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制定实施八项规定，部署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弘扬新风正气、涤荡歪风邪气，政治生态得到明显改善。
虞云耀：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1]
“四个全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都要靠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根本保障。认真研究和深刻把握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对于我们党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把握新特点，提高管党治党成效
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贯要求和优良传统。建党90多年来，正是因为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从严管党治党，我们党才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历史新征程。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但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也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一些地方和单位管党治党不严，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思想道德滑坡、消极腐败严重，形势非常严峻。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质，就是以高标准严要求全面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全面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全面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党的建设的历程，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呈现许多新特点。
内容更加全面深入。从严治党从来都不是一个单项工作，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思想建设方面，我们党强调坚定理想信念，补好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在组织建设方面，强调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整顿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在作风建设方面，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反腐倡廉方面，抓“老虎”、打“苍蝇”，以零容忍态度反对腐败；在制度建设方面，积极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等。从严治党的全面性、系统性、长期性、复杂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党的各项建设需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越来越受到重视。
要求更加严格具体。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些地方和单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状况，中央政治局作出表率，中央领导同志带头严格执行“八项规定”，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以整风精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解决了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在反腐败斗争中，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管是谁，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只要触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就一查到底，决不手软、决不姑息；把“严”字作为管党治党的主基调，制度约束越织越密，监督措施越来越严，党风建设越抓越紧，管党治党松、软、散的现象得到有效纠正。
重点更加突出鲜明。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党的建设热点难点问题，确立从严管党治党的重点任务。比如，在干部队伍建设领域，着力破解“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问题；在作风建设领域，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进行集中整治；在反腐倡廉领域，正确处理治标与治本的关系，狠抓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在制度建设领域，聚焦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和制度执行，提高制度的系统性和执行力；等等。由于坚持问题导向，全面从严治党指向明确、靶向精准，问题解决到点子上，得到党内外的广泛认同。
决心更加坚定不移。从严治党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习近平同志指出，“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充分估计问题的严重性、顽固性和反复性，把从严治党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实到位，必须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持续加力，久久为功，善作善成。
按规律办事，抓住管党治党关键
善于认识和把握规律，按规律办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同其他事物一样，也有其规律。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管党治党，积累了丰富经验，认识并掌握了诸多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深化了对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在实践中的运用也更加自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条。
坚定理想信念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和关键。坚定理想信念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根本性意义和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因为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我们党才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强大力量。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问题，归根到底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牢牢抓住坚定理想信念这个核心和关键。应抓住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不断加强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真正做到知之深、信之笃、行之实；抓住党性教育这个核心，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夯实道德建设这个基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理想信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党员路走远了，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出发的，忘记了将向哪里去，也忘记了当年在党旗下的宣誓。新形势下，每个党员都要坚持让理想信念的火炬照亮前行的路，保持正确前进方向。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同向发力、同时发力。重视从思想上建党，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巨大优势。坚持制度治党，是我们党对自身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时代的要求。国家要依法治国，执政党要靠制度治党，这是现代治理的铁律。新形势下，我们要树立法治思维，认认真真抓制度建设，努力形成一整套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把党的一切活动置于制度规范之中，并不断增强制度执行力。要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思想建党使党在思想理论上不断保持生机活力，解决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价值追求问题；通过制度治党解决行为规范、约束监督问题，以强制手段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实践证明，制度治党离不开科学思想的引领，否则就会迷失方向、成效不彰；思想建党的成果和经常性要靠制度治党来保障和巩固，否则就难以为继，不能落地生根。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二者一柔一刚，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全面从严治党必将展现新的面貌、显示巨大威力。
