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滞胀的大背景与福特延误。
滞胀就是“生产停滞+通货膨胀”，这种现象伴随着美国整个20世纪70年代。但任何大事件背后都有天灾和人祸，仅仅因为一个方面是不会出那么大问题的。
就大背景来说，当时确实也存在着一些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
其一，战争对美国消费的刺激正逐渐消失。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工业高涨，得益于世界大战积累起来的被抑制的对固定资产、住宅建筑、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以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刺激。这些因素在70年代以后已经逐步消失。
其二，科技发展处于低潮。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率先掀起第三次科技革命。但经过了20年的科技高潮后，到70年代初，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力已经明显减弱。直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三次科技革命才再掀起第二次高潮。
以上两大原因一般被认为是导致美国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但仅这两点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比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滞胀时期，各行业的表现也不一。统计发现，制造业表现较差；但是资源行业和服务业，以及出现新的盈利模式的行业，增速明显超越CPI的涨幅。
20世纪70年代，美国增长最强劲的行业分别是采掘业、农林牧渔业、金融服务业、公用事业，平均年增速超过10%，远远超过CPI的上涨。其中，采掘、农林牧渔的年增长几次超过50%，主要是受益于石油价格暴涨和全球性粮食涨价。金融服务业的年增长也曾经接近20%，则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银行业了出现新的盈利模式——国际贷款业务。
中东“石油美元”最终又存回了美国的银行，再加上美元持续贬值刺激不产油的欠发达国家贷款来支付其国际收支逆差，因此，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的银行业处于信贷扩张、高杠杆、高盈利的丰厚时期，直至80年代初债务危机爆发。
20世纪70年代，美国温和增长的行业，包括信息服务、教育医疗、房地产、住宿食品服务、文化娱乐等行业，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后，基本实现正增长。信息服务业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电信行业的垄断格局被打破，行业竞争机制刺激了居民对通信的消费增长。
其实，美国虽然在这一时期内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但也不至于出现停滞，除了上面的这些因素外，主要还是政策出了问题，也就是货币政策出了问题。
以上探讨的是经济停滞的问题，下面探讨通货膨胀的问题。通货膨胀的外在原因主要是第四次中东战争所引发的石油危机。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并将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使油价猛涨两倍多。
第一次石油危机还没结束，第二次石油危机又爆发了。1978年底，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政局剧变，伊朗亲美的国王巴列维下台，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此时又爆发了两伊战争，全球石油产量从每天580万桶骤降到100万桶以下。随着产量的剧减，油价在1979年开始从每桶13美元猛增至1980年的34美元。这种状态持续了半年多，此次危机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
石油之重要也许很多人都不太理解，其实只要简单说说，大家就会明白：首先农产品的价格完全由石油决定，因为农产品的价格是由化肥和农药的价格决定的，而化肥和农药的原料都是石油；纺织服装的价格也是由石油决定的，因为现代服装的主要原料不是棉花，而是化纤，这是石油加工成的产品；即使是棉花的价格也是由石油的价格决定的，因为棉花的价格是由化肥、农药的价格决定的；交通运输更是需要石油。总结起来就是紧密关系民众生活的“衣食住行”四大样中，除了住房对石油的依赖不大之外，其他三大样的价格都是直接由石油的价格决定的，所以石油的价格才那么重要。这也是世界各国都将石油作为战略资源的原因所在。而在石油价格翻了6倍的情况下，每年出现10%以上的通胀也就不难理解了。另外美元持续贬值和粮食紧缺加剧了本来就高起的通货膨胀。
福特延误。
福特和卡特这两任政府都实行了渐进的经济恢复政策。1976年1月，失业率为7。9%，福特政府设置了一条1980年将失业率压制到5。2%的经济路径。也就意味着在这段时间内，失业率每年需要下降0。6%。卡特总统在任职期间，也将这一目标路径沿袭下来。其具体措施，一是减税以刺激经济上升；二是拨款举办公共服务事业，以增加临时工作位置。
1974年福特总统召集了一批经济学家来打击通货膨胀，争议最少的看法就是要减少“不必要的管制”，以此来促成物价稳定。卡特总统身边的经济学家们也由此受到了启发。对管制有什么好处或许存有争议，但将所有有争议的商业管制都废除了，消费价格指数也未必能改变哪怕半个百分点。对此，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知道的。
逃避办法是向工会和公司双方施加道德压力，从而使他们一方降低对工资的要求，一方放慢价格的增长。被媒体披露后，这一逃避办法获得了认可。福特总统成立了工资和物价稳定委员会，装模作样地要采取行动。除了言论自由，他们什么权力也没有。他们设置了工资和物价增长可以被接受的限度，但对那些超出限度的，却没有任何惩罚。
减税是格林斯潘给福特总统提出来的建议，但格林斯潘认为减税仅限于公司所得税，这样才能最好地维持商业信心。这些减税政策并没有对商业产生积极的作用。减税并没有对现代的组织人形成激励效应，因为这些减税措施没有直接影响到消费者支出和商业投资。如果企业利润前景很好的话，根本不需要依靠减税来鼓励投资。如果利润前景不好的话，减税也不能让它们变好。就像过去减免税收的实际经验显示的那样，减少个人所得税最初产生的效应是大幅度增加了储蓄，如此储存起来的收入没有用来购买产品。虽然有人持相反的看法，但现代商业投资的进行完全与储蓄的多少无关。只有经济良性运行——就业充分、需求旺盛——才能推动这些资金的进入。削减福利开支虽然赢得了一片赞声，但肯定会降低需求。
