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就中短期的风险控制而言，对房价风险的掌控在于对中国金融风险的掌控。只要中国不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那么房价泡沫就不会破裂。而中国是否会爆发金融危机，取决于中国的各种债务风险。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中国整体债务已经达到113万亿，相当于GDP的200%，但从结构上看，非金融机构债务占64万亿，地方债务占16~18万亿，从整体上看尚在可控范围之内。尤其是地方债虽然这几年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但即便以最高值来估计，也还不到GDP的50%，地方政府整体还债能力也还存在。比较值得担忧的是，由各种理财产品组成的影子银行是否会构成还款期限错配，这倒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
四、医疗改革：为什么一开始也错了？
都说人民头上有新的“三座大山”，即住房、医疗、教育，搞得政府疲惫不堪，民众怨声载道。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忙于进行各种分析、提出建议，但最终还是未能解决问题。其间到底是什么原因？
用最直白的话来说，就是政府角色的严重缺位。我在其他多个场合都无数次讲过：过去若干年，政府的角色要么是越位，要么是缺位。所谓越位，就是不该做的一直做，高度介入经济，尤其是介入审批领域，不但导致经济自由度的萎缩，而且更导致腐败的盛行；而所谓缺位，就是该做的不做，一些本该由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产品，政府却完全推给市场，结果导致过度市场化后的另一种扭曲。
住房、医疗、教育三者的弊端无不来源于此。但改革早年的这些偏差又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读过我的《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的朋友可能都还记得其中的一节：“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盲点在哪里？”我在这里愿再引用里面的一些观点：
改革开放初期，一批原本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学者，开始接触到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立刻为之所吸引，因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为高层提供了大量的具有强烈市场化倾向的参考意见，以为计划经济中的中国只要实施了全面市场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虽然我对中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依然怀有敬意，但从他们的身上，我能颇为清晰地感受到这些思维的盲点。时至今日，当世界经济危机过去后，我还读到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在大批凯恩斯主义，几乎将凯恩斯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岂不知，西方的市场经济核心也不光是市场化，而是程度不同地带有政府干预的成分，无论是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还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都是如此。
当然，如前所述，凯恩斯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又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政府干预角色，前者是成熟市场经济形态下的政府适度干预，政府不拥有对经济活动的生死大权，而后者则是一个脱胎于计划经济的、正在艰难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政府角色依然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和色彩。
……
苛刻地说，对一个具有一定逻辑思考和思维穿透能力的人来说，只要对中国的问题稍加观察和思考，上面这些基本上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层位极高的官员和名声极大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完全明白这一切。正因如此，在中国这些年的改革中才会出现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医疗改革走过的偏差。
2013年10月25日，浙江温岭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医患纠纷事件，一名患者因为对治疗效果不满意，持刀砍向了医生，导致一死两伤。
悲剧发生后，医生们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黑纱，打出黑底白字的横额“拒绝暴力，保障医护人员身心安全！”高举“还我尊严”“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等标语，在医院内游行，高呼口号。
治病救人的医生，最后居然成了病人的受害者；需要被治疗的病人，居然对为其治病的医生充满怨恨和不信任。这种反逻辑、反常识的现象之所以发生、蔓延，原因不在于医患双方的任何一方，而在于改革的逻辑出了问题。由于改革早年的逻辑出了问题，所以医疗改革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偏道。
温岭悲剧发生几天后，我在一期节目里作了对医疗改革的评论：
主持人：浙江温岭医患纠纷事件中，33岁的嫌疑人连某某因为对于微创手术的结果不满而持刀行凶。您怎样来看这个事件？
邱震海：这个事件当然比较极端。第一，据查这位患者或者说行凶者本身可能有精神病病史，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极端的问题；第二，关于这位患者或者说这位行凶者之前跟受害医生之间到底有些什么纠葛，或者是不是由于医院做了过多诊断和检查，以致他花了很多钱，所有这些问题的内幕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想说的是一个大背景，就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坦率来讲，这已经不是新闻，而且应该说是过去十多年来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在温岭事件出来之后不久，广州有一家医院也出现了患者持刀捅医生的事件，也造成了几个人的伤亡。
从患者的角度说，我花了很多钱，看病越来越难，越来越贵，而且花的多是冤枉钱，由此就怀疑医务人员。