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从严治党首先从严治吏。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是治国理政的骨干力量，对他们理应有更严格的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从严要求贯穿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要严格干部选拔标准，真正把那些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干部选准用好；严格选拔程序，紧密结合干部工作实际，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制度机制；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在从严管理的同时，完善干部激励机制，把对干部的严格要求和激励关心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爱岗敬业、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通过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来抵制各种政治灰尘和腐朽思想的侵蚀，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实践证明，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有利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主要是指政治生活的环境和状态，尤其是指从政环境。实践证明，政治生态良好，风清气正，就会出干部、出人才；政治生态恶化，潜规则盛行，就会毁干部、毁事业。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主要应从这几个方面着力：一是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党内政治生活不能随意化、平淡化，更不能庸俗化。二是严肃党的纪律，特别是严肃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全党必须坚持“四个服从”，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三是形成民主、团结、和谐的上下级关系和人际关系，决不能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决不能搞庸俗的人身依附。四是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
依靠自身力量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帮助解决自身问题。我们党是一个善于依靠自身力量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帮助解决自身问题，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十八大后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继承和发扬以往相关活动的成功经验，根据新的形势任务要求进行创新，取得了明显成效，是党依靠自身力量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帮助解决自身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人民是党的力量源泉，群众满意是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发挥人民的监督作用，让人民支持和帮助我们从严治党。这个优势是我们党独有的。运用和发挥好这个优势，党就会始终保持生机活力，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和挑战。
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各级都建立了党建工作责任制。然而，一些领导干部总认为抓党建比抓发展要虚、要空，不容易出成绩。还有一些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治党过严会束缚手脚、影响活力。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首先是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强化党建主业意识，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的理念，对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主动担责、认真履责、扎实尽责，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对党建工作要亲自抓、负总责，班子其他成员要切实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和工作部署，以良好的工作作风和实实在在的党建工作业绩凝聚智慧力量、赢得群众信任、推动事业发展。
祝灵君：全面从严治党彰显政治大智慧[2]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学习“四个全面”、落实“四个全面”、实践“四个全面”。其中，全面从严治党既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举措，也是其他三个“全面”的根本保证，在“四个全面”的总体布局中发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思想武器，以“打铁还需自身硬”为全党誓言，以迎接“四大挑战”、破除“四大危险”、增强“四自能力”为根本目标，审时度势、科学布局、运筹帷幄，解决了许多深层次的老大难问题，构建了一系列管党治党科学制度，形成了全党上下“聚精会神抓党建”的良好氛围，初步培育了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态。从严治党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非凡的成果，反映了党在新形势下依然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与行动能力，也彰显了新一届党中央的政治大智慧。总体来看，这些政治智慧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政治文明的结果，是继承和发展几代共产党人管党治党经验与智识的结果，是学习和借鉴世界上其他政党管党治党有益经验的结果，也是新一届党中央在深刻认识世情、国情、党情，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的时代脉搏基础上主动作为、勇于创新的结果。
第一，以上率下，以上变下，启动全面从严治党的良好开局。毛泽东在1913年的《讲堂录》手稿中指出：“在上者为政教，在下者为风俗。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全面从严治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开局，以反对“四风”为突破口，中央政治局以“八项规定”为标杆率先垂范，党员干部努力践行，人民群众积极监督。一时间，“八项规定”成为全体党员干部的行动指南，成为全社会的时代强音，成为媒体引用的时尚热词。上行而下效，上率而下行，管党治党立竿见影，顿时在党内形成一股新风尚。
第二，既要抓“全面”，也要抓“从严治吏”这个关键，找到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从严治党，既需要在“全面”和整体上下功夫，也需要在突破口和关键环节上下功夫，牢牢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他指出：“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党内，党内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在中纪委二次会议上，他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十八大以来，全党清理并制定了一系列从严管理干部的党规党纪，果断处理一大批违规违纪、贪污腐化的党员干部。徙木立信，干部管理动真格，人民群众齐点赞，党的权威与日俱增。
第三，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建章立制为总抓手，培育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氛围。长期以来，管党治党留下了许多问题、许多难点，这些问题、难点不破，管党治党就形不成好局面。新一届党中央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牢牢抓住重塑党规党纪的威严，如：把党章作为全党学习和遵行的根本大法，既把好“最先一公里”也把好“最后一公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衔接和协调。由于狠抓制度执行，扎牢制度篱笆，铁规开始发力，禁令开始生威，从严治党的整体氛围迅速形成。
第四，以“钉钉子”精神，久久为功，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定力和持久耐力。自古以来，政贵恒平，政贵恒久，切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切忌有始无终、虎头蛇尾。全面从严治党好比一场战役，只有坚持、坚持、再坚持，努力、努力再努力，才能赢得当下，赢得未来。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以抓铁留痕、踏石留印的定力，以滴水穿石的耐力，以“钉钉子”精神，克服重重障碍、选择关键节点、抓住典型案例、释放重要信息，步步为营、久久为功，营造了一股全面从严治党的“任性”。
第五，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遵循管党治党的基本规律，寻找全面从严治党的内生动力和健康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向全世界宣誓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待历史客观公正、勇担责任，对待现实直面矛盾、改革创新的胸襟和气魄。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对党的优良传统该继承的就真继承，一如既往、毫不动摇；该创新的就真创新，集思广益、不破不立。在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经验相结合上，不断增强系统性、预见性、创新性、实效性，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内生动力和健康活力。
第六，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相结合，合理运用人与制度互动的函数关系，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良好政治生态。思想建党解决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问题，培养党员干部的“心律”；制度建党解决党员干部遵规守纪的边界和底线问题，培养党员干部的“法律”。二者相辅相成，才能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相结合，合理运用人与制度互动的函数关系，最大化发挥制度的功效。如：把党性修养和重塑党纪党规的权威结合起来，把群众观点教育与法治思维训练结合起来，把用好党内政治生活“四大法宝”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结合起来，把制度管党和人民群众监督的主动性、积极性结合起来。如此，把“不自然的”变成“自然”，让从严治党逐渐成为党内习惯，逐步扎根于党员干部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方式之中。
