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和马可在另一件具有无法估量的普遍意义的事情上也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保罗传教的结果，与当初的期望相反，希腊文变成了教会的语言，步第一种福音书的后尘，变成了一种神圣的希腊文学的语言。读者可以随意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思考它的意义。耶稣教会被人为地与其精神上的根源分离，却依附于一种外来的、学者的因素。同阿拉米本土的民族精神的接触消失掉了。从此之后，两种祀拜教会有了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概念传统，来自相同的学派的相同的书本文学。东方的、矫揉造作成分少得多的阿拉米文学——真正枚斋的，以耶稣及其伙伴的语言所写所想的——同教会生活的合作被切断了。它们读不懂，被抛弃了，最终便彻底被忘却了。然而，虽然波斯圣经是以阿维斯塔文写的，犹太圣经是以希伯来文写的，然而它们的作者及注者所用的文字，涌现出耶稣的教义及关于耶稣的教义的全部启示录所使用的文字，以及全美索不达米亚各大学的学者所用的文字，全都是阿拉米文。这些统统从视野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两种祀拜教会的经院学者同样尊崇他们，研究他们，也同样误解他们。
在这方面的最后一个步骤是由这样的一个人去试探的，他在组织才能上是保罗的敌手，在智性的创造力上却大大超越了保罗，但对可能性与现实性的感受却不及保罗，因此并没有完成他自己所设想的雄伟计划——他就是马桑。他在保罗的创造及其后果中仅发现了有建立真正救世的宗教的基础。他感到了两种具有同一神圣经文，即犹太经典的宗教不遗余力地相互争斗是很荒谬的。今天在我们看来，这种情形的发生完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但事实却是这样，并且延续了一个世纪——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在每种枚斋信仰中经文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些经文中，马桑看到了“反对真理”的真正“阴谋”，看到了对于耶稣的教义的最紧迫的危险，依他看来，这都还未实现。
作为先知的保罗宣布“旧约”已经实现了，完结了——作为奠基却宣称“旧约”失败了，被勾消了。他竭力想删除所有犹太的东西，直到细枝末节。从头至尾，他所攻击的是犹太教，没有别的什么。每一位真正的奠基人都一样，如同每一宗教上的创造时期一样，如同琐罗亚斯德，如同以色列的先知们一样，如同荷马时期的希腊人一样，如同改信了基督教的日耳曼人一样，他将古代的神变成被击败了的力量。作为创世主的耶和华，也就是造物主，是“正直“的，因此是邪恶的：作为这邪恶创造中的救主上帝的化身的耶稣是“外来”的——是善的本体。这里毫无疑问有着枚斋感情、特别是波斯感情的基础。马桑是由密司立对提帝国的古都西哪坡来的，其宗教在它的国王们的名字中便表现出来了。这里古时候也是密司拉祀拜的发源地。
然而新的教义自然有新的圣经。一直符合所有基督教界宗规的“律法与先知”是犹太人的上帝的圣经，实际上它是刚由巴勒斯坦古城雅伯纳（公元1世纪）的最终议事会予以最后定形的。如此一来，基督徒手中所持的正是一本魔鬼的书，于是，马桑便用超度主上帝的圣经来反抗它——这同样只是作为教诲书籍却非自命合乎宗规的、一向流传在社团里的一种作品的汇集与整理。他用唯一真正的福音书来代替妥拉经，那是他于各种零散的、他以为腐败及错误的福音书中整齐划一地建立起来的。他以耶稣的一个先知——保罗的书信来替代以色列的先知们。
因此，马桑就成为了新的真正创始者。然而，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就不能忽视那与他关系密切的神秘人物；他在不久前还“以约翰之名”写作了福音书。这个作者的志愿既不是扩大，也非超过各福音书的本身；他所做的——不像马可一样是有意识的——是想创造一种完全新型的东西、基督教的第一本圣书、新宗教的“可兰经”。该书证明，此种宗教已被想象成为一件完整的、永恒的事物。耶稣所完全相信的、甚至保罗与马可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的关于世界的终结便要来临的观点远远落在“约翰”和马桑之后。启示录在结束，神秘主义在开始。其内容并非耶稣的教训，也并非保罗关于耶稣的教训，却是宇宙之谜，即世界洞天。这里没有福音书的问题；事件发生的意义与手段不是超度主这个人物，而是逻戈斯的原则。
