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诗歌的中心
以一个涂鸦者的身份抵近诗歌，我知道该以怎样的方式和态度才能真正谈得上敬重文学与敬畏诗歌。作为一个诚心的诗歌读者，我对诗歌的理解、认知，清醒而深刻，真正的诗歌，除了应该具有“丰沛无尽的情感、思想、智慧”外，最关键最核心的是必须保有艺术的真诚和人性的真实。
本着“求真”的精神指引，我写起了诗歌，真诚、根性、笃实、粗粝……如今，我的诗歌越来越笨拙，但也越来越深微和有痛感。我的灵魂需要变得越来越宽敞，像一段发霉的朽木，渴求阳光的照进和雨露的滋养。以前写诗，艺术的虚假与人的浮躁总是如影随形，但现在，那些非分的东西怎么也不可能对我形成渗透。起码已经有不短的年份了，附着于诗歌的名利一直被我无情阻隔，可以说，就保持诗歌的纯洁性而言，我问心无愧。
一个当家行业的男人，四十多岁了才真正点燃写诗的热情，是不是可笑？这个时段的不少人早已戴着因诗而功成名就的光环扬长而去……为什么要写，或曰坚守？我对朋友说，生命留给写作的有效时间是吝啬的，而我，如再不自励，不抓住四十岁至五十岁这个年段写点让自己感到踏实的东西，恐怕真要愧对苍天大地，无颜面见江东父老了。一个与文字打交道的人，无缘无故不写诗，在我看来，这十分悲哀！何况曾经还有过“雄心壮志”，有过“勃勃野心”，在诗歌的激励下长大成人呢？为这份“报答”，那么当然，就得好好地写一阵。是的，经验告诉我，唯有诗写，才能让灵魂保持一种刚正的形体，让形体更接近诗性的真实，从而确保身心获得生活的认证。
体认→爱着词的气味儿和痛感
在某种程度上，诗歌就是精神的“安乃静”，它勉力维持着热爱它的人最终达到万物归一的宁静，以毒攻毒，以人世的隐痛唤起诗人滞涩的心灵，以词的鲜美激活诗人的脑液，因此，诗人是敏感的。诗人的敏感不在用世上，而在文字里。只有面对文字的时候，诗人才能拥有自己的权杖让自己的强大现身！
我是从小说创作转向诗歌的，小说有市场，稿费也可观，声名更响亮，我为什么离弃原本已经操持得较好的活计，转向“无人问津”的诗歌？客观的说法是因为工作性质对写作空间、特别是写作时间的打压，可主观上，恐怕是对文字的“放不下”。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个对文字要求极高的人——我和一位对佛教有研究的人士说，我闻得到词语的气味儿，而诗歌，可以满足我的这个欲求。不是说，“诗歌是语言的炼金术”吗？那好，我就功利一点，我对自己说，靠上诗歌吧，这或许不如美女傍大款那么刺激，但可以求得美妙，最重要的一点，我冥冥中意识到，只有这个“劳什子”可以让我求得一世的安心，可以让我不断产生回避利害的勇气，不被那些没完没了的可笑的明捧暗棒的叫劲所迷惑。
是啊，诗歌可以叫人保持清醒，可以让真正进入的人保持着可贵的自知之明，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浅薄，明确自己虚伪的根源所在，不断跳出自我设定的圈子走向阔大的包容。
当然，我也是一个固执的人，一直毫无遮拦地将自己定义为“诗歌读者”。我的诗歌阅读决不附庸风雅，我的阅读标准是“是否读得进去”，不管有名无名、国内国外，读得进去就要停下想一想，想作者已经探究到了哪个层面了，我要怎样阅读才能达到对诗人苦心追寻的诗写精神的尊重，少留或不留遗憾，而“读得进去”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无疑，就是看作品能给我提供“词的气味儿和痛感”。当然，有些“大作”也许是我以现有的能力使出浑身解数也无可品读的，但相信不多。
读写不分家，这是常识，自然，“读写要求”也成了连体婴儿。我写诗，就得苛刻被我招募的词具有气味儿和痛感，诗中的味蕾和痛感度必须经得起“质检”，必须严厉打击孤芳自赏、自我标榜的劣等行为。词的气味何来？简单，它生成于诗（语言）质的自然性和生活性；词的痛感呢？也简单，正如我在另一篇创作谈里说到的，即不放弃“爱、疾苦、悲悯、生命诗歌和人性”，不拒绝这些永恒的东西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人文背景。而这个转变，是从我写作组诗《光阴密码》开始的。其实这个问题，诗歌前辈、高明的帕斯捷尔纳克早已作了形象的统括，他写道——生活是一条悄悄滑向麦田的小蛇……
如果日常不免心存疑虑、写作时偶有摇摆，我一定不忘温习自己的诗观：诗歌的任务就是使思插上歌的翅膀，真正的诗人是思想家必须景仰但却难以企及的人，因为诗人划动生命之桨的目的，是让自己的心真正化入广袤的自然和潺湲如流的时光。追寻自然诗性意义、生活情感和人世的“重”，是我在孤寂中执著探索的方向。