张晓林：营造一个好的政治生态[3]
2014年，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学习专门研究讨论了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着重强调了政治生态问题，指出要“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我们的政治生态有哪些问题值得忧虑？如何修复并建设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
是一条鱼还是一条河的问题
“政治生态”是由自然生态延转引申而来的，是一种借喻，大致指的是从政环境、政治风气和选人用人通行的规则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成为社会关注和议论的话题。政治生活领域接二连三发生的一些案件，让人们不能不对一些地方政治生态产生某些质疑、担忧甚至震惊。让人们至今记忆犹新的几个典型案件是：
广东茂名市的贪腐案件。茂名市前后两任市委书记周镇宏、罗荫国先后因贪腐落马，他们理所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涉案人员多达上百人，涉案资金上亿元，这才是令人深思的症结所在。本来此案已进行了处理，数十名违法官员被判刑罚、锒铛入狱，后经中央巡视组的巡查督办，又对涉嫌行贿买官人员159人作了组织处理。这无疑彰显了中央反腐“无禁区”、反腐“无时限”的决心和力度，但也不能不让人看到广东茂名市的政治生态出了问题。这些问题是：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买官卖官成风。茂名市送礼送红包的民俗，变成了腐败官员行贿受贿的“障眼法”，从三五千元发展到上万元，从“请托办事”到“期权交易”，同事和上下级关系，扭曲成利益交换、金钱往来和人身依附。
湖南衡阳的贿选案。在差额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现查明，有56人涉嫌向527名市人大代表中的518人行贿，涉案金额达1.1亿元，涉及56名省人大代表、68名代表大会工作人员。当然，这些涉案人员都受到了党纪国法的处理。但衡阳破坏选举案，公然挑战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挑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挑战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涉案人员之多、涉案金额之大、性质之严重、影响之恶劣，是1949年以来公开披露的最严重的一起选举弊案。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不能不想到这里的从政环境究竟怎么了，通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规则。
山西塌方式的腐败案件。2014年以来，山西省原领导班子，共7人落马，涉及“四大班子”。原省委书记和原组织部长分别被调离。中央对这个省的省级领导班子作了大幅度调整。在宣布中央关于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决定的干部大会上，与会的中央领导同志严肃指出，山西省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要求认真总结腐败案件高发多发的教训，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贯彻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真正把党建工作责任落到实处。各级党委要切实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坚决支持纪委落实好监督责任，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优化山西的政治生态，从根本上保障山西的发展、改革和稳定。
其实，令人震惊的案件远不止上述三起，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都出现了一些大案要案、串案窝案，没有人再认为腐败仅仅是个案或者偶发。人们一方面看到了我们党和国家反贪肃腐的鲜明态度、坚定决心和铁腕反腐的力度，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深感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复杂。如果是一条鱼病了，那是鱼本身的问题，如果一条河中的很多鱼病了，那就不光是鱼的问题了，很可能是供养鱼生存的河流有了问题。这样的现实不能不迫使人们认真审视从政环境、反思政治生态的问题。
政治生态中的最大问题是反淘汰现象背后的规则变了
从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存在的问题看，从腐败多发频发的现实看，一些地方的从政环境、政治生态问题确实不少：
比如“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的问题。有一句调侃的话很流行，说的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暂缓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如果这只是开开玩笑也无妨，但可怕的是在一些地方变成了现实，成为干部升迁变动的潜规则。买官卖官私下交易，选人用人明码标价，钱贿、色贿、雅贿无奇不有，“带病上岗”“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现象屡屡发生。民主推荐、组织考察、集体研究也还有，但徒有虚名，只是走程序、走过场，掩人耳目。在这种潜规则支配下，正派人、老实人、埋头苦干的人则受到漠视冷落、边缘化，几乎没有发展的空间，这显然是从政环境、政治生态有问题的表现。
比如“拉山头，搞圈子，讲亲疏，任人唯亲”的问题。一些人热衷于搞“老乡会”“同学会”，意在建立为我所用的关系网，罗织亲朋好友、故交旧部，拉拉扯扯，不讲原则讲关系，不讲规矩讲人情，四处钻营，拉帮结派，甚至结党营私，大搞“小团体”“小山头”“小宗派”，目无组织纪律，无视规章原则，凌驾于组织之上，立门户，拉团伙，排斥异己，搞庸俗的关系学，搞封建的人身依附。在提拔、调动、升迁，在掠取物质利益方面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团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比如“搞形象工程，做表面文章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一些人急功近利、私欲膨胀、花拳绣腿、吹嘘浮夸，在统计数字上弄虚作假，信奉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有的地方不顾经济条件和发展实际，不惜举债集资，甚至挪用救灾款，竞相建设大广场、大市场、大公园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为自己积累升迁资本。一些领导干部想方设法“策划”、“包装”自己，展示所谓的“个人魅力”，表现出十足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比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好人主义”问题。一些干部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的处世哲学，把圆滑视为成熟，把世故当成稳重，滋长庸俗的坏风气。他们“批评上级放礼炮，批评同级放哑炮，批评下级放空炮”，当和事佬，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他们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讨巧卖乖，对上级拍好，百般献媚，投其所好；对下级哄好，不讲原则，护着顺着；对同级敷衍好，称兄道弟；遇到矛盾躲着走，是非面前不开口，任意放纵，姑息养奸，大搞低级庸俗的市侩哲学。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无论多少，都还只是从政环境、政治生态污染的表象，这里最大的实质问题则是出现反淘汰现象，不是优胜劣汰而是优汰劣胜，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反常现象。“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是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说的，反映了生物领域的规律和现象，反映了大自然的进步和发展。人类社会总体上、大趋势也应该是优胜劣汰，不断进步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会出现曲折、迂回、倒退，出现优汰劣胜的反常现象，这也不足为怪。问题的关键在于出现反淘汰现象的地方通行了什么样的规则。我们的从政环境、政治生态总体是好的、健康向上的，风清气正、政通人和、选贤任能、生动活泼。但也不排除在一些地方、一定范围内，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以及消极负面因素的侵袭和影响，通行的规则是拿不到阳光下的利益交换，权钱、权权、权色交易的潜规则。一旦潜规则流行，选人用人、组织与个人、个人与他人、党内生活都会发生歪曲和颠倒，人际关系、同志关系、上下级关系、亲朋好友关系也会出现扭曲和变味。我们通常说的好干部、好领导、好党员、好同志就会站不住，叫不响；相反，弄虚作假、乔装打扮、偷奸耍滑、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人，甚至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的腐败分子，就有可能大行其道。一些地方买官卖官成风，一查查出一片，暴露出来的串案窝案、案中案，塌方式腐败、系统性腐败其根源恐怕盖出于此；一些地方正派人、老实人、好干部得不到提拔反而坐冷板凳、边缘化、被排挤，其根源恐怕也盖出于此。尽管党的原则、纪律、条例，国家的法律法规，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原则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讲在嘴上，但通行的已是另一套，以潜规则为标准，按潜规则办事，由此导致了从政环境、政治生态问题，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反淘汰现象。
如果说选错了人、办错了事只是河流的污染，但如果是选人的标准、办事的标准错了，那可就是河流源头的污染，带来的必然是河流大面积的污染。以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地方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形式主义、奢靡之风突出，为什么有的地方相继爆出家族式腐败、地域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塌方式腐败，根本原因就在于那里的潜规则盛行，那里的政治生态出了问题。
自知者明，自胜者强
