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禅宗来看，人性本来就是佛性，只缘迷于世俗的观念、欲望而不自觉，一旦觉悟到这些观念、欲望都不是真实的，真如本性自然显现，也就达到最后成佛的境界。因此，禅宗提出“烦恼即菩提，凡夫即佛”。真正达到觉悟后的境界是什么呢？从某种角度看，仍有些类似于道家的一切顺应自然之意。因此禅宗有这样的语录：“悟得来，担柴挑水，皆是妙道。”
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新阶段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同样主张“天人合一”，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学说。《黄帝内经》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符，人参天地”，主张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中医学从人与自然这一整体出发，把顺应四时放在诸法之首。“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在漫长的生活岁月中，人类已经形成了与四时气候相应的生理节律，因此需要根据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而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规律，人体的“小宇宙”要顺应自然这个“大宇宙”。《黄帝内经》强调：要“顺四时而适寒暑”，“服天气而通神明”。具体来说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种原则需要贯穿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于那些被名利所牵绊的人们来说，“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啻为一剂清心的良药，让人们重新获取身心的自由和解放。
正文
曰南北，曰西东，
此四方，应乎中。
注释
应：对应，相应。
“四方”分别叫做东、南、西、北。与这四方相对应的是中。必须有个中央位置对应，各个方位才能得以确定。
心解
四方
古时人们认为“天圆地方”，在商代，先人就已经完成了对大地上四个方向的划分，太阳的东升西落就是天然的指示牌。在古汉语中，“东”字像太阳从树林中慢慢升起；“西”字则像一只在太阳落山后归巢的鸟在树上栖息。中国人还把四方同四季联系起来，把东方视为春之地，把南方视为夏之地，把西方视为秋之地，把北方视为冬之地。人们还确定了五岳，而且封建帝王每年都会派遣官员去祭奠这些山脉，并认为这是无尚的荣光。
其实，东南西北都是人们臆设的方向坐标，茫茫宇宙之中哪里有方向呢？《庄子》一书中就提到“南方有穷而无穷”的辩题。东南西北的方位只是相对的概念，只要确定了“中”，这四个方向就可以确定了。在上古时代，几乎世界各地的人都认为自己生活在地球的中心，我国也不例外。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先民就自称自己居住在“中央之国”，并相应地称生活四周的人们为“夷”、“蛮”等（夷、蛮起初并没有歧视的意味）。现在一直在使用的“中国”其实就是“中央之国”的简称，而并非单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中”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指的是整体的平衡点，一根粗细不一的棍子，其平衡点绝对在靠近粗的一头，这一点就是中。“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本定律，也可以将其称之为“中庸定律”，指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关于“中”的规定性，其最根本的是要能够将任何事物作为一个确定的对象转换为一个关于“时”（时间）的过程，从其过程特征中去找到“中”。简单地说，任一过程都有“始”和“终”两端，而两端之间的部分就是“中”。我国先贤关于“中庸”的主张会在后面详细讲解。
“中”的观念也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北京城市建筑的“中轴线”就是最恰当不过的例子。北京中轴线是指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北京的城市规划具有以宫城为中心左右对称的特点，很多建筑都在对称轴上，称为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约7.8公里。从南往北依次为：永定门、前门箭楼、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紫禁城、神武门、景山、地安门、后门桥、鼓楼和钟楼。从这条中轴线的南端永定门起，东西对称分布着天坛、先农坛，东便门、西便门，崇文门、宣武门，太庙、社稷坛，东华门、西华门，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而且是按照“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布局的。
这是世界城市建设历史上最杰出的城市设计范例之一。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曾赞美道：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建立中轴线，目的是为强调封建帝王的中心地位。这些建筑既是古都北京的象征，又是中国文明的象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轴线上又陆续扩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等。今天，北京奥运会的比赛主场馆鸟巢和水立方也建筑在这条北京最具文化特色的中轴线向北延长段上，不能不说是“北京人文奥运”的集中体现，是古都文脉的延续。
正文
曰水火，木金土，
此五行，本乎数。
注释
五行：金、木、水、火、土五种组成万物的要素。
本：根源。
数：易数，变化的规律和法则。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数理的。
心解
五行
“五行”是我国古代思想家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的概念，分别指金、木、水、火、土。古人认为这五种基本物质构成了世界的万事万物。《尚书·洪范》中谈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另外，可以肯定，在战国晚期人们就提出了五行相克相生的思想，并且已经把克、生的次序固定下来，形成了事物之间矛盾、统一的模式。