情怀→给道德贴上诗的标签
诗歌不是道德，但它听得见道德的声音。
五年前的好长一段时光，我几乎每天都生活在清晨，生活在5点半左右的黑暗中，呼吸着黑暗的气味，穿行于寂静的街市，然后在公共汽车的颠簸里进入光明。
我每天只吃两顿，接近中午12点的午餐和晚上6点以后的晚饭。晚饭通常是在乡下，是我从单位出发，赶路，坐公交，跑步，转车，跑步……我的肉体筋疲力尽以致迷糊稀稠，但我内心的流水却出奇的清冽。如果我的肉体是堤岸，被奔波冲荡，那么，我坚信，我灵魂里积存的仅有的甘泉，绝对不会浑浊……就这样，我拐向岔路，在狗吠声中，我看见了真正的乡村！
看见了我的亲人，围着围裙的岳母牵着流着鼻涕的儿子迎出门来，把我迎进屋去。岳父正在昏黄的灯光下默不作声地喝酒，两块五元一瓶的南古牌高粱酒。“喝吗？”他问。“喝”，我说。倒上一碗……在普天之下的乡村，在这样的夜晚，多少家庭，别说一碗酒，可能连一碗饭都没有！但我想不到这些，因为我早已经无所谓道德。我无言地喝着，吃着菜，这时候，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候。
我不吃早餐似乎是因了忙，堂皇的搪塞之词说，“忙得连想犯错误的时间都没有。”我等小教员，断然不至于此。那是什么呢？
——我在路上。我看到一个带着编织袋的年轻的母亲，她的外地口音让她为国家的公共事业多承担了一元钱车费，她在我的注视下把孩子吐出的馒头抹进了自己的嘴，利索而粗鲁。孩子撕心裂肺的哭未能吸引一车人的目光，每个人都在为自己一天的新生活而满脸的焦虑，在这空气清新的早晨，只有马达的节奏在每个人的心上剧烈地敲击着。沉默。
吃得下？从醒来的那刻起，我就身心俱紧，在不断迈步前行中，我不断地将自己的胃欲否定，尽管多年来一直有好心人以科学养身的名义奉劝我。我看着那孩子莫名的没有尾声的哭状，记起归有光录下他母亲的言辞：“儿寒否？欲食否？”但终究未曾出口。怕矫情？抑或多事？反正，没说！我发现自己已远离道德。
我告诉过许多人，我的乡亲们几辈子沿袭不吃早餐的习惯。为什么？不单纯是贫穷意义上的节约，更多的是为着赶早出工。我又一次要谈到地理了——这个决定人命运的物质上帝，他让某种身份的人还是种子的时候就已居人下次了。在有色人眼里：他们出卖身体、气力乃是天经，他们要显露智慧、才情就不地义。他们耍不起聪明，就只有锁上家门，拖家带口，流离远方，在苍茫的大地上，无处不见他们蜷缩的身影。
一次读鲁迅，在他的《安贫乐道法》里拾得一句：“穷人却挟了一条破席，铺在路上，脱衣服，浴凉风，其乐无穷，这叫‘席卷天下’。”禁不住哑然。仔细端详眼前这位年轻的单身的老母亲，大包小裹，果然有张草席。只是衣服没脱，我猜想多半不是怕羞耻，而是因为天寒。她的孩子，钻在其怀里，吮着奶，渐渐地，不哭了。
爱、疾苦、悲悯、生命诗歌和人性，我为什么要刻意漠视或回避它们呢？我以读诗者的身份将它们提起，我以涂鸦者的笨拙向它们靠近。今天，我已不觉得这样写作是一种危险，因为诗歌于我，仅仅是一种爱好，我不索求，也就无所顾虑，无所谓得失，无所谓技艺的形式与内容的取舍了。我捡起了被先进的诗家们鄙夷和不屑的，我反而感到踏实。耶稣不是说过“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须承受土地”吗？我不温柔，可我实在；我离土地很近，我沾到了幸福的边。
孔子曰：“生无所息！”从公元前三万年人类在法国南部山区勒·派契迈尔的洞窟岩画上留下自己的手印开始，人本能性的追求就何曾停止过？人类就有“两脚忙忙走，为了衣和口”的歌谣生生不息地传唱开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一个无才无德之人，每天都吃得饱饭，隔三差五有美酒，端端就缺每天一顿的早餐？有什么好委屈的呢？每天紧赶慢跑，奔波劳顿，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真要给出理由，那就是：作为罪孽之身和不洁的灵魂，任何的因果报应都只能是——活该！
态度→屏蔽于喧嚣的现场
有句话在20世纪80年代很流行，说如果天上掉下石子来，砸着的十有八九是诗人，揭去这话戏谑嘲讽的皮层，内在里，却也明证了当年诗歌事业的朝气蓬勃和爱诗者遍地开花的情景。事实胜于雄辩！当年一直处于高烧状态的“朦胧诗”就曾朦胧过一代人的青春与激情。