现代最具迷惑性的就是福特总统对“现在就消灭通货膨胀”纽扣的发明和发放。它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的意图显得非常诚恳，即试图去建议行动，这种措施只有卢卡斯的预期理论才能解释。
前一项措施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扩大了预算赤字，从而加剧了美国依然存在的通货膨胀，以至于1978年又出现“双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后一项措施则因拨款不多，以致收效不大。通货膨胀的上升导致卡特政府不得不将重点重新转移到治理通货膨胀上，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在20世纪70年代末甚至超过了10%。由于卡特政府在治理通货膨胀和刺激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摇摆不定，货币政策时紧时松，也没有执行前后一致的战略，最终，卡特也在滞胀的阴影中下台。
第二节 大滞胀的真正原因：为什么说弗里德曼制造了滞胀。
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完全可以称为“弗里德曼灾难”，纯粹是由弗里德曼的错误经济理论导致的。
阿瑟·；伯恩斯，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引用了弗里德曼的固定货币数量论，也是后来的单一货币规则，结果酿成了滞胀。
在历史上，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素来就有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盯住利率”（盯住政府国库券利率）甚至是联储唯一的货币政策目标。1951年联储和财政部的历史性协议之后，联储虽然从盯住国库券利率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但仍然以调整联邦基金（美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隔夜利率为主要政策手段。
直至20世纪70年代货币主义兴起，特别是阿瑟·；伯恩斯入主联储后，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在货币主义者的单一规则中，货币政策是指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按一个稳定的增长比率扩大货币供应，又称稳定货币增长率规则。弗里德曼主张将流通中的货币加上商业银行的存款，亦即M2作为控制目标。
这种“单一规则”包含三个要点：一、只控制货币数量，不控制货币价格；二、货币数量按照一个公式增长；三、这种公式中的参数来源于美国历史的平均数据。
弗里德曼的这种固定增加货币政策，一般会造成两种结果，在经济繁荣时会造成货币紧缺，在经济萧条时会造成货币过多。因为繁荣时经济本身需要的货币比较多，而萧条时经济本身需要的货币比较少，这样就会在繁荣时产生一种通缩效应，萧条时就会产生通胀效应。弗里德曼赶得不巧，正赶上美国经济停滞，所以就表现为通胀效应，也就出现了滞胀。
1970年伯恩斯任美联储主席，上任不久后就宣布以货币总量为供给目标。每隔6个星期，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就会重新制定各种货币总量的目标区间，以及与该目标区间所匹配的联邦基金利率。如果联邦基金利率高于或低于目标区间，就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的手法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目标区间内。但由于货币需求与预期长期真实利率相关，在不断升高的通胀预期下，把名义利率维持在一个目标区间内只会增加货币需求。因此，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没有能够帮助经济增长，反而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大，不断推高了通货膨胀。
然而控制货币数量必然扭曲市场利率，这种扭曲主要体现为市场利率的升高。企业家的利润是有限度的，如果市场利率太高，打击了企业家的投资积极性，便会导致经济的停滞；企业家即使投资了，也会因为成本太高而提高商品价格，否则无利可赚，这又提高了通胀。这就是弗里德曼数量控制的传导原理，也是滞胀的根源，可见这种政策对经济的扭曲是多么严重。
弗里德曼因为这一理论被授予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奖给的颁奖理由是：弗里德曼在货币的历史与理论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论证了稳定经济政策的复杂性。然而弗里德曼研究货币历史无非就是统计出了个平均数，更讽刺的是他的稳定经济增长理论，不但没有稳定经济，反而酿出了从没有过的经济扭曲，让经济更加不稳定。美国执行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的实践结果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
1979年沃尔克上台，并开始强硬反通胀，他的办法是在“货币供应量”上再绑定一个“目标利率”，基本放弃了单一规则，他最终将联邦基金利率提到了19%才结束了两位数的通胀和通胀预期。沃尔克在1981年将联邦基金利率抬升到了20%。
接替沃尔克的是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彻底废除了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联储主席格林斯潘1993年7月22日在参议院作证时出人意料地宣布：美联储决定放弃实行了10余年的调控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规则，改以调整实际利率作为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其实只关注利率是对的，控制住了利率经济就稳定了，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萧条都是适用的。当然后来金融衍生品大量发展，利率失灵这是后话，不能说是控制利率政策的失败。
控制货币数量（M2）比控制货币印刷更可恶，因为M2不是印刷出来的，而是企业贷款贷出来的。比如在经济萧条时，企业家没有投资信心，也就没人贷款，货币想发也发不出去；而到经济繁荣时，企业家信心爆棚，有多少钱都不够发，限制了M2就是限制了企业贷款。这不是控制政府，而是干预企业，干预企业就必然扭曲市场。
