬地递了过去：“来根中国的？”
这一招特别好使。其实在我刚刚开始学抽烟的时候……应该说是刚刚被我爸发现我在抽烟的时候，应该是大三，他默默地递了一根过来，然后劝我戒掉：“以前很多人抽烟，是为了在社会上能打好关系，但是现在这已经行不通了。”
那个时候我总是不爱听他的话，老觉得他已经老了，但是我长大了，他的那些观念、思想都过时了，可是知道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原来他确实有些观念落后了，至少我就觉得递烟这招挺好使的，尤其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烟，对于打开僵局特别有用。那时候流行过一种传说能壮阳的烟，我去搞了几包，后来帮我办成了不少事，至少局面是靠它打开的。我特别喜欢给我们小区和报社楼下的保安发烟，所以我总能找到车位；我还爱给我们家附近洗车行的几个小弟发烟，所以经常车有点小毛小病的去弄弄，人家一分钱不收我。而在索马里，但凡你说这是中国烟，别人就吼吼地接过去，开心得要死。
有一艘成功击退过索马里海盗的中国商船船长就曾说过，他们用尽了各种办法，抵挡住了海盗的进攻，但是受伤的海盗依然不肯退去，最后他们一咬牙丢了几条烟下去，海盗抽了两根，挥挥手走了……这是真事。
看到那个白人的时候我手上拿了两包烟，还有一包是白色万宝路，本来是准备拿去跟士兵搭讪用的。那个白人哥们儿看见了，于是回答我说……嗯，于是在我写了500字之后回答我说：“一样给我来一根行不？”
就这样，哥们儿跟我说他叫奥利赫，其实他不叫这个名字，但是发音太古怪了，还有小舌音，我发了很多次发不出来，他就笑着跟我说，你还是叫我奥利赫吧。我问他是不是记者，他摇摇头，他说，这个地方最后一批记者在一年前就已经撤退了。
“那你是干嘛的？”
“我是飞行员。”
我去！敢情今天把我吓得半死的飞机就是他开的？还真是。
达诺航空在国际村里包了一层别墅，每次飞行员来了就住在这里，待上几天，然后再飞走。
“你是哪人？”
“乌克兰的。”
“他们说你们开飞机的时候抽雪茄喝伏特加？”
“没有没有！”奥利赫哈哈大笑起来，“雪茄太贵了，买不起，一般就抽烟，伏特加倒是喝的。”
……
“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没？”
“这里？不知道。”
“你也是新来的？”
“飞了好多年了。”
“那你还不知道？我会鄙视你的。”
“每次住在这里，我都不敢出去。”
大家的英语也就那样，就好像一个广东人和一个四川人拿普通话聊天一样，结局是很杯具的。所以，应应景，奥利赫也就回到了楼上，他前脚刚走，后脚福伊德又出来了。
“福伊德，你……那个……你认识海盗吗？”我终于有胆子第一次问出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当地人对海盗究竟是怎么看的，也不知道这个问题会不会冒犯到他们。我前面说过，我们是被他们五个人拿枪押着来到国际村的，他们头上包着大头巾，身上穿着迷彩服，手里抱着AK，几乎一直面无表情，偶尔小声争吵几句。索马里的语言听起来很可怕，因为经常会发出类似野兽咆哮的那种喉音，凶悍无比。
听到这个问题，福伊德却似乎像听到了“今天你吃了吗”之类的问候：“认识啊，索马里几乎每个人都认识海盗。”
这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你也认识？”
“当然，我们部落里就有很多人去当了海盗，不过我家里没有。”
“那他们怎么样？很恐怖吗？”
福伊德看了我一眼，又转回头去摇了摇：“他们只是武器比我们好。”
“那他们都住在哪儿？博萨索？格尔威？”
“不，是埃勒。”
“但是我一直听说海盗都在博萨索的。”
“他们不敢来这里，只要一出现，就会被我们逮捕。”
接下来，福伊德似乎不大愿意再和我聊关于海盗的话题，我接连问了他好几个问题，他都只是以摇头回答。
“那么……你去过摩加迪沙吗？”
“去过，当然，我小时候就是在那里长大的！”福伊德终于又再看着了我。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那里？”我翻出了地图，看起来……似乎离博萨索挺远的样子。
“不！不不不！你们绝对不能去那边，”福伊德一下紧张了起来。
“为什么？那里不是首都吗？而且我们还有你们的保护。”
“我们？呵呵。”福伊德笑了起来，“如果我再去找20个人来，那么可能还敢带你们去一下，但是现在，我们去就等于集体送死。”
“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地方，如果一个手上没有拿着枪，尤其他还不是黑人的情况下出现在大街上，那么他就是去送死的。只是1分钟以后或者一个小时以后的区别而已。”
听到这个消息，换到我沉默了。事实上，虽然我们听从艾威尔的建议来到了这个地方，但是依旧对那个“黑鹰坠落”的城市充满了好奇，我非常想真的到那里去看一看，看看那个能让国际警察都铩羽而归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是现在看起来，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幻灭的泡沫。
两根烟抽完，服务生送来了我们需要的手机卡，“你打樊薇，我打老毛和杨师傅。”我回到房间，和张源分配了任务。他直接去讨论今天的选题，我得确认下接下来几天的具体行程。
“太好了！”杨师傅的声音充满了激动。应该说，他是我们报社里比较淡定的一个人，多年的要闻部编辑工作做下来，已经没多少事可以点燃他的激情了，但是这一次他冲动了。“你们现在住的地方安全不安全？”这是他的第二句话，“平安就好，你们先把今天到达的经过写下来，然后再给我打电话。”这是他的第三句话。
“好！好！”老毛的电话前面没打通，结束和杨师傅的沟通后，我再次打了过去，我想象着他的那张笑脸，听到了这两个字。“记得每两个小时和后方联系，具体稿件就和杨伟中、樊薇说。”老毛的话一向不多，拿我们开涮的时候例外。不过，这个时候显然不适合。
于是，我和张源开始奋笔疾书。完稿很快，因为这里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闻，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所看到的，所经历的变成文字。有的时候，好的新闻就这么简单，在现场就是最大的胜利。
但是意料之外的困难依旧出现了，福伊德护送我和张源去了那间可以上网的房间，在忙活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放弃了上网的打算。服务员搞不清楚状况，修理工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我们把拨号软件点了一千六百五十五次，始终无法联通，我们只能移动回了房间。
“操！”我和张源同时吟了这么一句诗，我把笔记本摔到了地上——用笔写的那种，不是电脑。张源一头躺到了床上。
“难道我们到都到了，稿子都写好了，就是发不出去？”他大声地吼道。
我拼命扯着头发，无法回应。
但是，困难是难不倒中国人民的！“我们直接用电话报稿！一个字一个字念！”我缓缓对张源说。他看了下时间，离整张报纸截版只有一个多小时了。“好！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