问题的产生本身就包含着问题的解决。一些地方的从政环境、政治生态之所以出了问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那里的领导干部出了问题。因此，营造良好从政环境，改善政治生态，首先要从各级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上对下讲真话、实话；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要严肃纲纪、疾恶如仇，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正确行使权力，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加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力度，以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进一步维护和加强了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也取得新成效。我们党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不留死角，不搞例外，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党纪国法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和“底线”。全面从严治党，明显改善和净化了从政环境和政治生态，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实践说明，我们党有能力、有信心、有力量、有办法，治好党、管好党，治理好政治生态问题，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的那样：“我们坚决查处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
为什么我们党能够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从严治党，认真解决政治生态中的问题，净化优化从政环境？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消极腐败的东西水火不容、格格不入，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横下一条心纠正“四风”，必须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绝不允许党内藏污纳垢，决不允许政治生态滋生毒瘤痈疽。过去是这样，今天是这样，未来还是这样。
我国古人说“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意思是说，正确认识自己的人是明智之人，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的人是坚强之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充分证明：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具有“自知者明”和“自胜者强”的大智大勇者。说大智，是指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任何变化中，都能够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自己，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之后，既看到执政党的地位，更看到肩负的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千钧重担和神圣责任，充满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说大勇，是指党全面客观地审视自己，既看到优势、成绩、辉煌，也敢于正视和解决自身存在的包括腐败和“四风”在内的种种问题，挑战自我、战胜自我，发展壮大自我。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不断提高，这是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格。
“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90多年的奋斗，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其间的经验和原因纵有千万条，但最根本的还在于把党管好、治好、建设好。这是我们党的成功之基和制胜法宝，是一条不可移易、管根本管长远的铁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在“三个全面”基础上，增加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既给优化从政环境、净化政治生态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利条件，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我们必须乘势而上，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进一步加大治理从政环境的力度，大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把党建设好，从而使党担负起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历史重任。
陈之昌：党的建设理论的新境界[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的新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的系统思想。其中，全面从严治党是对党的建设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是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全新路径选择，把党的建设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自身建设，自建党以来便不断探索创新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在党建理论上先后作出了各自的贡献。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党的自身建设实践相结合，总结出从思想上建党的党建理论，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时期，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提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思想，探索并开创了用制度建党的新路子，奠定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的基础。世纪之交，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思想，并将其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提出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不仅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要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不仅要坚持自己的阶级基础，而且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树立科学发展观，提出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出必须把提高执政能力作为党的建设的主线，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提出必须把确保先进性作为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永恒课题，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指出全党同志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近年来，我们党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进程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理，从新时期执政党建设所面临的崭新实际出发，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历史方位和建设目标，明确了党的执政纲领、执政方略、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建设等重大问题，形成了较为完备科学的党建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4年8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要求，他指出，“今天这个大会，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总结，对巩固和拓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进行部署。”总书记强调，从严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会上总书记从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等八个方面，对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八点要求彰显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决心，表明了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体现了我们党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高度自觉，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和指导性，是对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作出的全面部署。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从明确提出从严治党的具体要求，到提升为全面从严治党，并纳入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实践创新思路的科学总结。
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从“八项规定”到整治“四风”，从扎牢制度的笼子到“老虎”、“苍蝇”一起打，我们党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全面加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增强，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步发展、互相促进的新局面。
