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栖息于东亚大陆辽阔而肥沃的原野，很早就从事定居农业。华人的主体农民世代相因，大体稳定地聚族而居，“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是中国广大农村长期沿袭的情形。这种生活方式培养了中国人对于土地的一种特别执著、深厚的情感。《易·坤·彖传》这样称赞大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如果说先民对苍天敬畏如严父，那么对大地则亲近如慈母。《易·说卦》日：“干，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礼记·郊特牲》也说：“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
以农事耕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及由这种生活方式决定的对于土地的深深眷恋，使中华民族自古养成“固土重迁”的习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织，安居乐业。除非极端严重的灾荒或战乱，他们是绝对不愿离乡背井、远走他乡的。夏禹王像即便是为了躲避一时的灾祸而出走的农民，只要条件可能，又总是迫不及待地回归家园。“故土难离”、“落叶归根”几成中华民族千年一贯的心理定势。由于中华民族以农业社会的形态经历着氏族制度解体的过程，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主要由血缘家族组合而成的农村乡社世世代代得以保存。换一句话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演进过程中，氏族社会血缘纽带关系基本上未遭到破坏，这正是宗法制在中国数千年不衰的历史渊源。
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开始，中华民族跨入文明社会，阶级对立产生。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氏族部落酋长职能向王权的转变，引起氏族部落成员的反对，以及夏王凭借军事力量实行对各部族方国的征服和压迫。但此时，不论是夏朝内部还是被征服的部族方国内，原始氏族血缘关系基本未遭破坏地保存下来。公元前16世纪，商人在氏族公社关系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取夏而代之，社会结构表现为以商王为最高家族长的血缘家族系统。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还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农村公社，其直接生产者“族众”虽然也可视为奴隶，但那是一种家长制公社关系，“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
总之，在中国奴隶制的形成过程中，以血缘家庭关系、血缘纽带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原则是宗法制的灵魂。
宗法制是由氏族社会组织演变而来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族制系统。其具体内容是：天子世世相传，每世的天子都是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父位，奉祀始祖，叫“大宗”。嫡长子是土地和权位的法定继承人，其地位最尊，称“宗子”；嫡长子的同母弟与庶兄弟封为诸侯，叫“小宗”。每世的诸侯也是由嫡长子继承父位，奉祀始祖为大宗；他的诸弟封为卿大夫，为小宗。每世的卿大夫也是由嫡长子继承父位，奉祀始祖为大宗；他的诸弟封为士，为小宗。士以下诸子为平民。诸侯对于天子为小宗，但在其本宗则为大宗。卿大夫对诸侯为小宗，但在其本宗则为大宗。
宗法制，简言之就是嫡长子继承父位（大宗），庶子分封（小宗）。
确定以嫡长子身份对国土和田邑有继承权的宗法制，是解决贵族间的矛盾、巩固分封制的一种方法。宗法制提倡尊祖，对祖先的尊敬表现在祭祀典礼上。不是所有的子孙都有祭祖的资格的，只有大宗的才有资格祭祀祖先，但无论任何人都必须尊敬祖先。必须尊祖而自己又无权祭祖，那只有尊敬那个能祭祀始祖的大宗了。这样大宗的地位便因有主持祭祀始祖的特权而重要起来，嫡长子（大宗）继承父位的国土、庶长子（小宗）分封也就变成无可争辩了。可见宗法制是维系分封制度的。它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以血统关系为主，其实它的主要目的不在分别亲疏，而在通过亲疏的血缘关系确定财产和政治地位的分配。所以，宗法制是在贵族间解决财产、权位等的一种制度，其实质是为巩固奴隶制的统治秩序服务的。
由此来看，宗法制的选官方式必然是世卿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