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歌的特点是为政治论文配曲。其首要问题是宣传政治教义，艺术上一般都很粗糙。由于语录歌要为句子长短不齐的政治论文谱曲，因而它最不讲究音乐的章法结构，最不重视艺术美感。声调粗厉，节奏死板，句法紊乱，这正是那个失去理性的时代在音乐上的反映，是“文革”社会氛围的真实写照。
在语录歌形成狂潮的同时，也是“文革”政治歌曲畸形发展的时期。产生了《红卫兵战歌》、《造反歌》、《牛鬼蛇神嚎歌》等，将政治噪音和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带进了歌曲创作。各地流传的《牛鬼蛇神嚎歌》就有多种，是专供被专了政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们唱的。像这种戕杀人性、践踏人权、污辱人格的歌曲，音乐史上也是绝少见到的。
还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歌颂领袖、神化领袖的歌曲，如《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岁，毛主席》、《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等。这些歌曲为“造神运动”推波助澜，表现了全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精神状态，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和宗教迷信色彩。
产生了直接歌颂林彪、江青的歌曲，如《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向江青同志学习》等。歌曲完全沦为林彪、江青搞政治阴谋的工具。
至此，中国歌曲的现实主义传统彻底湮没，“瞒和骗”的歌曲，歪曲民意的歌曲代之而起。歌曲创作陷入了迷狂状态，“高、快、硬、响”成为典型的“文革音调”。
第二，沉默期。
1969-1971年间，是“文革”期间歌曲的完全沉默期。从语录歌的狂潮突然转向一片沉寂，盖因江青的两次讲话。
1969年4月15日，江青在审查歌颂“中国共产党目时，突然厉声责骂那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歌曲是“黄色歌曲”，称那些歌颂“九大”的舞蹈“是摇摆舞”。4月16日在“九大”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她再次攻击这些文艺目说：“名义上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是歌颂毛主席的，实际上唱的都是民间小调，下流的黄色的小调，调子是唱情郎、唱妹子的东西。用这种调子唱‘九大’，唱‘语录’，不是歌颂毛主席，是诬蔑毛泽东思想的。跳舞跳得发狂了，实际上是摇摆舞。吹笛子的、吹唢呐的，穿着解放军、工人的衣服，摇头摆脑。音乐无奏，叽叽喳喳，像爵士音乐……我们不能允许他们破坏。”
语录歌在“文革”中热热闹闹地盛行了近三年，到此结束了它的寿命。江青的这两次讲话不仅使语录歌的狂潮嘎然而止，并且将一切创作歌曲全部压制下去了。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全国只许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三首中国歌曲和一首《国际歌》。法西斯文艺专制政策造成了音乐沙漠，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这在世界上也的确是史无前例的。
1969年还出现了一桩“电影《南京长江大桥》音乐事件”——当年南京长江大桥修成通车后，放映了一部旨在歌颂毛泽东思想的纪录片。影片上映数月后，江青、姚文元听说影片音乐中有一句旋律像苏联歌曲《列宁山》，于是姚文元在8月16日批示：“现已查明电影《南京长江大桥》确实采用了苏修《列宁山》的一句曲调，出现多次，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说明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很尖锐，而新影有的人员对苏修靡靡之音竟采取了贩卖容忍、投降的态度。”转引自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音乐工作室：《文化专制主义的一场浩劫——“电影〈南京长江大桥〉音乐事件”真相》。载《人民音乐》1978年第2期。这个批示还搞成了中央文件下发全国，在那仅有一小半拍偶然相同的音调上大做“阶级斗争”文章，弄得音乐工作者提心吊胆，惶恐不安。
第三，“战地新歌”阶段。