根据时代的变化、实践的发展和人民的期待，不断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创新一以贯之的主题。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时效性”，要求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统一，体现了党的建设与治国理政的统一，体现了治标与治本的兼顾和自律与他律的结合，这一新的党建战略思想是党对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规律和治国理政规律的新探索、新认识、新创建，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局面，是党的建设思想的新飞跃。
全面从严治党意味着党的建设要在“严”字上下功夫，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全面从严治党涵盖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包括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贯彻从严治党要求，落实管党治党的劲头不松懈，把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全面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解决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医治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顽疾，清除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是时代发展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趋势。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就是要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严格管理党员，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就是要加强作风建设，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是要坚决反对腐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加强制度建设，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不断完善党的建设制度和党内法规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开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境界。
林学启：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和特征[5]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达成，全面深化改革是途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只有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使我们党坚强起来，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必将成为党的建设新常态。
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
在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首次把党的建设比作“伟大的工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先后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此基础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是对党的建设工程的新设计、新谋划。“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建设工程”都是一方面强调了党的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另一方面强调了党的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党的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
“全面从严治党”之“全面”涵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是对党的建设系统性、整体性的体现。就党的建设被称为“伟大工程”而论，从来也不单指党的建设的某一方面。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但是，毛泽东同志强调党的思想建设，并没有丢弃、否定党的建设其他方面。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的，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是“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比如，在组织建设上，毛泽东同志精辟地阐明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首次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原则，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作风建设上，毛泽东同志揭示了党风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一次把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执政党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明确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制度建设思想。但是，邓小平同志还一再强调，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所以党的建设的核心和先决条件是思想问题，归根结底是思想路线问题。江泽民同志提出“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并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等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作了部署。胡锦涛同志以改革创新精神提出了“一条主线”“五个重点”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突出表现在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上。既从思想建党的角度强调了统一全党思想、坚定理想信念，又从实践角度要求严格落实党章党规要求、严明政治组织纪律，最终扎紧制度的笼子。全面从严治党继承和发展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内容，同时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比如：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突出强调如何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问题；在组织建设方面，突出强调了如何培养和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问题；在作风建设方面，实施“八项规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治“四风”，倡导“三严三实”；等等。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党的建设新常态，是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继承、发展、完善。
“全面从严治党”之“从严”是对党的建设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回应。党的历史是从严治党的历史，党的建设是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上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始终坚持“从严治党”。从党章发展的历程看，从严治党的主线贯穿始终。一大党纲虽然只有十五条，但涉及纪律规定的至少有六条，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和突出位置；二大党章专设“纪律”一章，制定了具体的党员纪律处分细则；三大党章增加了“党员自请出党”的规定，“自请出党”即自愿退党之意。增加该条款，旨在加强党员自律意识；四大党章的“纪律”一章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作出更具体的规定，如“凡党员在离开其所在地时必须经该地方党部许可。其所前往之地如有党部时必须向该党部报到”等，表明党对纪律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五大党章把纪律处分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党组织，分警告、改组和重新登记（解散组织）三种；另一类是对党员，分警告、党内公开警告、临时取消党内外工作、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五种。另一项重要规定是设立监察委员会，这在党的历史上属首次；六大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原则，还强调“严格地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七大党章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注意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这说明必须通过严肃党纪维护党的纯洁性。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告诫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成为党执政后从严治党的新坐标、新指针。党执政后，对从严治党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严厉措施；八大党章把监委的权限扩大为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对执政条件下从严治党具有奠基意义。改革开放以后，十二大党章清除了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规定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六个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遵守和维护党和国家的制度，同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作斗争”。这说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管党、从严治党，越要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从党的十三大开始至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党章，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都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不正之风，等等。