五行中的每一行都代表不同的性能。“木曰曲直”，意思是木具有生长、升发的特性；“火曰炎上”，是指火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土爰稼墙”，是指土具有种植庄稼、生化万物的特性；“金曰从革”，是指金具有肃杀、变革的特性；“水曰润下”，是指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古人基于这种认识，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分别归属于五行，因此在概念上，已经不是金、木、水、火、土本身，而是一大类在特性上可相比拟的各种事物、现象所共有的抽象性能，具体见下图。
《三字经》中说五行“本乎数”是为什么呢？古人将一至十这十个数分成两组与五行相配。一至五就是上面表格中的“五数”，即“五行生数”；六至十为“五行成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二生火，地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天四生金，地九成之等。宁波有一座举世闻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名称就来源于此。
五行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战国时期，《黄帝内经》就将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中。我国中医以五行相生相克的辩证关系来认识、解释生理现象，强调尽力适应自然规律来养生，努力掌握人体运行机制以防病、治病，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成果。除了医学，这种思想在文学、易学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五行不仅是自然哲学，还是一种政治学说。“五德”就是五行之说运用于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五德，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春秋时代的邹衍将天下分为五方，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的原理来解释历史上的朝代的兴替，同时为新兴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开将五行纳入政治领域之先河。按邹衍的理论，黄帝时代为土德，夏为木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秦为水德。五德相克，改朝换代。后世历代帝王称帝，皆沿用五德之说。例如，秦代自称是应水运，因此崇尚黑色，以六为量度的规格。汉朝取代秦朝，就是应土运，崇尚黄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汉朝的年号都是以五年为周期更换的。
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人用来解释世界本质的方法，我们应该学习其科学和合理的部分，不可一味地将其看作是封建迷信而全盘否定。
正文
曰仁义，礼智信，
此五常，不容紊。
注释
五常：五种基本德性。
紊：纷乱、杂乱。
五常分别是：仁、义、礼、智、信，这是我们为人处世的常识，不允许紊乱。
心解
五常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白虎通》对“五常“的具体解释是：仁是仁爱；义是得体；礼是合乎规范；智是明辨是非；信是专一守信。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加入“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来的儒学者认为这五种德性是需要人们永远坚持的，因此称之为“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何谓“仁”呢？“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首先把仁作为儒家最高道德规范，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套学说。孔子曾经说过：“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这句话的大意是仁以爱人为核心，义以尊贤为核心，礼就是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仁字从人从二，也就是在与另一个人相处时，能做到融洽和谐，即为仁。《论语·学而第一》：巧言令色，鲜矣仁。这是从反面的角度告诉人们善于花言巧语、阿谀谄媚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孟子在孔子仁说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仁政说，要求把仁的学说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霸道政治，从而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这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何谓“义”呢？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通过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比方来告诉我们义比生命更珍贵的道理。司马迁、苏武、文天祥、谭嗣同、林觉民、朱自清等等都践行着舍生取义的人生原则。古人还用义和利的比较来说明义的重要性。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时候，利和义，哪一个更重要，是难以抉择的，而能做出艰难选择的人，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礼”是一种社会规范，在前面已经专门谈过。
何谓“智”呢？孟子在“仁义礼”之外加入“智”，并认为“智”就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本能，根据不同的对象予以不同的态度。孔子说：“好学近乎知”（知和智是通假字），认为“智”就是明智。董仲舒在《必仁且智》中说：“何谓智？先言后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