大约在2004年初的某个寒冷的下午，我蛰居的新埭镇上的光阴一如先前的那样潮湿，糊着一层记忆中黑白片发黄的底色。呆在临街的屋里，身心已被楼下的当铺传出的经济时代卷闸门下线的沉闷的尖利声鼓捣得空空如也——长时间地处于一种空白状态加深了我的焦虑——我不得不将自己摁在《罗兰·巴特随笔选》里。这时，电话铃响了，是诗人张岩松打自合肥的。他简要地聊了一些杨键的情况，然后，说起梁小斌。我的心跳陡地紧促起来，这个名字对于心智愚钝得近乎僵硬的我无异于强心剂，因为，我在乡下呆得实在是太久了，从小算起，足足半个甲子！
我们见惯了靠舞文弄墨而跻身国家干部行列，受着与能力不称的优待但成天抱怨世道不公而挖空心思争名逐利的高手，却无视在当代诗坛独树一帜却处于困境的重磅诗人梁小斌。在多数同辈诗人作家迅疾过上“好日子”的同时，小斌却因诗名的强势而被单位开除、没有工作直至今天。只是，这磨砺让他警醒而成器，这么多年来，“依然坚韧而坚强地持续写作，在生活的边缘依然把诗歌完全融入了生命的状态，以朴素而寓意深切的诗歌影响着现世的人们。”供职于中央电视台，成功策划了“2005新年新诗会”的诗人杨晓民说：“梁小斌是一个童话般的诗人，他太纯粹了。他从来没有以诗歌为手段捞取任何好处。”是啊，“他总是力图通过自己卧薪尝胆的努力，绵延着一种纯粹、高贵的文学理想：以透明消解阴晦，以深沉埋葬浅薄。”
布罗茨基说：“边缘并非世界结束的地方，而正是世界阐释自己开始的地方。”至少在梁小斌身上，我看到了真正的沉潜写作的大家风范，尽管有人会对此嗤之以鼻，但于我，却是十分的有用。我一直以为：真正的写作，是为着洗刷我们灵魂深处的原罪，疗治我们道貌岸然的劣疾，从而回归真诚的有涵养的本性的，否则，无异于江湖医生的狗皮膏药，和跳梁小丑招摇过市的通行证。好在上帝的石子如今已经失去瞄准文人的耐心，他们早已改变了自己的飞行轨迹，砸有钱人去了。
其实，只有喧嚣的生活，没有诗歌的边缘，那些凡是有主见地写作着的诗人，那一个个鲜活而激情的韧性的“我”，既是“世界”的中心，也是“诗歌”的中心。在生活的繁琐和充满诱惑的现实里，耐得住寂寞的人们完全可以任由自己清净，且无为无不为了！
说来惭愧，满打满算，至今我写出的诗歌总数不到三百首，而其中的三分之一还是没有正式以诗歌为写作主体时期的涂鸦产物，这一阶段倒还出了一本集子叫《蓝色氛围》，而在对诗歌有所感觉后，正儿八经端起架子写诗的年头不出五载，最有意思也最让别人纳闷的是，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岁这黄金五年，我竟然不读诗，不写诗，淡然到“诀别”诗歌的行为艺术层面，只不过关于诗歌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我是一个极其懒惰的写作者，至今都还没有内定自己为“诗人”，只承认是一个比较合格的诗歌读者。正是这种进进出出的“游离”状态，增强了我对诗歌的认知，尤其是对当下诗歌水平与诗人本质的认知，清醒而深刻。
很显然，像我这样的人，早已经没了把诗歌当作生命看待的神圣与执著，但越这样，反倒越来越觉得诗歌写作可让我睡得安稳，活得踏实，写得也就更加不慌乱，更镇定和从容，是因为无所“慕想”，“在意”的少。诗歌可以为我不断地探入未知的下一刻，是我行进的动力之一，是纷乱中让自己保持清醒、自省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手段；是指引我迷恋世界，对生活充满好奇的路标，或坐标。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我想说话发声，就得学习诗歌。“诗是人类向未来所寄发的信息，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艾青这话说得大，似乎是寄语成大事的人，小气的我，当然受教不起。不过我虽然没有什么伟大的诗歌理想，但极需证明自己的勇气，这样默念，也有些对位。
我的很多日常表现几乎与“诗人”不符，拙于交游，不爱丘山，也不乐水，我的生活嘈杂、凌乱，充塞烟尘。所以与其说我需要“诗歌”，毋宁说我需要的是一颗“诗心”。“诗人是一个小小的后期创世主，他在这方面也可以比拟亲爱的上帝，就是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物。”借用海涅的话“高调”一下：我的文字无济世之力，但诗歌写作足够让乱象纷纭中的我做自己的上帝，创造最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