只要是稍懂货币常识的人都不会提出这么偏离常识而又偏激的政策，而弗里德曼就是这样一个毫无货币常识的人。弗里德曼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个统计学家，他的货币理论是基于古老的货币数量说，他的独立贡献就是用他的统计学功底将这些量化了，而这种量化是基于以往的平均数据，这就是一个统计学家的贡献。
他从统计学切入货币发行，结果酿成了灾难，但弗里德曼的统计并非难事，在现代电脑技术如此发达的条件下，用一个EXCEL表格，将数据列好了，不用几分钟就能统计出来。笔者也曾统计过美国百年间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实非常简单，而弗里德曼当年没有电脑，需要手工操作，也许比较麻烦，因此他弄出来的数据也就比较有震撼性，其他人也就不怎么质疑了。但脱离了货币理论，只看统计数据，即使统计清楚了，其逻辑也弄不清楚。弗里德曼作为统计学家，只有统计能力，而没有对货币理论的深刻理解，最终也没有弄清楚货币控制的逻辑。
我们也可以将我国目前的货币控制政策与之对照分析，我们目前的货币政策也是既控制货币数量（M2）又控制利率，那我们是不是跟沃尔克时期一样了呢？是不是说明弗里德曼理论在中国仍然在使用，甚至说弗里德曼理论仍然没有失效呢？当然不是，中国虽然控制货币数量（M2）也控制利率，但本质上不是为控制而控制，中国货币政策的核心是“紧盯经济增速”，这是最高层的原则。其次是控通胀，这是第二位的原则，货币数量（M2）和利率都是个工具。
无论是美联储早期紧盯国债市场，还是后来紧控联邦基准利率，或是中国紧盯经济增速都是非常科学、非常合理、既聪明又巧妙的方法。因为货币需求是动态的，不同经济周期对货币的需求完全不同，控制货币数量具有本质性的错误。
在错误的数据上计算，怎么算都是错的，所以基础数据不能错。
第三节 “如果没当过演员，真不知如何在白宫工作”
里根其人及其经济政策。
民众总是对两种人喜欢有加，一种是英雄，一种是骗子。而从某种程度上说，演员就是天生的骗子。
演员与政治一般没什么关系，但在麦卡锡主义时期是个例外，这个时期政治的触角也伸到了娱乐业。里根最先担任的角色是美国演员协会主席，演员协会包含了大多数好莱坞的演员。里根是麦卡锡主义者，他宣称演员协会已经被共产主义渗透了，他向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共产主义对好莱坞的渗透。他也暗中监视一些他认为持有不忠诚态度的演员，并向联邦调查局密报，他的代号是“AgentT-10”。他公开发表言论反对好莱坞设立黑名单，但在私底下却与联邦调查局干员会面，告知一些被他们认为“有嫌疑的破坏分子”。
1966年里根当选了第33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并在1970年的选战中成功连任。他在第一届任期中，对当时反越战的抗议活动采取强硬措施。1969年直接派遣了2200名国民警卫队员前往镇压抗议者。
里根稍早曾反对1964年的《民权法案》和1965年的《民权法案》投票。但他后来改变了立场，并认为“如果必要的话，必须动用军事力量来执法”。
1968年，里根第一次竞选总统，但败给了尼克松。1975年，当里根第二任州长任期满的时候，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挂冠而去。里根立即开始与福特争夺总统职位，然而，他再度败北。不过，福特不久就败给了卡特。1980年，里根成了叫板卡特的头号政治对手。为了确保击败对手，他恳请福特重出江湖成为他的竞选伙伴，但却遭到了福特的拒绝，于是他转求乔治·；布什，两人结成了最佳政治搭档。
里根向选民发誓说，如果让他当选，他一定会让美国人重新站起来！里根很煽情地向选民喊话：“你们现在过得比4年前好吗？”选民回答说：“不好！”里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51%的选民把票投给了里根，卡特只获得了41%的选票。
当里根就任后，他必须先解决国内严重的经济问题。当时美国经济面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及20%的银行利率，将近8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劳工的平均时薪比起5年前下降了5%，而联邦政府征收的个人税率平均则高达67%。国债则将近1万亿元。里根在经济上被视为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主张减税、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对商业的管制。
里根所下的第一道命令是停止政府对石油价格的控制，以恢复国内石油生产的市场动力。1981年的夏季，大量航管人员罢工。里根开除了所有参与罢工的航管人员。由于这个工会是1980年大选中少数支持里根的两个工会当中的一个，里根这项动作在政治上引起轩然大波。
为了解决两位数的通货膨胀，里根支持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以戏剧性提升银行利率来达成减缩货币供应量目标的计划，但这种金融管制必然导致经济衰退。紧缩货币的供应，使美国经济从1981年7月开始急剧衰退，并在1982年11月降到谷底。美国经济在历经1981—1982年的衰退后，1982年3月，里根不得不承认说，美国进入了“轻微短暂的经济萧条期”，美国的失业率创下了41年来最高纪录，由此所产生的影响波及第三世界国家和世界银行系统。共和党付出了代价——在众议院痛失25席。
里根下一步开始削减福利，他指派格林斯潘领导福利改革，拟出了减缓社会福利支出的计划。为了解决预算赤字，里根政府大量对国内发行国债和向国外贷款。在里根第二届任期，民间所持有的国债已经从1980年占GDP的26%大幅提升至1989年的41%，是1963年以来最高的纪录。在1988年国债总计2。6万亿美元，向国外的借债总额超过了国内，美国也从原本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此外里根政府又大大增加军事预算，1981—1984年，五角大楼的军费每年增加9%，此举导致了联邦政府赤字达到前所未见的地步。一些批评家则认为，这是在搞军事凯恩斯主义，也属于凯因斯经济学。
推出“星球大战”计划。
1983年3月23日，里根在一次讲话中宣布，为了确保美国在核大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美国已经制定了《总统战略防御倡议》，其主要内容是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用以拦截弹道导弹，由于计划所设想的核大战主要是在外空进行的，因而又被称为“星球大战”计划。1985年1月3日，美国正式公布了这一计划。
苏联由于经济实力不如美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投入巨额资金毫无节制地发展太空事业，因而主张禁止太空军事化。苏联解体后，克林顿政府于1993年5月宣布结束“星球大战”计划。
