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等级问题——贵族和僧侣
被我们称为生命的宇宙长河的一种深不可测的秘密，就是它们分成两性。在固定在土地上的植物界的存在之河里，宇宙长流就在试图彼此分开，就像开花植物的象征提示给我们的一样——分成一种本身就是这个存在的东西和一种使这个存在延续下去的东西。动物是自由的，是一个大世界——宇宙中的若干个小世界，它们作为小宇宙而分离开来，并且与大宇宙互相对立。同时，当动物界展现其历史时，阳性和阴性双重存在的两种方向，就日益明显地展现出来了。
阴性更接近宇宙。它更深地植根于大地中，而且它直接卷入了自然界伟大循环的节奏之中。阳性则比较自由，更具有动物性，更容易受到感染——就感觉和理解等方面而言——更为觉醒，更为紧张。
男性体验着活生生的命运，并且领悟因果之律，也就是领悟已经形成的因果逻辑。相反，女性本身就是命运、时间和正在形成的有机逻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果律的原则对她来说永远是陌生的。每当男人试图给予命运以任何可触知的形式时，他总感到它是阴性形式的，并称它为莫爱拉女神、帕尔卡女神、诺尔恩女神。最高的神本身从来不是命运，却总是它的代表或它的主人——正如男子代表或支配女子一样。起初，女性也是预见者，不是因为她知道未来，而是因为她就是未来。僧侣只阐述神谕；女性则是神谕本身，时间就是通过她来表现的。
男性创造历史，女性本身就是历史。在这里，十分清楚但还难以理解的是，一切活生生的事变都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我们感到宇宙长流如斯，另一方面，前后相继的个人连续使我们回溯到，作为这一长流的接受者、容纳者和保持者的小宇宙的本身。这“第二种”历史才是具有阳性特征的——即政治性的、社会性的、较之阴性更有意识、更自由、更易激动。它回溯到动物界的深处，并在诸伟大文化的生活历程中得到最高象征的和世界历史的表现。相反，阴性是世代相续的、原始的、永恒的、母性的、植物性的（因为植物内部总有某种雌性的东西）无文化的历史。
这种历史永不改变，而是始终如一地、沉寂宁静地贯穿于各种动物和各种人类的存在之中，贯穿于一切短暂的个别文化之中。回想起来，它本来是和生活本身同义的。这种历史也不是没有它的战斗和悲剧。女子在分娩时就得到了她的胜利。阿众特克人——墨西哥文化中的罗马人，把在分娩中的妇女当作一个勇敢的战士来尊敬，如果她死了，人们就用像阵亡的英雄一样的葬仪来埋葬她。女子的政策永远是征服男子，通过男子，她能成为孩子们的母亲，通过男子，她能成为历史、命运和未来。她的极度羞涩的目标、她的灵巧手腕的目标，从来就是她的儿子的父亲。相反，男子的重心主要放在另一种历史上面，要那个儿子作为他的儿子，作为他的血统和历史传统的继承者和传递者。
在这里，在男人和女人身上，两种历史正在为权力而斗争。女人是强有力的，完全是她的本来面貌，她只根据同她本身和她的命定的角色的关系，去体会男子和儿子们。反之，在阳性存在物方面，却存在着某种矛盾；他是这个男子，同时又是另一种人，这另一种人是女人既不了解也不承认的，她认为这是对她的最神圣事物的劫夺和暴行。两性之间这种秘密的和根本的战争，从有两性时起就一直在进行，而且在两性继续存在时，仍将不声不响地、剧烈地、不容情地、残酷地继续进行下去。在这场战争里面，也有政策、战斗、联盟、条约和叛变。在两性间盛行着对尘世的深深迷恋和方向明确的原始本能所产生的爱与恨的种族感情——而且与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另一种历史中的爱与恨的种族感情相比，更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人世间有爱情抒情诗和战争抒情诗、爱情舞蹈和武器舞蹈，有两种悲剧——奥赛罗和麦克白。但在政治世界中，还没有任何东西能跟克吕泰涅斯特拉的或克里姆希尔特的巨大仇恨相比。
因此，女人鄙视另一种历史——男人的政治——那是她根本无法理解的，她看到的只是那种历史从她身边夺去了她的儿子。取消无数次分娩的胜利，对她说来难道是一场胜利的战斗吗？男人为了自己的历史牺牲女人的历史；无疑地，世间也有一种女性的英雄主义，它骄傲地奉献出她的儿子（凯瑟林·斯弗察在伊莫拉的墙垣上），不过尽管如此，过去有过、现在有并将永远有一种女人的——甚至动物界的雌性的秘密政治，它力图把她的男子引离他的历史，并把他的身心都编入她自己植物性的属类相传的历史中，即编入她自己中。然而，男人历史中所完成的一切是在家庭、妻儿、种族等等口号下完成的，其目的是在掩护和维持这种生与死的历史。男人和男人的冲突，始终是为了血统、为了女人。女人，作为时间，是历史存在的根本原因。
具有种族性的女人，甚至在她还不知道这一点时就已经感觉到了它。她是命运，她扮演命运。这场戏剧从男子们为占有她而进行斗争开始——海伦、卡门的悲剧、凯瑟林二世、拿破仑和那终于把贝尔纳多特引向他仇敌方面的黛赛利·克莱丽的故事——而且，这不仅是一种人类的戏剧，因为这种斗争早在动物界中就开始了，并充满了全部动物的历史。而在她以母亲、妻室或女统治者的身份支配各帝国命运时——尼亚拉英雄故事里面的霍尔哥德、法兰克皇后布伦谢尔德、把罗马教皇职位给予她所选中的男子们的马路夏——这种戏剧便达到了顶点。男人在他的历史中向上爬，直到掌握一个国家的前途——随后，女人到来，迫使他屈膝。民族和国家可能因此而走向毁灭，但她在她的历史中已经获得了胜利。说到底，这始终是一个具有种族性女人关于政治野心的目的。
