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是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代表作和中国哲学的经典作品，是王阳明对弟子讲学、与他人论道的专著，由他的弟子辑录成书。可以说，《传习录》之于王阳明，犹如《论语》之于孔子。五百年来，阳明学展播全国、流布海外，启迪、影响和成就无数仁人志士，《传习录》一书居功至伟。直至今日，《传习录》仍然是有志之士修心炼胆、立身治事的最佳指导，在儒家文化圈乃至世界范围内，有着崇高的地位。我们编纂《名家会评传习录》，就是希望能够传播阳明学之精华，为读者理解、修习《传习录》，提供一个更为宽广的门径。
王阳明（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名守仁，字伯安，谥号文成，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省余姚市）人，明代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青年时期，他曾筑室会稽山阳明洞修学，自号“阳明子”，遂以“阳明”之号行天下，世称“阳明先生”。据《王文成公年谱》记载，阳明的远祖，是晋代的光禄大夫王览，本是琅琊人；到王览曾孙、书圣王羲之这一代，始徙居山阴（今浙江绍兴）。阳明的高祖、曾祖和祖父，都是民间学者，有著作行世，但既不参加科举，也拒绝朝廷的征召。至阳明的父亲王华（1446—1522）一代，始遵母命参加科举，高中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王华历仕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阳明幼年聪慧，又成长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十一岁时，随祖父进京，路过金山寺时，与祖父的朋友临席赋诗，语惊四座；同年在京读书，便立志“学圣贤”；十五岁时，出游边防重镇居庸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又上书朝廷，请缨靖难，被父亲制止；十七岁时，赴江西娶亲，婚礼当晚偶入铁柱宫，与道士谈养生法甚欢，竟至通宵达旦；十八岁时，携妻回京，途经广信（今江西上饶）时，拜访大儒娄谅（1422—1491），娄谅告诉他“圣人必可学而至”，遂遍罗搜求，广读经史。
当时，宋儒朱熹的学术，是明朝的官方学术。读书人从开蒙到科举，一概以朱子学为宗。阳明二十一岁中举后，在京师随侍父亲，遂按朱子“格物”之说，在父亲的官署中“格朱子”。他坚持七天，累出病来，仍不得其理，因而对朱子的学说产生了怀疑，乃改习辞章之学。此后的十余年中，阳明一方面参加科举考试，并于二十八岁那年中进士，步入仕途；同时又留心军事习兵法，钻研道家学说习养生与导引之术，研读佛经习禅定等等。阳明的挚友、另一位心学大师湛若水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总结说，青年时期的王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1506年——编者注）始归正于圣贤之学”。可见，阳明早年追求圣贤境界，气度何等恢弘！视野何等开阔！就在这一年，阳明与湛若水订交，在京师开门讲学，共同提倡“圣学”。
然而，阳明的仕途并不顺利。正德元年（1506），当他的讲学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阳明因上疏为几位被迫害的御史辩护，开罪了当权的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贬谪到贵州龙场驿任驿丞。龙场驿处于万山环抱之中，是一个荒凉偏僻、荆棘丛生、人迹罕至的地方，阳明自己曾说：“某之居此，盖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阳明已经超脱了生死，乃筑石墩自誓：“吾惟俟命而已。”他静坐思考人生的真谛，思考“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一日中夜，忽然“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时为正德三年（1508），阳明三十七岁。这是阳明长期艰苦求道的结果，也是他的一个新的精神世界的开始。龙场悟道后，阳明将自己的体悟证之于儒家的五经，发现无不吻合。于是，他全凭记忆，写成《五经臆说》，证明己之所悟，契合于圣人之教。翌年，他在龙场创办龙冈书院，教化当地青年和土著，随即又应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请，主讲贵阳文明书院，传授“知行合一”之说。
正德五年（1510），阳明在杨一清等朝臣的力保下，离开偏远的贵州，起复为江西庐陵县令。不久，刘瑾伏诛，压在阳明头上的一块巨石除去，阳明的仕途略显顺遂。此后，他曾调任多个职位，无不是一面做官，一面讲学。他将学术与事功合为一体，如在任所创“十家牌法”、改税法、移风易俗；兴学校、办书院、教化民众。这时，追随他求道问学的学子越来越多，阳明在政务之余，随时讲解圣学之道，一时声名大振。正德十一年（1516），在兵部尚书王琼的荐举下，阳明奉命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主要任务是平定当地匪患。这是阳明人生中的一大转折，开启了他的军事生涯。当时的南赣山区，地瘠民贫，强悍之民啸聚山林、扰攘地方已数十年之久。朝廷屡次征讨，收效甚微。阳明的前任，竟因匪患托病辞职。阳明上任后，以招抚为主、用兵为辅，短短七个月，即彻底平定匪患，“自是境内大定”“远近惊为神”（《明史·王守仁传》）。阳明在匪患最严重的地方，奏设和平县，设立学校、择贤治理，此后百余年，匪患再未出现。