虽然里根的政策并没有什么章法可言，而且在第一个任期内给美国带来了衰退，但他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幸运的总统，他前面几任总统都受高油价困扰，而在里根任期内，国际油价却跌掉了三分之二。里根上任前一年，国际油价是80多美元一桶，自他上任后开始节节降价：1981年降到70多美元，1982年降到60多美元，1983年降到50多美元，1984年降到40多美元，1986年竟然降到了20多美元，直到里根任期结束，石油一直保持在20多美元一桶的低位。里根再也不用为通胀发愁了，在石油低价的刺激下，美国经济于1983年开始复苏。
里根政策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搞赤字：一方面是减税，一方面又扩大军备扩内需。这一增一减所造成的财政赤字由发行高利率的国债来补偿，使里根任内美国国债大规模增加，形成“赤字繁荣”。美国的国家负债是里根当总统前的三倍。
1989年1月11日，里根告别了白宫，里根任内很会鼓动美国民众的士气，这得益于他的演员生涯。对此，里根自己也承认说：“如果我没当过演员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如何在白宫工作。”
里根是创下最多纪录的美国总统，他是第一位由影坛跨入政坛的总统，也是当选时年龄最大的总统。“二战”之前，美国早期的进步主要是共和党左派推动的，也就是老罗斯福代表的那一派，这派的立场与现在的民主党立场一致，与现在的共和党立场相反，战后艾森豪威尔也有些作为，但是艾森豪威尔本身就不是共和党人士，只是代表共和党参选而已，况且艾森豪威尔也倾向进步，所以共和党也不可能将其看成“自己人”。算来算去，里根成了共和党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总统。里根从品行到学识、从出身到地位、从相貌到功绩都不怎么样，本应成为历史的丑角，但共和党需要自己的英雄，而且共和党代表富人利益，拥有庞大的媒体资源，所以不断将里根塑造成了英雄。尤其是美国的保守派，称赞里根是美国得以拖垮苏联的主要功臣。
拖垮苏联这个事情，其实跟里根关系不大，苏联和美国的军事竞争不是一天两天的，而且苏联也是有大量的经济人才的，也是会做预算的，不会盲目地攀比，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苏联的预料。美国和苏联经济结构是相反的，苏联出口石油，而美国主要进口石油，石油大降价，对美国是有利的，而对苏联是不利的。其实，是石油价格暴跌改变了美苏竞争的态势，这与里根是没关系的。
第四节 何为“巫毒经济学”
“巫毒经济学”在美国的形成及发展。
经济学中总有很多政策是利近害远的，属于糖衣炮弹，比如低利率和低税收都是这样的政策，低利率必然导致投机，而低税收必然导致赤字。投机，会导致经济泡沫，最终损害实体经济，而低税收导致的赤字繁荣也早晚有终结的时候。赤字不仅仅是借钱的问题，关键在于利息，公民承担公共服务支出说得过去，那利息则是额外的负担。利息是一笔极大的开支，甚至超过教育开支。
里根采用的是“供给经济学”。供给经济学认为生产制造是创造经济繁荣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是正确的，但是美国供给学派有个核心的建议，那就是“减税”。
供给经济学认为过高的税率不利于资本积累，会伤害经济繁荣，变成里根的政策就是大举对富人及企业减税，取消资本利得税，同时军费支出与贸易赤字高居不下，导致庞大的双赤字。
里根上台后，为其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并不多，虽然20世纪80年代，美国至少有七八位闻名遐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健在，然而里根却未曾起用或重用其中任何一位。就连风头正盛的弗里德曼教授也未受重用，这位大师后来不甘寂寞，跑到北京来指导中国的“休克疗法”，却大受欢迎和热捧。
那么，里根靠谁振兴经济？
里根的经济团队，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那些有着丰富的政府经验的技术官僚；二是那些跨国公司企业家。而里根比较欣赏的“供给学派”，实际上也是几位年轻人自发地捣鼓“拉弗曲线”给弄出来的。
拉弗，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研究院教授，在尼克松时期曾担任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经济学家。也许冥冥之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在起作用，当拉弗还是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时，就预言里根会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中获胜，他的同学对此颇为怀疑，但事实证明拉弗是对的。经过拉弗的努力，他成为里根的“莫逆好友”，这对日后供给学派理论成为“里根经济学”的核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里根政府时期，他是总统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成员。
拉弗出名，最主要是因为“拉弗曲线”，这一曲线最初是画在华盛顿饭店的餐巾纸上的，但由于其对税收政策的解释更形象、更形式化，从而确立了“拉弗曲线”作为供给学派思想精髓的地位。
之所以被戏称为“餐桌曲线”，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1974年的一天，经济学家拉弗和一些著名记者及政治家坐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里。他拿来一张餐巾并在上面画了一幅类似倾斜的抛物线的图，向在座的人说明税率与税收收入的关系：税率高到一定程度，总税收收入不仅不增长，反而开始下降，这便是著名的“拉弗曲线”。
这个理论得到同来赴宴的《华尔街日报》副主编、综合经济分析公司总经理贾德·；万尼斯基的极大赞赏，他利用记者身份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很快减税主张便博得社会各界的认同，最终被里根政府所采纳，从此其影响遍及欧美大陆。
“拉弗曲线”问世20多年来，并没有多少国家的实践证明拉弗的这一假设是对的，但经济学家大都相信：税收会造成社会总经济福利的减少，过高的税率带给政府的很可能不是税收增加的美好前景。美国经济学家曼昆把税收造成的总福利的减少称为税收的“无谓损失”。
“拉弗曲线”说明如果税率为零，意味着人们可以获得生产的全部成果，政府的收益自然就为零。这样，政府对生产没有妨碍作用，生产即可达到最大化；如果税率为100%，人们的所有劳动成果都被政府征税，他们就不愿意再工作了。生产中断，自然没有什么可供给。
