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建立在内陆大河流域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内敛型文化，其代表是儒、道、释三种亚文化；而这三种文化都从不同侧面强化了这种内向性和收敛性，从而抑制了中国古代蹴鞠向现代足球的发展。
（一）儒家思想对蹴鞠运动的制约
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对历代的文化和社会一直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蹴鞠运动的发展也概莫能外。儒的原本的含义就是“弱、柔”。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儒家历来重视“诗、书、礼、乐”的教化作用，其理想的人格是“温文尔雅、谦让和恭”的谦谦君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蹴鞠作为一种娱乐和消遣是可以的，但若其发展成进攻性很强的体育项目的话，按照儒家的伦理规范和理想人格，则是不允许的。在儒家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国度里，体育活动在人们心中是没有什么重要地位的，这就造成体育理论的薄弱、体育活动的萎缩和体育规则的粗糙。但是，这并不是说儒家一味轻视体育。孔子在《论语》中就提出了当时教育的科目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即所谓的“六艺”。然而，在儒家看来，尽管射箭和骑马是与军国大事有关的活动，但并非纯粹的体育运动，而是一种居于次要地位、作为调剂和补充的“卑艺”，属于郑玄所说的“伎艺”。孔子所谓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就是强调“数、书、御、射”这些科目只能涉猎游观，各随其性，随性自乐，切不可沉湎其中（否则将玩物丧志），更不能把它当作一种职业。
在封建思想的长期禁锢下，以体育谋生的艺人社会地位低下，其积极性不可能充分调动起来。而社会要求他们的只是兜售他们的技艺，人们只是从中得到娱乐和消遣。如唐宋时期，一些宫廷妇女和妓女为了讨得别人的欢心才去踢球。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决定了女子蹴鞠难以向高层次发展。儒家提倡中庸思想，讲究忠恕之道。孔子就认为，凡事要恰到好处，不可过分，要不偏不倚，因此一些冲撞剧烈，带有很强竞争性和对抗性的活动项目往往背离这个原则。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一些传统竞技体育项目变成了传习封建礼节、宣传封建道德的一种手段。如投壶，原本是流行于古代士大夫文人阶层中的活动，也被渗入种种礼仪的因素。宋代司马光就认为“投壶者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不使之偏颇流散，所以为正也；中正，道之根底也”。但同时他又希望通过投壶这一活动让人们明白中庸之道，从而能安分守己。因此，带有竞技性和冲撞性的蹴鞠活动，就自然地违背了这个原则。又如在唐代出现的“十五柱球戏”，其游戏方法是：用木球从地面上抛滚去打立于一定距离之外的十五根小木柱。十五根木柱分成两类：一类为十根，上面分别写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十个红字；另一类为五根，分别写有“傲、慢、吝、贪、滥”五个黑字，木球击中红字者为胜，击中黑字受罚。由此可见，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在体育活动中地体现是多么地直接和明显。
儒家思想不仅使我国的传统体育带上了浓厚的伦理色彩，而且也极大地抑制了中华传统竞技体育体能类项目的发展。当代著名的新儒家梁漱溟就指出：“自周孔礼教以来，中国人的身体素质就退化了。”人们热衷的都是气氛比较缓和的非竞争活动，或具有一定趣味性的竞争游戏。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儒家地位的上升，在唐朝军队中，有一种既是军训手段又是娱乐活动的蹴鞠，而且这种蹴鞠活动逐渐发生了变化：从两个门变为一个门，从直接对抗发展为间接对抗，从多人竞技变为一人或两人的娱乐等等。这种逐步衰落的过程，正是古代蹴鞠未能发展成近代足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道家思想及佛、禅文化对蹴鞠运动的制约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另一思想派别的道家，是与中国的农业文明最为贴近的。它讲究顺应自然的无为之道，以及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老子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他极力强调“不尚贤，不尚力，不与人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志虚其心，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在道家文化里，人的个体感性冲动衰弱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以至竟坚持：“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种拒绝冒险、回避竞争的态度显然与那种带有冒险性、竞争性的足球运动是水火不相容的。中国民众心中的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无为人先、不耻人后、吃亏是福、难得糊涂、急流勇退、逆来顺受等心理定势，更多的是来自道家思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道家骨子里对足球运动采取的是一种排斥态度。在这样一个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急流勇退、逆来顺受的国度，蹴鞠就不可能发展成为现代足球。由道家演变而来的道教，虽然也重视体育，如和道教有密切联系的气功、太极拳、武术，但他们的体育多半与养生、健身联系在一起，是人们修身养性的手段。这种体育活动缺乏对抗性、竞技性和竞争性，与现代足球的要求更是南辕北辙。更为重要的是，气功、太极拳、武术之类的体育活动在中国几乎是国粹。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蹴鞠未发展成为现代足球，也就成为十分自然的事情了。佛教是来自印度的宗教，就其本身而言，也是大河流域农业文明的产物。虽然它在思维方式上和中国固有的文化不大一样（如它比较讲究逻辑分析等），但在价值取向——内敛、主静方面，和中国文化没有多大的差别。由佛教和中国文化融合而成的禅宗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与儒、道思想一样，它们对中国蹴鞠的发展，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制约力量。
（三）统治者的政策对蹴鞠运动的制约
唐宋皇帝大多重视蹴鞠运动，并把它当作一种军事训练手段，遇到比赛时都亲临观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相沿成风，广泛开展，这是唐宋时期蹴鞠运动兴盛的重要因素。
元朝是由生活在马背上的蒙古族建立的，出于生存习惯和民族隔阂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对汉民族的游戏类型和体育项目不适应，更不可能提倡。蹴鞠运动不得不从官办转移到民间，逐渐成为民间纯娱乐性的文化活动。
朱元璋称帝以后，严禁军人蹴鞠，并下旨“蹴鞠者卸脚”，但由于蹴鞠运动本身的魅力所在，蹴鞠在民间依然盛行。
清朝入关后，喜欢射猎的满族统治者，对汉民族的蹴鞠也实行了禁止政策。顺治皇帝曾口谕禁止踢球，对蹴鞠要“即行严禁”。后来，乾隆皇帝干脆明令禁止蹴鞠活动，民间的蹴鞠运动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