实践证明，不论环境多么恶劣、任务多么艰巨，也不论党取得多大胜利、事业有多大发展，党始终清醒地把“管党”“治党”放在一切工作核心地位，始终坚持“从严治党”方针。
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是管党治党的新要求，是一种具有自身规律和特征的新状态。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种系统设计。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系统思考，科学统筹，厘清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等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和各项改革举措的耦合性，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同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整体推进，又要重点突破。矛盾有主次、任务有轻重，整体推进不是平均用力，但也不是单兵突进，必须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不代表遍撒胡椒面，它要求我们选择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求得“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效果，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支点和突破口。因此，在全面从严治党中，一定要处理好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的关系，把那些与中心任务对接联系紧、关系大，群众关注度高、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作为重点来抓，实现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从而对全面从严治党起到牵引和推动作用。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种底线限定。当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问题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党组织依然存在。个别领导干部无视党的纪律，游离于制度约束之外，把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一些党组织管党不严、治党不力，失之于软、失之于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对党员领导干部而言，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就是要坚守纪律、规矩这种底线，让纪律更严明、工作更严谨、规矩更严格，让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成为一种自觉。这种底线思维，就是要坚守政治底线、思想道德底线、法纪底线、政绩底线、生活底线，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守不住底线，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就无从谈起。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种战略规划。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党的执政规律的客观要求。作为执政党，担负起治国理政的重任是分内之事，首先而且必须的是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中大量繁杂的问题。否则，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国计民生等任何方面出了纰漏，就会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但是，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无论治国理政的工作多么繁杂、任务多么艰巨，党只有把自己管好、治好，才有资格去领导人民、治理国家，才有力量和智慧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如果我们管党不力、治党不严，党员领导干部各怀心志，思想不统一、行动不一致，不要说治国理政，就是执政地位也保不住。执政党只有高度重视自身管理与整治，才能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与统一。古今中外许多政权的崩塌，都已经提供了佐证。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种自身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这本身就表明党的建设本身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目前还呈现出制度体系不完备、制度设计不科学、制度运行不规范、制度执行不严格等问题。因此，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必须结合党的建设环境、任务、方式等发生的变化，着重从党内生活制度和党的领导制度两个大的方面，对党的建设制度体系存在的问题作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对不适应的制度进行改进，缺位的制度抓紧建立，不全面的制度尽快完善，不合理的制度坚决革除。可以说，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带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一方面是从制度层面对组织进行完善，另一方面是要推动问题解决，进一步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比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以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为抓手，构建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强化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完善选人用人专项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能够很好地纠正“唯分唯票唯GDP”的选人用人导向；严肃干部队伍管理；遏制违规选拔干部现象，从而纯洁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为全面深化改革积蓄骨干力量。在这种改革时代背景之下，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相互策应、形成合力。
辛鸣：论政治生态[6]
“政治生态”进入人们的视野，是现代政治发展走向深入的客观必然，也是今日中国政治走向清明的历史自觉。涵养政治生态不容易，改造政治生态更难，让政治生态脱胎换骨更是难上加难，但这是今日中国社会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
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
“政治生态”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一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与“从政环境”一并提出的一个概念，在今年全国两会参加地方代表团座谈中，他还很形象化地要求“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
为什么在“从政环境”外还要突出一个“政治生态”？这是因为生态与环境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生态比环境更要命。环境坏了尚可能有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例子，虽然少总会有；如果生态恶化了，生长出来的绝对是恶之花。正所谓：“万物尽秋气，一室难为春”，如果大环境、大生态出问题了，具体环节、个体活动只会变本加厉而不可能自我修复。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
应该承认，这些年来在政治生态客观潜滋暗长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正气不彰，邪气不祛；“明制度”名存实亡，“潜规则”大行其道；遵纪守法埋头实干的干部处处受排挤，胡作非为好大喜功的官员如鱼得水加官晋级，等等。如果这样的从政环境、政治生态不能有效遏制消除，不仅政党的宗旨信仰无从体现，理想目标渐行渐远，身处其中的党员干部不仅会无所适从彷徨纠结甚至都不可能生存。
这些年来因不良从政环境而违心被迫同流合污的腐败干部并不是小数目，不良政治生态甚至会淘汰优秀正直的党员干部。这不仅是党员干部个人的损失，更是党的形象和事业的损失。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生态建设，不仅抓住了当下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一项紧迫任务，更表明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政党建设方面的基本立场与态度。
在塑魂补钙上下功夫
构建良好政治生态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协同共进。但在其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根本的要做固本培元的工作，在塑魂补钙上下功夫。这“魂”就是宗旨与主义，这“钙”就是理想和信念。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中国共产党，就源于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与对共产主义的不懈追求。没有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还能是共产党吗？不追求共产主义的共产党还有必要存在下去吗？这些提问听起来好像有些惊世骇俗，其实就是大白话、大实话。