“拉弗曲线”所论在中国古典名著《管子》中称为“取民有度”“与民争利”，是最不好的经济政策。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拉弗曲线”时，认为当时美国的边际税率（约50%）已经超过了限度，所以他主张政府减税。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的税率已经达到这种极端水平，但里根对“拉弗曲线”有切身体会。20世纪40年代里根还是演员时，他在每年完成四部电影后便不再工作而选择度假，因为继续工作所得收入的绝大部分将用于缴税，基于此里根很认同这种理论。当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后，他实施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实际情况是，美国经济虽然增长了，政府税收却下降了，这造成了里根时代的巨额财政赤字。同一时期的瑞典，边际税率高达80%，按说应该处在“拉弗曲线”错误的一边，但瑞典的经济却非常好。
不管怎样，“拉弗曲线”很快说服了里根，一周后罗伯茨就制订了全面减税计划。综合减税水平达到33%，为美国建国以来最大力度。减税带来了巨大财政赤字，加上“冷战”投入巨大，一直到里根离任，美国政府的赤字依然居高不下。幸运的是在石油低价的刺激下，经济强劲增长，一举扭转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很多人不考虑当时的经济环境，愣将里根时的经济复苏说成是减税的功劳，是错误的。
里根政府实现了经济的复苏，但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达到前所未见的地步。而供应学派的政策作用结果也使美国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贫富悬殊在以空前的速度加深，“已埋下灾难的种子”。
其实“巫毒经济学”一词最先是1980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初选时，里根的竞争对手布什所创，用来指代里根经济学主张中所谓为富人与企业减税会带来经济繁荣与税收的增加乃子虚乌有、邪魔外道。
但讽刺的是，实行“巫毒经济学”最彻底的是布什的儿子小布什担任美国总统的这段时间（2000—2008）。全球市场、金融解禁、富人与跨国企业当道的结果不仅导致美国经济崩溃，也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与危机，无数的人失去工作与毕生的储蓄，为“巫毒经济学”的效力做了最佳脚注。
小布什模式：压倒美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美国总统小布什上台后，同样是共和党的总统，他开始效仿里根，也将减税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就职不到20天，就向国会提出10年减税1。6万亿美元的计划（后来国会将其缩减为1。35万亿美元），主要是降低税率和增加税收减免。这是美国20年来最为庞大的减税计划。
小布什政策好像是里根经济政策的翻版，比如在减税和加大军事开支方面是完全相同的。在税收减免方面，他甚至提出了废除遗产税这一极端措施；在军事方面，里根搞了个“星球大战”计划，而小布什则搞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但此二人的经济政策有着根本区别。
“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加快了减税计划的实行。小布什提出的减税计划主要包括六项内容：一是简化个人所得税制，将五档所得税体系（15%、28%、31%、36%、39.6%）调整为四档（10%、15%、25%、33%）；二是将儿童课税扣除由每名儿童500美元加倍至1000美元；三是减轻“婚姻惩罚”，恢复双收入家庭10%的税收抵免；四是废除遗产税；五是扩大慈善捐助扣除的范围；六是使研究和实验的税收抵免永久化。
有美国组织进行过统计，小布什减税的59.4%的好处将落入年收入9.25万美元以上的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腰包，平均每个家庭获得减税6410美元；而年收入在3.93万美元以下的60%的家庭只获得减税额的12.6%，平均每个家庭获得227美元。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达舍在召开记者会时，特意让人开来一辆凌志豪华轿车，旁边摆着一个汽车消声器。他说：“如果你是一位百万富翁，按照小布什的减税计划，你可以节省4.6万美元，足够用来买这辆凌志轿车。但如果你是一位典型的工薪人士，你得到的只有227美元，刚够买一个消声器。”从减税总额上看，减税额的大部分将落到富有群体的口袋。
小布什的减税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红利税率降低50%以上，这意味着减税的好处几乎全部流向最富裕的纳税人，因为他们的收入中红利所占比例最大。根据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计算，如果小布什的减税计划实行，将使64%的减税好处流向5%的最富裕纳税人。白宫官员也承认，富有群体是新方案的主要受益者，但他们强调，政府减少红利税是为了进一步振兴股市。
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急剧加大。1979—2005年，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的税后收入增长了176%，最富裕的20%人群的税后收入增长了69%，处于中等收入的60%人群的税后收入增长了20%，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税后收入只增长了6%；1979年美国最富有的20%人群的年收入是最低20%人群的大约8倍，目前已上升到近15倍。
减税风潮是导致中产阶级社会解体的根源。首先，富有群体是减税受益最大的群体，因此减税的同时无疑加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事实发展也是这样，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减税风潮以来，美国和西欧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明显加大。其次，减税必然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政府福利支出减少，而贫困群体是政府支出最大的受益者，政府在降低公共支出的同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贫困群体，因此美国和西欧都出现了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上升的趋势。减税的客观结果是使那些本来可以靠着国家的福利支出跻身于中产阶级的部分中下产阶级被挤出了中产阶级的行列，成为贫困人口；而那些原本就属于贫困群体的人由于政府福利支出的减少就更加边缘化，因此说减税是导致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中产阶级社会崩溃最主要的根源。