1971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他曾多次接见音乐工作者，批评了“喊、快、尖”的唱法，批评了标语口号式的作品，鼓励发展新的歌曲和歌舞音乐。此后产生了一些新的作品。1972年出版了歌曲集《战地新歌》第一集，以后一年一集共出到第五集。其中有一些影响较大的歌曲，如田光、傅晶的《北京颂歌》（洪源词）、钊邦的《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于宗信词）、唐诃的《解放军野营到山村》（石祥、洪源词）、彦克的《回延安》（陈宜、陈克正词）、傅庚辰的《红星照我去战斗》（王汝俊等词）等。还有一些流传较广的歌曲，如施光南的《最美的赞歌献给党》、《打起手鼓唱起歌》（均韩伟词），也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些歌曲可以统称为“革命抒情歌曲”。民族音调又重新被采用了，歌曲创作在开始复苏。这说明作曲家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在利用各种机会与文化专制主义作斗争。当然，这些较好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带有“文化大革命”的色彩。
在1975年底开始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人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策动了全国各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歌咏活动。出现了《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许多颠倒是非、扭曲民意的作品。
“文革”十年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歌曲作家面临特殊的困难条件。一部分作曲家在被当作工具使用，有的甚至违心地创作了配合“文革”政治的歌曲，教训是十分惨痛的。部队作曲家吕远在总结自己这一时期的创作时写道：“我又开始了另一种创作方法：怎样布置就怎样写，不布置就不写……文艺工作者作为党的宣传工具，还得按照上面的布置与指示去宣传。明知道上下不一致，还要昧着良心去说如何好，如何一致。那种日子实在是很不好过的。当时和我很知心的同志们都知道，我们曾经在一起激愤地说过：‘我现在的职业就是欺骗人民。’”吕远：《〈吕远歌曲选〉·后记》。载《吕远歌曲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这代表了一部分作曲家在“文革”期间的真实创作心态。政治压力严重扭曲了人们的心灵。
“文革”歌曲的歌词最为枯燥乏味，“帮味”最浓，几乎每首歌词都离不开“万寿无疆”、“万岁，万万岁”，类似封建时代的“雅乐”歌词。群众用“通用歌词二百句”来讽刺和形容当时歌词的贫乏。音乐与之相类似，大多是感情干瘪、节奏死板的令人厌恶的曲调。其中又以那些“语录歌”和“造神歌曲”为最典型的“文革音乐”。
歌曲创作的复苏与开拓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的十余年间，歌曲创作仍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着。道路时而平坦，时而崎岖；天空时而晴朗，时而多云；歌曲作家的心态时而奋发，时而困惑。但这十余年仍是我国歌曲创作获得重要进展的最好的时期之一。
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一二年是新时期歌曲繁荣的准备阶段。这时，虽然套在人们身上的枷锁被砸碎了，歌曲作家们获得了再次为人民歌唱的权利，但精神枷锁还没有解除。“带着锁链歌唱”，正是这一阶段歌曲创作的精神面貌。一时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欢呼“十月胜利”的歌曲，但仍沿袭着“颂歌神曲”的旧路子。因此较少出现能够站在时代高度表现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的歌曲，人们只能频繁采用历史歌曲重唱的办法来表达内心的欣喜。
这一阶段也产生了一些优秀的歌曲，如施光南的《祝酒歌》（韩伟词）、郑秋枫的《十月里响起一声春雷》（章明词）等。尤其是《祝酒歌》，它生动地表现了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人民欣喜若狂的心情。作曲家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谱出了人民的心声。施光南说：“这是一首欢庆胜利的颂歌，但不能只单纯地谱成一般的欢快的舞曲……我力图使音乐在欢乐的基础上还有一些深沉的因素”。施光南：《谈〈祝酒歌〉的创作》。载《长江歌声》1979年第3期。《祝酒歌》的开始部分，旋律总在中低音区回环进行，欢乐中带着思索的意味。这说明，经过了历史的大劫难，作曲家将爱憎凝聚得更浓烈、更深沉了。
1977年前后，以歌颂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主题，歌曲创作获得了一次突破，出现了一批真挚动人、情浓意邃的优秀歌曲，如施光南的《周总理，您在哪里》（柯岩词），施万春的《送上我心头的思念》（柯岩词）等。这些作品直抒胸臆，唱出了人民心中积压多年的强烈感情。
这一时期歌曲的重要意义，是人们的真情实感重新回到歌曲中来了。经过“浩劫”，歌曲作家们才更深刻地体会到：真情乃歌曲生命之所系。
1978年9月在武昌召开了全国声乐创作座谈会，使创作思想从旧镣铐里初步解放出来。同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上开始清理长期的左倾指导思想。此后的数年间，歌曲创作出现了一些突破，成为我国歌曲创作蜕旧变新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