关于耶稣的童年的故事又被抛弃了；一个神并非“生”出来的，他本来就“存在”，是用人体的形式徘徊于人世的。这个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灵和圣子。这本最早的基督教圣书第一次包含了关于“本体”的枚斋问题，它在随后各个世纪排斥其他任何问题中起了主导作用，最终导致宗教分裂成三种教会。另外，不止在一个方面具有重要性的是，“约翰”最接近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在聂斯托利派的东方认为是真正的解决。因为逻戈斯的观点（虽则恰巧这是一个希腊词）的关系，它是“最东方的”福音书，它绝然地不将耶稣视为最终和整个启示的夹带者，而将其视为第二信使，之后还有第三信使（即《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26节及第15章，第26节中的保惠师）。这是耶稣本人所宣布的惊人的教义，是这本谜一样的书的决定性特征。在这里，枚斋东方的信仰突然地被揭露出来了。
假如“逻戈斯”不离去，保惠师便无法到来（《约翰福音》第16章，第7节），但二者之间隔着一个阿利曼神统治的最后世代（第14章，第30节）。假晶现象中的教会是保罗的才智统辖着的，它长时间攻击《约翰福音》，只有当那令人生厌的、被恶毒地暗示着的教义被蒙上了一层保罗的解说之后才承认了它。事实的真相是在孟他奴派运动中（小亚细亚，160年）才显露出来，这个运动回复到口头的传说，在孟他奴身上公布了被证实的保惠师以及世界的终结。它非常符合人们的渴望。泰图良在207年时在迦太基皈依了它。大约在245年时，同东方的基督教潮流有着密切接触的摩尼把保罗式的、人性的耶稣视为恶魔抛弃了，公开承认约翰式的逻戈斯是真的耶稣，但公布自己是第四福音书中的保惠师。对于迦太基，奥古斯丁变成为一位摩尼教徒；两种运动最后都与马桑教派融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件极其令人深省的事实。
回到马桑本人吧，是他把“约翰”的观点贯彻下去，创造了一份基督教圣经。之后，随着他年岁渐长，影响渐大，极端西方的团体被吓得节节败退之时，他便着手创立他自己的超度主教会的巧妙结构。从156年到190年，这种教会成了一个权威，只是到了下一个世纪时，那个比较古老的教会才成功地将马桑教徒降为异教徒。即便如此，在广大的东方，直到土耳其斯坦，在极其晚的时候，它还是极其重要的，最后以在它的基本感情方面具有深刻意义的方式同摩尼教徒融合而终。
但是，虽然他在充分意识到其优势时低估了现存情势的惰性，他的巨大努力并非徒劳无益的。他和他之前的保罗及他以后的阿泰纳西乌斯一样，是当时基督教面临破裂危险时的拯救者，他的观点的宏伟气概，决非由于统一并非由他贯彻的，而是反对他的这一事实有所损减。初期的天主教教会——也就是，假晶现象的教会——仅是在190年前后才以伟大的气派出现，之后为了自卫而反对马桑的教会，并且获得了来自那个教会的一种组织的帮助。它进一步以类似结构的、并让其与律法及先知结成一体的圣经——福音书与使徒书信——替代了马桑的圣经。最终，这种联结新旧的圣经的行动本身就解决了教会对于犹太教的态度，它依据他对此问题的申述开创了自己的神学，如此去攻击马桑的第三种创造——他的超度主教义。
然而这种发展是在古典的土壤上产生的，于是，甚至这个反对马桑及其反犹太教的教会也被他勒目派犹太人（它的重心完全在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大学中）视为只是一种希腊化的异教。耶路撒冷的毁灭是一件带有结论性的事件，在事实的世界中是没有任何精神力量能将它取消的。醒觉意识、宗教和语言之间的内在关系是极其亲密的，因此70年后希腊的假晶现象和阿拉米（那是真正阿拉伯的）地区的彻底分离便必定要形成枚斋宗教发展的两个界限清楚的领域。在年轻文化的西部边缘，异教的祀拜教会、耶稣教会（是保罗移植过去的）和说希腊语的、带有斐洛烙印的犹太教在语言及文学方面是相互联结的，以至于后者竟然在第1世纪时便并入了基督教，基督教和希腊化文化联合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早期哲学。另外，在由奥伦梯到底格里斯河的阿拉米语世界中，犹太教和古波斯教常常密切地互相影响，在此时，两种宗教都在《他勒目法典》和《阿维斯塔经》中创造了自己的严格的神学和经院学者；从第4世纪时起，两种神学都是抗拒假晶现象的，说阿拉米语的基督教界施加了最强有力的影响，因此令它最终以聂斯托利派教会的形式离开了。