保守主义兴起后的美国本质不是民富，而是“两穷一富”，即政府和民众都很穷，只有少数富豪比较富。政府很穷主要表现为政府负债累累，民众之穷则表现为巨大的贫富分化。
其实在发生“阿拉伯之春”的时候，美国是乐意看到的，但这些革命并没有止于阿拉伯地区，而是向“民主国家”蔓延。“阿拉伯之春”之后是“印度之夏”，“印度之夏”之后出现了“美国之秋”，也就是蔓延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占领华尔街”轰轰烈烈，这场运动的最大结果是让世界看到了美国的两极分化。现在大家知道了，美国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美国模式也出了问题，美国也应该反思自己的模式。
美国赖以成功的模式，应该是“罗斯福模式”，而不应该是“里根模式”，更不是“小布什模式”。现在中国学者所鼓吹的美国模式，其实是小布什模式，罗斯福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是用福利和投资拉动经济，是正确的国家发展模式。
在罗斯福模式下，美国率先走出20世纪的经济大萧条，从一个边缘国家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大国，领导世界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并一举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都是罗斯福模式的成功。只不过强大后的美国开始穷兵黩武，大搞军事凯恩斯主义，经济这才出现了问题。
里根模式有两大主张，一是搞企业的更新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成功的。里根模式的另一主张是减税，这导致了后来的“减税—赤字—借债”恶性循环，最终证明这一模式是失败的，美国债务危机的根源就在里根以来的减税。因此里根模式是“一半对，一半错”，其对的一半就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加大供给；而错的一半就是减税。
小布什上台后，美国模式又有了巨大的改变，小布什模式也有几个特点，那就是“用穷人高利贷取代国家福利”“用信贷消费代替劳动生产率改善”，实践证明小布什模式是彻底失败的。
其实参加“占领华尔街”抗议示威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穷人”，他们很多都有着较高的学历，也曾有着体面的工作，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但是金融海啸让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住房，失去了工作，不少人被迫露宿街头。金融海啸虽然加剧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破产，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破产却并非始于金融海啸，而是从里根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其实，世界本不会自然形成中产阶级社会，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必然会形成“富人占极少数，穷人占大多数”的局面，而中产阶级社会不过是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民生干预的结果。这种干预一旦停止，中产阶级社会就会立马消失，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也就是随着里根以来的减税措施逐渐解体的，这方面的内容笔者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详细阐述。
当代的美国基本上呈现出了“两穷一富”的格局，即政府很穷，民众也很穷，但是少数富有群体却非常富有。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用“涓滴效应”来解释他的经济政策。“涓滴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中，不应该给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是贫困地区特别优待，而应由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带动贫困阶层或落后地区发展，这其实与中国的“先富带后富”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在美国上层1%的人每年拿走将近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控制了40%的财富。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塔尖1%者的收入在过去10年增长了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仅有高中文化的劳动者的收入下降尤其明显，在过去25年里，下降了12%。今天美国青年失业率约在20%（某些地区和某些社会族群为40%）；每六个需要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找不到所需就业机会；每七个美国人就有一个要靠食物券生活。
现在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不再相信“美国梦”。他们之所以对“美国梦”失去信心，就是因为他们虽然一生勤勤恳恳、不辞劳苦地工作，在老年时却要面对令人窒息的贫穷生活。
金融危机后，美国人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以下的人数达到4620万，这是人口普查局调查的自195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据报道，现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中有四分之三过着独居生活，属于无依无靠的“饥饿人口”。由于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大部分收入用于支付饭费，没有医疗保险，因此很多人因有病无法治疗而死亡。而奥巴马总统好不容易通过的医改方案，在共和党的掣肘之下也成了废纸。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早已成为明日黄花。
