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要谈到的教育方法，色诺芬认为是波斯人所采用的方法。我们发现，波斯人十分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勇敢精神，就像其他民族重视文化知识的教育一样。柏拉图说，波斯人的太子为了能够继承王位，就是按照这个方式接受教育的。当太子呱呱坠地的一刻，就交给国王身边最德高望重的太监而不是女人们来看管。太监们负责把太子的身体训练得漂亮茁壮；当太子到了七岁的时候，就教他骑马和狩猎；等到了十四岁，就被交到了四个人的手中，即国内最贤达的人、最公正的人、最节欲的人和最勇敢的人。第一个人教他宗教信仰，第二个人教他永远真诚，第三个人教他如何控制欲望，第四个人教他怎样变得无所畏惧。
利库尔戈斯的做法就是非常值得称颂的。他不但治国有方，而且还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对孩子的教育也极其关心，并且把这个看做是他的主要职责，况且又是生长在缪斯文艺女神的家乡，但是他很少谈论学说，似乎除了对美德其他的一概不顾，只需要为他们提供教授勇敢、贤明和正义的老师就足够了，用不着传授知识的先生。利库尔戈斯的做法，被柏拉图引进了他的法律之中。波斯人的治学方式，就是让学生对人及其行为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对这个人或者这件事情持批评或赞同的态度，那么就要说出自己的理由。通过这种方式，来学习法律和提高判断力。
色诺芬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情：阿斯提亚格让居鲁士叙述上课的内容，居鲁士说：“学校里，有一个大个子男孩穿了一件小大衣，他把这件小大衣给了他的一个小个子同学，并从小个子同学的身上脱下了那件比较大一些的宽袖外套穿在了自己的身上。先生让我对这件事情作出评判，我说，应该让这件事情维持下去，因为这对双方似乎都是非常合适的。但是先生却说我判得不对，因为我的判断只停留在了合适与不合适上，而忽视了至关重要的也是应该首先考虑是否公正的问题，因为公正是不容许巧取豪夺的。”居鲁士还说，他为此还挨了鞭打。
波斯人喜欢走捷径，既然直接学习知识只能是让他们变得贤明、廉洁和坚定，那么他们就宁愿让孩子们直接去进行实践，而不是仅仅通过听课来教育他们。他们是让孩子试着去亲自行动，不仅仅是用箴言警句来教育他们，而且主要是通过实例和劳作，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教育和造就他们。因为知识不是人们思想的附属品，而是思想的本质和习惯，不是一种通过练习就可以得来的东西，而是一种自然的拥有。关于这一点，有人问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孩子们应该学什么，他回答：“应该学习那些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如果说这样的教育方式成果卓然，那么将是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
有人说，如果要找修辞学家、画家和音乐家，就得去希腊的其他城市，但是如果要找立法者、法官和将领，那就得去斯巴达。在雅典，人们学习怎样才能够说得好，在斯巴达，人们学习怎样才能够做得好；雅典人学习如何去战胜那些诡辩的论证，而不受到纠缠，不被似是而非的词语所蒙骗，斯巴达人则要学习摆脱欲望的诱惑，不害怕命运和死亡的威胁；前者致力于说话，不断地进行语言操练，而后者则醉心于行动，不懈地锤炼自己的心灵。因此，当安提帕特向波斯人索要五十名儿童当人质的时候，他们的回答让我们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宁愿让两倍数量的成人去当人质。他们这样做并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认为让孩子当人质对于国家的教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阿格西劳斯邀请色诺芬送他的孩子们来斯巴达接受教育，不是为了让他们学习修辞学或辩证法，而是为了学习最完美的学问，也就是服从和指挥。
希庇亚斯曾经向苏格拉底讲述他在西西里岛的经历，尤其在那里的某些小城镇教书的时候很快就可以挣到一大笔钱；而在斯巴达，他却分文都挣不到，因为斯巴达人是很愚蠢的，既不会测量，也不会算术，既不重视语法，也不重视韵律，只是热中于那些乱七八糟的账目，其实就是各国的历代国王和他们的兴衰史。苏格拉底以他特有的方式来揶揄希庇亚斯：听完希庇亚斯的叙述，苏格拉底步步深入地引导对方承认，斯巴达人的治国形式是尽善尽美的，他们的生活是安乐纯洁的，从而让他自己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所崇尚的艺术是完全没有用的。
在崇尚武力的斯巴达王国以及其他类似的国家里，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来说明学习知识不仅不能够增强和锤炼勇气，反而只能是削弱勇气，使人变得软弱无力。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土耳其，那里的人民接受的也是尚武轻文的思想教育。我认为罗马在重视知识以后就变得不如以前那样骁勇善战了。现在，最好战的民族是那些最粗野、最没有文化的民族，如斯基泰人、帕提亚人、贴木儿人等。当哥特人蹂躏希腊的时候，他们中就有一个人提出，应该把全部的藏书原封不动地留给希腊人，这样，就可以使他们的兴趣从打仗转移到待在家里看闲书。真应该感谢这个主张，才使得希腊的书店和图书馆幸免于火灾。查理八世的剑还没有出鞘，就征服了那不勒斯王国和托斯卡纳的大部分地方，他的随从贵族们认为，这次征服就像是拾草芥一样容易，就是因为意大利的君王和贵族更加热中于让自己变得博学多才，而不是刚强善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