患者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和背景，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医院开始市场化之后，确实医、药不分，医生无论出于收回扣还是出于承包收益的动机，都有过一些不合理的行为。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必须承认，也有一些非常有正义感、有职业良心、有道德情操的医生。
整体来说，既不是患者的问题，也不全是医生的问题。那么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到底在哪里？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改革出了问题，改革出了偏差。我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回顾一下，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医院完全是公立医院，当时的病人看病基本上不用花钱，基本上是免费医疗，只需花很少一点钱，医院完全是公家的单位，医生是国家干部。你亏了，国家来贴；你赚了，国家也要把你的大部分利润拿上去，医院完全不是一个企业单位。而在当时的情况下，那种计划经济的模式也是无以为继的，所以从1989年开始，中国的很多医院就开始市场化，一是允许医生承包；二是允许有偿医疗；三是开始把医疗服务的价格拉开，有低价，也有高价。
只有市场化之路才能解决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一些弊端，但是这样一来就导致很多后来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各行各业都开始经商，医生也可以有偿服务，换句话说，把公共医疗服务作为有偿服务进行市场化改革，并且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坦率来讲，1989年后过了十年，一直到1998年，中国开始慢慢实行医保，但已经为时过晚了，医保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基本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医生跟患者的关系，一个是供给方，一个是需求方，假如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经济体，一个是提供医疗服务的，一个是接受医疗服务的，双方就直接在市场上，在医院这么一个小范围的市场上短兵相接，这中间缺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国家的位置。
无论是看中国过去这种传统的、无以为继的计划经济模式，还是看西方的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欧洲模式，基本上国家都承担一个所谓购买第三方的角色，或者由国家来购买医院的服务，或者由一个公立的或私立的医疗保险机构来向医院购买医疗服务。而不是直接由患者来医院购买医疗服务。如果你作为直接以赚钱为目的的医生，我作为患者向你购买服务，你当然会不断把贵的医疗服务卖给我，把不需要的医疗服务向我推介。
而我作为病人一方呢？过去我背后有国家支撑，现在国家退出了，完全市场化了。我背后也没有医疗保险公司支撑，你向我超额提供的医疗服务，要我作为患者完全承受下来，我当然是不肯了，有时我们从香港地区到内地去看病也能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区别，明明是一个很正常的检查，弄下来没有几千块钱医院不会放你出来，非让你住院做检查。明显可以感到这里的许多医疗服务是多余的，所以这里是有问题的。
国家之手到底在哪里？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之手显然太长了，但是改革的初年，我们完全从一个计划经济走向了一个纯市场化制度，以致国家完全退出了，这就是我一直说的，今天中国各级政府要么是缺位，要么是越位。
所以，如果说现在政府这只手无法给患者提供支撑，那么正常的医疗保险在哪里？假如没有第三方来购买服务，直接让患者跟医生在医院这个市场上短兵相接，那么可能引发的事件是无休止的。
主持人：其实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一直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过程中，既然是摸，当然也需要一种探索精神。
邱震海：过去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了很多成绩，也摸出了很多偏差，所以未来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在摸出一大堆成绩的同时，再继续摸出一大堆偏差。坦率而言，医疗改革在1989年即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产生了偏差。当时完全是大规模的市场化，然后到1998年，中国无论是住房改革还是医疗改革，基本上都出现了一个分水岭，当时的领导人以及他们周围的人——智囊、学者们也基本都认为市场化是灵丹妙药，因为对于过去计划经济的弊端他们是深恶痛绝的。当时给领导人提供决策智囊的这批学者早年都是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他们已经深知那些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弊端，而且他们在40多岁的时候，大多到西方去短期进修学习了一下，对两面的东西都是一知半解，对计划经济一知半解，对于市场化也一知半解，所以回来以后就以为市场化是灵丹妙药，认为只要一味地向市场化推进就能够取得成功。岂不知，即使在一个成熟的西方国家，无论是欧洲这样的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还是在美国乃至中国香港式的纯资本主义体系下，政府这只手是永远在的，发挥一个适度的、最后的保障功能。其中的战略哲学是什么呢？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无论穷富，无论男女，无论有无能力，都活得有尊严。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要保障人的尊严的。所以，一方面需要大规模的市场化，但另一方面政府的调控之手也需要发挥作用。
对于医疗改革，到西方国家去看过、住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像德国或者英国完全是政府保险加私人医院的体制。德国有两种医疗保险，一个是法定的医疗保险，另一个是私人医疗保险，基本上患者永远不会直接向医院购买医疗服务，患者永远是借助背后的第三方即医疗保险公司——或者是法定国家医疗保险公司，或者是私人医疗保险公司——去跟医院、跟私人医生签约。
所以，假如有这么一个第三方来购买医疗服务，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就会受到一个制约，因为医疗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是不会那么容易支付的，如果你乱开药、乱诊断，他是不会付费的。然而今天我们没有第三方，服务供应者过度地提供医疗消费，由此自然造成患者对医生、对医院的极度不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