大幅度减税，不仅仅造成了民众的贫困，而且还造成了政府的贫困，减税而不削减政府开支，那就会扩大财政赤字。结果几十年下来，美国政府债务迅速上升。美国联邦政府总债务高达GDP的96。5%以上。债务上限在过去10年被上调了10次，几成儿戏。现在美国基础设施陈旧，许多河堤年久失修，抗灾能力低于设计水平。美国的桥梁中，大约25%有结构问题。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曾经估计，美国光是在高速公路和桥梁上就欠了大约1。6万亿的建设账。美国富豪甲天下，但是政府和中下层民众却陷入贫困甚至破产，以至于政府连维持基础设施和办教育的钱都拿不出来。
其实与我们的思维定势很不同，我们传统认为高福利必然高负债，国富必然民穷。但现实案例至少可以说明，一个国家是否欠债与福利多少没有关系，高福利国家也可以不欠债，低福利国家照样可欠债。另外“国穷”并不一定就民富，而很可能就是美国这种“两穷一富”的格局，即“政府和民众都非常穷，而只是便宜了少数富豪”。
世界发展实践也证明，美国、日本、部分欧洲国家等，这些“去福利化”的国家都出了严重的问题，而北欧、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福利国家反而保持着旺盛的经济活力。
如果将梅隆、里根、小布什三个作个比较，就会发现一个比一个坏，梅隆减税，但是还注意平衡预算，所以没有给美国欠下多少钱；而里根和小布什则是一边减税，一边扩大军事开支，结果造成了巨大赤字。小布什又比里根更坏，里根实行高利率，鼓励储蓄和投资，至少还有正确的一面；但小布什除了前面两个人的错误，还实行低利率鼓励信贷消费。所以说小布什是最坏的，也是“巫毒经济学”最典型的代表。
当代政府支出不是为公务员开工资那么简单，除了常规支出外，其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扶持新兴产业、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削减的话，也只能是上述三个方面，而这方面的削减一般会导致三方面的危害：新兴产业得不到扶持，经济发展没有后劲；贫富分化严重，穷人无钱消费，最终消费不足，产能过剩；财富全部集中在富人手里，投机横行，经济泡沫严重，最终爆发金融危机。宣言减税的基本都是骗子，这种政策之所以被称为“巫毒经济学”，而不仅仅是“毒品”经济学，是因为尽管他施行的是有毒的经济政策，但是民众仍然像着了魔一样对这些骗子报以英雄般的欢呼。
美国历史发展也表明，大减税往往是大危机的前兆，而这种情况其实也并非始于里根。在大萧条之前，美国就施行过这样的政策，当时美国的财政大权掌握在梅隆手里，此人历任哈定、柯立芝和胡佛三任总统的财政部长，是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财长，史称“三个总统为他打工”。梅隆在担任财长期间，不停地在做一件事：减税再减税，国会每两年就要制定新税法来满足梅隆的要求。梅隆减税的结果就是大萧条，大萧条之前，此人也一度被称为最成功的部长、汉密尔顿再世等，但最终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部长。
经过大萧条之后，美国人老实了很多年，但随着萧条一代的离世，美国人又好了伤疤忘了疼。20世纪80年代初，“巫毒经济学”又重新流行起来，第一个实行这种政策的是里根，在小布什任内达到顶峰，这也是老布什没想到的。他曾经痛骂的经济政策，却让自己的儿子发挥到了极致，最终引发了又一个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
减税所导致的后果，绝不是“借钱—还钱”那么简单，其最“毒”的地方是利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不带利息的贷款，利息是民众的一个额外负担，现在的美国人正在为“巫毒经济学”付出代价。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预测显示，美国需要在未来10年支付5万亿美元以上的利息，这是什么概念呢？当经济危机刚爆发时小布什救市也才花了七八千亿美元。未来10年，美国政府所有收入的14%以上将用于支付债务利息。2013—2022年期间，美国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将超出医疗补助计划支出，是社会保障支出的一半，接近美国未来10年国防开支的总和。从2014年开始，净利息支出将超过美国用于教育、交通、能源和国防之外的所有其他可支配项目开支的总和。
如果你对这些空洞的数字没有概念的话，我们可以这样通俗地表述，那就是民众每年将大量的税收交给政府，但无法享受任何公共服务，因为这些钱都被用来还利息了。光干活、没收入是奴隶的特征，美国民众就即将成为这样的债务奴隶，而这还仅仅是利息，还不包含本金，如果包含本金，几百年也还不完。
美国人用“利息支付爆炸”来形容当前的状况。而这些利息又会派生新的借款，今后10年，净利息支付将相当于新增债务的80%，美国从债务深渊中走出的希望极其渺茫。
其实税收不在于收多少，而在于怎么收和怎么用。绝对不能将税收完全等同于政府消费或是公务员工资，税收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又返回到了民众和企业那里，如果是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也只能算是替企业和民众进行投资，因为走在马路上的不仅仅是公务员。
小布什和里根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里根实行高利率政策以刺激投资，而小布什则实行低利率政策刺激消费。低利率政策危害相当大：首先，低利率导致人们存款兴趣降低，这样银行的储蓄规模就会减小，银行储蓄规模减小，也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企业的投资，因此低利率政策会导致用于企业投资的资金减少。
其次，低利率导致消费资金挤占企业的投资资金。当实行低利率政策时，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信贷同时受益，但银行更偏好于具有稳定收益的居民消费信贷，因为消费信贷比投资信贷安全得多，这必然导致本来就不多的银行储蓄又被消费信贷分去了一大部分，这样能够用于企业投资的信贷就更少了。因此实行低利率的结果一般都是刺激了消费，而对投资刺激并不大。
第三，低利率也造成短期投机行为。在银行低利率下，富人会将自己的资本投向风险更高的资产领域，比如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这样将造成资产泡沫，间接伤害到实体经济。
可见低利率政策会从多方面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实行低利率政策的结果就是信贷消费和资产泡沫严重。其非但达不到政府所期待的刺激投资效果，反而会因储蓄资金被用于消费和资产投机，而使用于企业投资的资金更少。因此其实质上不是刺激企业投资，而是伤害了企业投资。
从长期趋势来看，社会福利肯定是不断增加的，其只可能发生形式上的变化，而不可能发生数量的变化，倒退没有出路。小布什模式的失败就在于其走到了历史倒退的路上。