正德十四年（1519），阳明奉命处理福建军官叛乱事件，途经丰城时，听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阳明主动调兵平叛，“凡三十五日而贼平”，生擒朱宸濠，用兵之神速，古今罕见。然而，阳明的大功遭到皇帝和权臣的猜忌，有人诬陷阳明与宁王勾结。在极度艰难的处境之中，阳明因其学养，应对得当，危机才有缓解，阳明因此大功被封为新建伯爵位。事后，他竟悟得“致良知”之教，“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年谱·正德十六年》）。嘉靖元年（1522），阳明父亲王华去世，阳明依例回乡守制，开始了向往已久的讲学生活。据阳明弟子钱德洪记述，“四方来游者日进”，“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阳明阐发“致良知”之教，在师生问学思想激荡之中，其学术渐臻化境。他的弟子曾言“先生之学日进，感召之机，神变无方”。
嘉靖六年（1527），朝廷因广西的思恩、田州土著卢苏、王受反，总督姚镆不能定，召阳明前往平叛。阳明无奈，只得带病出征。临行前，与门人钱德洪、王汝中论道于天泉桥，将自己学术的宗旨概括为“四句教”，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天泉证道”。阳明在广西，不足一年，通过军事威慑与良知感召，前后五个月而乱平。阳明上奏要求班师，因病势加剧，未等上谕到即启程。在归途中，一路皆有门人弟子往迎随侍，无奈天不假年，行至江西南安青龙铺，不幸病逝。临终前，门人周积泣问先生有何遗言，阳明告之“此心光明，亦复何求”八字。
纵观阳明一生，其追求圣贤之道的人格境界和身体力行的赫赫事功，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更是他“知行合一”与“致良知”之学的完美例证。阳明一生饱经患难，然追求圣学之道未尝有断，他曾言：“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阳明去世时，因权臣构陷，他的荣封被剥夺，他的学术被斥为“异学”遭禁。然而天理昭昭，嘉靖皇帝死后，隆庆帝为阳明平反，恢复荣封；万历帝下诏，令阳明从祀孔庙，成为明代从祀的四人之一。隆庆六年，谢廷杰巡抚浙江，请阳明弟子钱德洪等主持刻印《王文成公全集》，凡三十八卷。这是王阳明著作第一次结为全集，也是历代阳明著作的母本。《传习录》三卷，即是隆庆本《王文成公全集》的前三卷，代表了阳明学说的精华。本书所用底本，即是这个版本。
《传习录》堪称王门“圣经”，它涵盖了阳明的基本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传习录》的名字，典出《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朱熹注释曰：“‘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阳明认为，“习”亦可训为“觉”。
《传习录》从首次刊刻到最终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今本《传习录》三卷，正好代表了《传习录》刊刻的三个时期。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门人薛侃首次刊刻《传习录》于虔州（今江西赣州），这是首次使用“传习录”这个书名，其内容主要是今本《传习录》上卷的内容。嘉靖三年（1524）十月，门人南大吉以薛侃刻印的《传习录》为上册，另补入阳明“论学书”九篇作为下册，刊刻于越（今浙江绍兴）。嘉靖三十五年（1556），钱德洪又收集一些同门的笔记，编成下卷，并把南大吉刊刻的改为问答形式，三卷合在一起，在湖北黄梅一并刊刻。隆庆六年，谢廷杰刊刻《王文成公全集》时，又请钱德洪在下卷中附录上《朱子晚年定论》。至此，今本《传习录》才通行于世。
《传习录》是儒家人生哲学的巅峰之作，为宋明时期日益僵化的儒学，注入了独立思考和个性解放的元素，对后世产生了诸多的积极影响，并且早在明末就远播海外，在日本、朝鲜等国有着重要的影响。历来学习阳明学者，无不从《传习录》入手。如梁启超说“读此（指《传习录》——编者注）可知王学梗概”，陈筑山说“忙中修养者，由此入手，必能却有所获”，钱穆则把《传习录》列为七部“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之一。
评点名著，是中国特色的一种著作体例，有着悠久的历史，至明清时期而大盛。明代袁无涯有言，名家评点名著，可以“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字一句之精神”，无不拈出，起到“通作者之意，览读者之心”的作用。明代黄汝亨也说：“书之有注，犹食物之有本草；其有评，犹廷尉之覆驳、老吏之狱究；其为批点，犹画家之点眼、堪舆家之点穴，皆的有所据。”明代的出版，已经重视把原著和一些名家的评点汇集一处，称为“会评”、“汇评”或“评林”。这种会评的名著，评点者或指出一段的精华，或加入自己的理解，或与原作者“论辩”，种种形式，不一而足。对读者来说，这样的方式更容易理解原作者的精髓，开拓阅读的视野，取得事半功倍的阅读效果。因此，我们采取了这样的形式，广搜博采名人名家对《传习录》的评点，编纂出这部《名家会评传习录》。
本书所辑录的评语，包括了十余位中外名家，包括明代的冯柯、刘宗周、施邦曜，清代的孙奇逢、黄宗羲、陶浔霍，民国时期的孙锵、梁启超、许舜屏等人。他们或为学派宗师，或为饱学先生。虽有个别与阳明学不合之处，但都限于学术探讨，可以互为参照；大多数则为对阳明学造诣深厚之人，其中如刘宗周、施邦曜等，更是对阳明学身体力行，学术功业足为后人景仰。另外，自明末以来，阳明学传入并兴盛于日本，形成了日本幕府时期与朱子学、古学并立的阳明学派，产生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阳明学者。因此，本书还辑录了日本的阳明学者三轮执斋、佐藤一斋和东正纯等人对《传习录》的评语，以期读者一览域外阳明学之风采。
《传习录》一书，多为师生问答，语近平易浅白，今天的读者阅读起来难度不大；而其评语更是钩玄提要，与原著一起相得益彰。故本书未做白话翻译，仅就书中涉及古籍引文及人物之处，做出注释，以裨读者阅读。至若孔孟、程朱等国人耳熟能详之人，注释亦可免去，以节约篇幅及读者时间。本书是民国初年孙锵先生策划出版《传习录集评》之后的第一次以“会评本”形式出版《传习录》，而所收评语，远多于《传习录集评》，并加入了《传习录集评》中所不曾有的日本阳明学学者的评语。
在编纂本书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中外阳明学者的成果，在此一并谨致谢意。惟其编者水平所限，难免有疏漏之处，尚请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