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良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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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杨澜在美国采访了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先生。杨澜问他，如果当年你没有离开河南，你今天会是什么样？
杨澜心想，他一定会说，如果没有离开家乡，我永远成不了名，也不会获得诺贝尔奖，也许现在还在农村种地，是一个满脸沧桑的乡下老农。
可是崔琦的回答，让杨澜大吃一惊。他说，如果我不出去，我的父母就不会在三年困难时期被饿死，如果时间能倒流，我宁肯陪在父母身边，也不去香港，到美国。这是我人生最后悔的事。说罢，崔琦竟伏下头，痛苦地抽泣起来。
崔琦的父母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被活活饿死。父母的过早离世，对崔琦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并使他陷入到深深地自责中。他认为，如果当时自己在父母身边，父母就不会饿死了，他会想方设法给父母弄点吃的。
崔琦先生没有因为获得诺贝尔奖而沾沾自喜，在他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那就是当年因为自己远走他乡求学，没有能陪伴父母敬孝，使父母过早地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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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清华大学学生座谈的时候，现任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谈了自己人生最后悔的“事”。他说，自己人生最后悔的事就是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是个“乖学生”。
他说，如果现在让我再做一次大学生，我要张扬我的个性，喜欢什么学科，我就使劲把它弄透，不喜欢什么学科，拿个60分就行了，我想这样才算有出息。
韩启德说，那时上大学，周围的同学都很规矩，每个人都能背出几厘米厚的《解剖学》课本。但是，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在“念书”上，“歪门邪道”太少了，所以，我的创新性不够。后来，我才渐渐地发现知识不是背出来的。如今，我早已忘了当时背的《解剖学》，而背的越多，创新思维也就越受限制。
遗憾的是，现在大学有许多教学内容、方法还很落后。大学生不应该变成专业的学习工具，而应该多思考哲学方面的问题，多阅读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爱因斯坦说过，徒有专业知识，只不过像一条训练有素的狗。
韩启德说，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打破陈规、发现新事物、创新思维的过程。我们可以张扬个性，保持激情，不怕失败，当一回守纪律的“坏学生”，做出更有创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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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英媒体称为“东方之星”的斯诺克选手丁俊晖，从八岁开始，就在父亲严厉训练下，进行着近似残酷与世隔绝的“封闭式训练”。丁俊晖在这种训练下，加上他的悟性，他的台球技艺进步很快。13岁时，他就获得了亚洲邀请赛季军。从此，“神童”称号不胫而走。2005年，他夺得了中国公开赛冠军；2009年12月，斯诺克英锦赛中，丁俊晖以10∶8胜希金斯封王，震惊世界体育界。
丁俊晖的成功，让许多望子成龙的家长看到了某种希望，他们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学打台球，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丁俊晖第二”，于是，他们想复制丁俊晖成长的模式，让自己的孩子从小练习打台球。一时，台球热，在青少年中成为一种时尚。
丁俊晖在回答记者时，目光闪烁着一丝晶莹，他说道，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人生的话，我是决不会打台球的。因为打台球，我失去了童年应有的快乐和童趣，我甚至一个童年的小伙伴也没有，在那种单调、乏味的封闭式训练中，我成了不会说话的木偶，循规蹈矩，亦步亦趋。这是一种痛苦，更是一种不幸。这是我人生最后悔的“事”。
丁俊晖的一番话，让人惊讶万分。原来，在他成功和辉煌的背后，隐藏着一种难言的痛苦和悲伤。
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他人的成功和辉煌，羡慕他人的鲜花和掌声。没想到，在那一个个成功和辉煌、鲜花和掌声的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最后悔的“事”。这种后悔的“事”，沾满了苦涩和眼泪，在黑暗中，一个人偷偷地哭泣、哀号，一旦释放出来，竟是人生痛楚的泪水。这泪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绵绵不尽的回味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