小布什模式最近才失败，而奥巴马目前还没有发展出新的模式，美国正处于这么一个当口。
第五节 总统与他的智囊们。
揭秘美国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
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调节经济的指挥权掌握在总统手里。但总统未必是经济专家，要使如此庞大复杂的美国经济运转好，就要有一批熟悉经济、足智多谋的能人为总统出谋划策，这就是总统经济智囊的由来。总统轮流执政，他们在各自周围都团结了一批经济智囊，参与经济决策。这些决策有些符合客观要求，对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些违背客观要求，对经济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
综观半个世纪的历程，总统需要智囊、重视智囊的时期大都是处于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而经济智囊对总统如何施加影响，经济智囊对总统的影响能有多大，取决于他们的理论造诣和对总统的感染力。理论在未经实践检验之前未必反映真理，但是一种理论能够找到市场总是反映了某种客观需要。
总统要在竞选中取胜或在决策中得到舆论支持，当然要寻找一种具有说服力能起动员作用的理论武器，这往往就是总统对经济智囊的期望所在。智囊们要发挥自己的作用，首先须使自己的理论得到总统的青睐。罗斯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里根这几名总统的经济智囊都有这种本领，尤以肯尼迪的经济顾问委员会、里根的供应学派影响最大。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往往是国家的核心智囊，是依据《1946年就业法》成立的机构。当时的国会也认识到了专家建议对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便将设立经济顾问委员的想法予以立法，并成为《1946就业法》的一部分。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要是经济学家组成的智囊团，侧重宏观经济分析、研究和预测，以及经济政策建议。其对总统和国会参、众两院负责，并负责国内经济领域的公共关系。
其具体职责是：1。及时收集当前经济发展和未来发展趋势，并提供权威性的信息；分析或解释经济发展形势，以判断这种发展形势是否干扰或有可能干扰政府的经济政策；整理并向总统提交有关经济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2。向总统提交国家经济政策建议，以促进企业的自由竞争、避免经济波动或减缓波动带来的影响，保持就业。3。开展这类研究并提供研究结果，当总统要求时，可在涉及联邦经济政策和立法方面提供报告和政策建议。4。评估联邦政府的各项活动和计划，评价其功过得失，并向总统提出有关建议。5。协助总统起草经济报告，并提出建议。
在成立之初，CEA由包括主席在内的三人组成，三人均须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会审批。根据法案规定，每个成员必须受过正统的经济学教育和训练，能够分析、评价并解释经济数据和政府项目，当然也包括建议和规划国家经济政策。经济顾问委员会致力于推进就业、产出和增强购买力。
同时，总统在借鉴CEA提供的数据和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准备年度经济报告。为了支持其建议，CEA需要收集当前全面可靠的数据。虽然CEA的建议在学术上非常具有权威性，但法律上并没有规定总统和国会必须实施其建议。
CEA的建议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都有深远影响。其建议涉及立法、利息政策、进出口政策，以及政府支出等方面。对政府支出水平的建议可以是全局性的，也可以针对具体预算项目，如国防支出。
发展历史。
在创立的前几年中，CEA建议放弃传统的经济周期模型，以增长模型取而代之。在经济周期模型下，GDP增长往往伴随较少的政府干预。但功能性财政政策和特定的利率政策，使得经济能够保持增长。如此一来，便缩短了周期理论中的衰退期而延长了繁荣期。同样地，衰退期的影响也被稀释。失业时间缩短，消费支出也不会下降太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处在交战的边缘。当时主要的经济问题是国防支出和预算赤字。不断增长的国防支出被视为生活水平下降的元凶，这也成为“黄油大炮两难”。许多经济学家理论上证明了美国只能实现二者之一，然而，CEA主席却声称，美国经济足以支撑国防支出和高生活质量，也提出了实现双赢的方法。
结构、组织和职能。
后来在三个主要成员的基础上，CEA另外雇用27个工作人员，包括高级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助理、助理研究员、统计学家和行政人员。此外，CEA也向研究生和全日制本科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实习生的职责包括：协助研究宏观和微观经济活动、协助结果数据的处理。
CEA成立以来出现了很多杰出的主席，如格林斯潘、伯南克和伯恩斯，他们也相继成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平心而论，在经济日益复杂、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环境下，CEA确实是美国政府不可多得的助手。
CEA历任主席
埃德温·诺斯 1946—1949年
利昂·凯泽林 1949—1950年代理；1950—1953年
亚瑟·伯恩斯 1953—1956年
雷蒙德·索尼耶 1956—1961年
沃尔特·海勒 1961—1964年
加德纳·奥克利 1964—1968年
亚瑟·奥肯 1968—1969年
保罗·麦克拉肯 1969—1971年
赫伯特·斯坦恩 1972—1974年
艾伦·格林斯潘 1974—1977年
查尔斯·舒尔茨 1977—1981年
穆雷·韦登鲍姆 1981—1982年
马丁·费尔德斯坦 1982—1984年
贝里尔·斯普林克尔 1985—1989年
迈克尔·金 1989—1993年
劳拉·德·安德烈·；泰森 1993—1995年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1995—1997年
珍妮特·叶伦 1997—1999年
马丁·尼尔·贝雷 1999—2001年
格列·哈伯德 2001—2003年
格里高利·曼昆 2003—2005年
哈维·罗森 2005年
本·伯南克 2005—2006年
爱德华·拉齐尔 2006—2009年
克里斯蒂娜·罗默 2009—2010年
奥斯坦古尔斯比 2011年
阿兰·克鲁格 2011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