在东方，所有人的醒觉意识中所固有的、感官领悟与词的领悟之间的，也即眼和字之间的区分产生了神秘主义与经院哲学中的纯粹阿拉伯方法。耶稣所想赋予的天启的确定性、公元1世纪意义下的“灵界知识”，预测式的冥想和情绪是属于以色列先知、伽提（圣歌）、苏菲派的，当今我们在斯宾诺莎身上，在波兰的弥赛亚、巴力·舍姆身上，在拔哈派的热诚创始者、1850年在德黑兰被处决的穆札·阿里·穆罕默德身上仍然能够辨认出来。另外，“传训”是字义注释的具有特征的他勒目方法，保罗是这方面的一位大师；它渗透了所有后来的阿维斯塔作品、聂斯托利派辩论术和所有伊斯兰神学。
另外，假晶现象在接受枚斋信仰和形而上学的内省（灵界知识）两方面是单一的、整个的。枚斋信仰的西方形式是由伊立纳斯，特别是泰图良替基督教徒所规定的，他的著名格言“正由于是荒谬的，因而我才相信”便是这种坚定不移的信仰的总结。异教信仰的相应部分则有柏罗提那的《九章集》，特别是坡菲立的论文《论灵魂回归上帝》。但异教教会的大经院学者同样认为有天父（努斯）、圣子及一个中间的圣灵，正同斐洛认为逻戈斯是第一产的圣子与第二上帝是相同的。关于神游、天使与恶魔、及灵魂的双重实体的教义在他们中间自由地流行，由受业于相同的老师的柏罗提那和阿利振身上，通过系统地重新评价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原著，我们看到假晶现象中的经院哲学包含于枚斋概念与思维的发展中。
假晶现象中整个思维所具有特征的中心观点是逻戈斯，其可靠的表象在被利用之中，在发展之中。这里没有任何古典意义的“希腊”影响的可能；生活在那个时候的人，任何人的精神倾向也无法容纳赫拉克利特和斯多亚学派的逻戈斯的最小一点点的痕迹。然而，在亚历山大里亚同时并存的各种神学也同样不能够十分纯粹地发展他们所理解的逻戈斯观点，但在波斯和迦勒底的想象（作为圣灵或圣子）和犹太教义（作为罗阿克与麦姆拉）之中，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西方，逻戈斯教义所作的是要通过斐洛和《约翰福音》（它对西方的长远影响是它在经院学者身上的烙印），不仅将一种古典公式发展成为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一个因素，而且要将它最后发展成为一种教条，这是无可避免的。这种教条是西方两个教会共同持有的，它在知识方面以及在信仰方面是相符合的，它是由混溶祀拜与玛利亚及圣者祀拜两者所代表的。第4世纪以来，东方的感情便反抗整个这一套，包括教条和祀拜。
眼之能及的，还有这些思想和感情的历史在枚斋建筑史上的重复表现。假晶现象中的基本形式是长方形大厅，它早在基督之前便已被西方的犹太人和迦勒底人的希腊化教派所熟悉。正如同约翰福音中的逻戈斯是古典形状的枚斋原则一样，长方形大厅是一种内墙，相当于古代古典庙宇的外墙的枚斋房屋，是向内翻转的祀拜建筑物。纯东方的建筑形式是圆屋顶建筑，是清真寺，毋庸置疑，早在最古老的基督教会之前，在波斯人和迦勒底人的寺庙中，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会堂中，或许同样在萨巴的庙宇中，它早已存在了。拜占廷时代的宗教会议试图调和东方和西方的尝试，最终象征性地表现于圆屋顶的长方形大厅的混合形式上。宗教建筑史上这一项目的确是同基督教的最后的伟大拥护者阿泰纳西乌斯与君士但丁同时到来的伟大的变迁的另一种表现。他们两人中的一位创造了坚实的西方教条和修道生活，教条慢慢地从衰老的学派手中转到了他的手中。另一位建立了基督教民族的国家，“希腊的”这个名称最终也转到了它的身上。圆屋顶的长方形大厅就是这种过渡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