正因为信仰对于政党的根本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信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总书记讲，“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因此，“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所以要“永不动摇信仰”。
共产主义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体现在现实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就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最大多数人是“无产阶级”也好，是“工人阶级”也罢，还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等等，称谓随着时代的不同可能会、也可以有不同的表述，但它必须确实是一个社会中的最大多数。
共产主义不是要让所有人都变成无产阶级，而是要通过创造社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让每一个人都能有全面发展的可能，是要通过消灭资产阶级的同时消灭无产阶级来实现无产阶级的整体解放。这也就是为什么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都要着眼于70多亿人，而不能只是考虑3亿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中国社会的发展从来就是13多亿人的全体，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全部，不能是一部分人，不能是一部分地区。
信仰因实践更有力量
毋庸讳言，随着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执政时间的延伸，一些同志政党信仰的意识客观在逐渐淡化。有些同志以为执政权在手，一切事情都好办；执政权在手，一切资源都归我们支配，一切力量都服从我们调度。其实事情并不是这个样子，道理也不能这样讲。中国共产党是因为其坚持真理的力量、坚守信仰的力量、伟大人格的力量最终赢得了执政权，最终被宪法赋予唯一执政的地位，而不是相反，也不能相反。
更应警醒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一些党员干部尚不愿意公开否认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但他们在心底里、在行动上已经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对一个政党来说，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在党内有意见公开批评没关系，批评的存在可让党的肌体更加纯洁、让我们更加自律、更加警醒。怕就怕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做着违背党章的事情。
信仰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政党信仰又是一个十分具体的事情。政党信仰的生命力不存在于经典著作里，也不存在于文件报告中，而是实实在在体现在每一个政党成员的一举一动中。实践信仰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成员的觉悟。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实践信仰不需要攀比，不会提出“凭什么只有我实践别人不去做”这样看似有理其实荒唐的疑问。我信仰，我去做，这样就足够了。
当我们每一个政党成员都能如此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会结出现实之果，小到政治生态的优化，大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张希贤：论党的建设新阶段：全面从严治党[7]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两年多的艰辛探索，以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八条要求和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标志，党的建设已进入了全面从严治党新阶段。怎样认识全面从严治党新阶段，怎样做好全面从严治党“元年”的工作，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政治任务。
全面从严治党新阶段，是党的建设发展新阶段。一方面，要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推向全面从严建设新阶段；另一方面，依据时代发展要求，赋予全面从严治党以时代新内涵，即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全面从严治党新阶段。全面从严治党，目标是到建党一百周年，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创造百年历史辉煌的政党，建设成保持百年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成更加充满勃勃生机和更加富有生命力、战斗力的百年政党，建设成能够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百年政党。
2015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元年”，我们应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两次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科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四个全面”协调推进，是全面从严治党新阶段的时代要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过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深化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面依法治国，以更好地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科学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能力保证；另一方面，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更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使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更加巩固，使我们党能屹立在建党百年的新起点上。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好实现中国梦“关键一步”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塑造能够科学使用两个基本武器、团结和带领全国亿万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英勇冲锋陷阵的先进战士。这“四个全面”，前三个“全面”都为第四个“全面”打开新的发展空间，开拓新的境界，提高新的视野，因此，必须“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严肃责任追究，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抓手
全面从严治党，党委（党组）承担主体责任、纪委承担监督责任，主要党政领导干部承担领导责任。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以落实这三个责任和严肃责任追究为基本抓手。各级各部门的党委（党组）和党的基层组织，应当认真抓好四件事。
一是把思想转到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阶段上来，切实增强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意识。党委（党组）、党委（党组）书记与基层党组织书记必须树立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意识，抓好党建事关党的生命，事关党的长期执政与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能否坚持下去。抓不好党建最终会造成党垮了，社会主义垮了，社会动荡了，一切都无从谈起。党建责任重于泰山。
二是工作上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明确责任，落实责任，追究责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三项基本工作。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与党委（党组）书记必须通盘考虑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必须做到党委抓、书记抓、各有关部门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的党建新格局。
三是建立与认真实施党建工作考核制度。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建立起科学的党建考核制度。各级党委对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首先要考核党建的实效，考核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权重。
四是严肃责任追究。没有问责，责任就落实不下去。2015年要突出问责，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进一步健全制度、细化责任、认真问责、严肃责任追究。
坚决纠正“四风”，深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切入点
纠正“四风”的实质是密切党群关系，解决人心向背问题。持之以恒抓“四风”，要常抓抓出习惯、抓出长效，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