因此，历史具有双重含义，任何一种都不能亵渎。它是宇宙的或政治的，它是存在或保持存在，有两种命运、两种战争、两种悲剧——公众的和私人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把这种双重性从世界上消除掉。这种双重性是根本的，植根于既是宇宙中的小宇宙又是宇宙参与者的动物本质中。它以一种职责冲突的形式出现于一切意义重大的关头，这种冲突只对男人才存在，对女人则不然，而且在一种高级文化的进程中，这种冲突从未被克服过，却只是被加深而已。有公共生活，也有私人生活，有公法也有私法，有公共祀拜也有家庭祀拜。作为等级，存在对前一种历史是“合乎形式”的；作为族系，它在源源长流中本身就是后一种历史。这就是古代日耳曼人对血统关系的“刀剑方面”和“纺缍方面”之间的区别。定向时间双重意义的最高表现存在于国家和家族的观念之中。
组成家族的是活的材料，组成家室的是死的材料。当家族生活的结构和意义发生变化时，家室的规划也随之发生变化。古典类型的父系家族与古典的住宅样式相适应。这在希腊的城市法中比在日后罗马的城市法中规定得更为明确。它把等级完全看作当前存在于一种欧几里得式的此时此地中的等级，正如城邦被想象成为现存实体的一种集合体一样。因此，血统关系对它既不必要也不充分；它停止在家父权的限度内，停止在“家屋”的限度内。这样的母亲对她亲生的子女没有父系方面的关系；只在她像她的后嗣一样，受她活着的丈夫的家父权支配时，她就成为她的该子们的父系姊妹。相反，枚斋型的母系家族却与“一致”的观念相符。这种家族是典型地由父和母双方的血统关系延续的，并具有自己的“精神”，一种小范围内的一致，不过没有特殊的首脑。帝国时期的“罗马法”逐渐地从父系转向母系，意味着古典心灵的消亡和枚斋心灵的出现。查士丁尼的有关继承法改革的新法律的第118条和第127条确定了枚斋型家族观念的胜利。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许多个体川流不息地经过，成长着和消亡着，但都在创造着历史。这些前后相继的世代的共同脉搏越纯粹、越深刻、越强有力、越被认为理所当然，它们就越有血统、越有种族性。它们产生于无限之中，有着各自的心灵，这一群群的人们在其存在的共同波状节拍中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整体——不是由共同真理联系起来的精神团体，如教团、手工业行会或学派，而是在战斗生涯的混战中形成的血族同盟。
有些存在之河是“竞技状态良好”的，它的意义跟这一术语运用在运动游戏方面的意义相同。当马腿稳当地跨过障碍物，马蹄也安稳地并有节奏地踏在平地上的时候，一群障碍赛马者是“竞技状态良好”的。当角力者、击剑者、球类运动员处于“良好竞技状态”时，那些最危险的动作和活动就很容易而且很自然地表演出来。当一个艺术时代的传统成为第二天性时，有如对付法之于巴哈一样，它就是合乎形式的。当一支军队是像在奥士特里齐一役的拿破仑的军队、色当一役的毛奇的军队的时候，它就是合乎形式的。事实上，在世界历史、战争中以及在我们称之为政治的智性手段在战争延续中所完成的一切，在一切成功的外交、策略和战略中所完成的一切，在国家、社会阶级或政党的竞争中所完成的一切，都是那些自认为“合乎形式”的活生生的统一体的产物。
用来表示种族（或种属）教育的词是“训练”，以区别于那种在一致性的训诫或信仰基础上对醒觉意识团体的塑造。例如，书籍是塑造的媒介，而经常被人们感受到的环境节奏和协调则是一些训练的力量，人们自己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感觉和生活的——如同哥特时代早期的一个新人教者或一个见习骑士。某一社会的“良好形式”和礼仪是某一种存在的节奏的感觉表现，一个人要掌握它们就得具有它们的那种节奏。所以，妇女由于本能较强且更接近宇宙的节奏，就比男子更易适应一个新的环境的形式。下层妇女经过几年就能完全有把握地在上等社会中活动——同样她们也很快地又掉下去。但是男人则变得很慢，因为他们更觉醒，更知晓。无产者决不会完全变成一个贵族，贵族也决不会完全变成一个无产者——只有在他们的子孙后代中，才会出现新环境的节奏。
形式越深奥，它就越严格，越令人生厌。因此，在局外人看来，它就像是一种奴役；相反，其成员却能充分地、轻易地掌握它。作为形式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隶，林尼亲王不亚于莫扎特；这同样也适用于每个天生的贵族、政治家和将领。
所以，在所有高级文化中，存在着一个在广义上是种属、族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自然本身）的农民阶级，还有一种明确无误地“合乎形式”的社会。它是一组阶级或等级，而且无疑地是人为的和暂时的。但是，这些阶级和等级的历史却是最富潜力的世界历史。只有从对它的关系来看，农民才被否成是无历史的。这六千年的全部广阔宏伟的历史，已在高级文化的生活历程中得到完成，因为这些文化本身把它们创造的焦点放在了具有种类和训练的诸等级身上，因此，在实践的过程中就成为有训练的和有教养的。一种文化是以可感觉的形式实现自我表现的心灵的，不过这些形式是生动的和发展着的。它们的母体处于个体或集体强化了的存在之中——也就是，处于我刚才称之为“良好状态”的存在之中。只有当这个存在充分达到那种高度的适合状态时，它才是一种可作代表的文化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