要加强纪律建设，在纠正“四风”中抓出规矩。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是总规矩。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党的纪律是成文的规矩，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不成文的党内规矩。在坚决纠正“四风”中抓出规矩与遵守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必须在坚决纠正“四风”中，抓出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抓出遵守组织纪律与组织人事规矩，抓出遵守经济纪律与市场经济规矩，抓出遵守群众工作纪律与群众工作规矩，抓出遵守廉政纪律与廉政规矩。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作表率。
要强化执纪监督，把顶风违纪搞“四风”列为纪律审查的重点。各级党委要加强监督检查，严肃处理不守纪律的行为。
保持坚决反腐败高压态势不放松与坚持反腐倡廉永远在路上，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着力点
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特征。2015年查处腐败问题，必须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把反腐利剑举起来，坚守阵地、巩固成果、深化拓展，努力减少腐败存量，坚决遏制腐败增量，科学构建政治生态，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坚持“破”“立”并举，抓好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石
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既是反腐倡廉的治本之策，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石。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在案件查处和纠正“四风”中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制度的有效性、针对性和科学性。坚持“破”“立”并举，就是立废改释同步。依据反腐倡廉的每一步新实践，该建章立制、立法立规的及时跟进，过时的制度法规及时废除，需要修改修订的及时完成，需要向全党全社会解释法律党规的适时宣传解释。2015年，依据反腐倡廉的需要，要着重抓好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一是着力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健全党内监督制度要与不断完善和创新群众监督制度、舆论媒体监督制度、审计制度、法律监督制度、人大监督制度同步，着手构建科学而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二是着力健全选人用人管人制度。在选人用人管人环节上下功夫，寻求破解吏治腐败这一难题。
三是着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公开审批流程，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
四是着力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同步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和加强对国企领导班子的监督。搞好对国企的巡视，加大审计监督力度，完善国有资产资源监管制度，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
充分发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作用，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保证
一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任务，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更好地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二是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推动组织和制度创新。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党委和纪委的监督，推动纪委双重领导体制落到实处。三是围绕“四个全面”的纵深展开与全面推进，聚焦突出问题，创新方式方法，深入开展专项巡视，提高频次、机动灵活，扩大巡视覆盖面。四是大力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努力培养造就一支敢于担当、敢于监督、敢于负责的忠诚、干净的纪检监察队伍。
洪浩：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8]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推进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和矛盾，要防止来自各方面消极因素的干扰，以确保在及时解决问题中得到有效推进。
认识偏差
当前，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认识与推进这项工作的现实要求之间还不完全相适应，出现的一些苗头性问题，必须引起警惕。
抽象地认同。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大方向能够接受，对加大反腐败力度总体认同，但一涉及实际问题，比如经济的局部性短暂性调整，社会关注和舆论反映的周期性阶段性爆发，就会定力不足、产生怀疑，出现诸如反腐败过头论、影响经济发展论等各种各样的杂音。
有选择地支持。站在局部利益的立场看问题，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系列举措，一旦触及小单位小群体乃至个体利益时，往往有保留、打折扣，只愿意对人严不愿意对己严，只想严一时不想管长远，只问工作不问思想，只管8小时以内不管8小时以外，对严管狠治实际上横不下心、较不了真、落不到底。
摇摆观望。认为从严治党的度不好把握，过松了过不了关，党和人民不满意；过严了会得罪人，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信心和决心不足，畏首畏尾，做样子的多、迈步子的少，花招虚招多、硬招实招少。认识上的局限性必然导致行动上的滞后性。要准确把握当前基层思想认识的动向，加强教育引导，加大督促检查，澄清模糊认识，进一步深化各方面的认知和认同，以激发和释放更大的主观能动性。
重心偏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要义作了系统阐述，十分鲜明地指出了管党治党的重心所在、关键所系。现实中，对从严治党究竟应该重点管哪些、突出治什么，有的还存在一些偏差。
不准。对严管的重点简单按照所处的职务层级来划分，抓不到关键岗位、重点领域，甚至以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简单划分来确定是不是重点。
不实。没有把初步治标与制度治本、思想治根统一起来，面对如何突破思想管理这个难题、制度落实这个难点，往往形式大于内容，在针对性实效性上下功夫不够。
不当。尤其在基层，面对规范津贴补贴、清理超职数配备干部等新情况，过分地突出激励和关爱，反而将从严这条主线放到一边。这些现象，实际上是对全面从严治党本质本义的曲解和异化。全面从严治党，要以规管权力为核心，把重点布控在一切权力周围，既抓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又抓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这个群众身边的干部群体。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统一，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结合，对重心偏离的，及时调准焦距，在从严治党上真正抓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方法不当
全面从严治党，既有一个态度问题，更有一个方法问题。各级党组织在具体实践中进行了探索实践，但仍有一些因路径选择不同而影响到推进成效。
与群众脱离。把从严治党仅仅作为党内的事，搞内循环，拒绝走群众路线，有意无意地排斥干部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习惯于围着上级监督打转转，对同级监督和下级监督不放心不放手。
与实际脱节。一方面，在教育引导上重视不够、作为不多，导致党员干部思想上没有真正紧起来，存在走过场心态、侥幸心理的不在少数；另一方面，日常和基础工作跟不上，缺乏有效的过程管理，风险点防控不到位，关键点规范不明确，缺点提醒纠正不及时，从而导致边管边犯错误，边严边出问题。
与发展脱轨。把党建与经济社会发展搞成两张皮，在从严治党上仍然囿于过去的老套做法缺乏与时俱进，习惯于人治思维而缺乏法治思维。应进一步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规律，在运用过去从严治党基本经验的基础上，主动进行流程再造，走与群众相联系、与实际相结合、与发展相统一的路子，增强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始终做到严之有道、严之有效。
明确检验标准
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效需要通过一定的标准来衡量。抓党的建设既然是各级党组织最主要的工作，就必须赋予各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明确检验标准，对于落实责任具有规范性导向性意义。
看发展。党的建设与党所领导的事业从来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直接体现在党的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上，间接反映在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上，这两者应该是相互联系和统一的有机整体，不能把这两者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看民生。党的建设是为了实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民群众的期待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追求，能否推动党员干部切实转变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取得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说得出的变化，是衡量全面从严治党成效的重要社会指标。
看党员干部状态。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党员干部既是参与主体，又是落实客体，这项工作是不是真正严到份上、管到位上，可以从党员干部的思想状态、行为状态和作风状态上得到直观反映。如果一个地方党员不像个党员、干部为官不为问题始终突出，党内消极腐败现象大量存在，那就是对其管党治党成效最直接的否定。我们必须突破过去对党的建设缺乏衡量标准，导致评价模糊、责任虚化的困境，把标准和责任有形化，算出明白账，打好考核牌，在不断求效问效中持续提效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