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崇尚忠恕，商朝崇尚质实，周朝崇尚文辞，这都是圣人审视天下，制定了适宜的法则，并且坚持执行的结果，以此而开始，以此而终结，不是朝文而暮质，以至于自我溃散、混乱。因此，圣人出世，必定首先要制定一代所崇尚的法则，周代，有周公制定礼法，所以下便崇尚文辞。后世有叫贾谊的人，劝说汉文帝，也希望首先定制度，但他的建议最终未被纳用。
现今天下有幸大治，安宁，子孙万世为帝王之大计，不可不预定于这个时候。但成世帝王之大计，常常要先制定社会所遵循的法则，这样，可以使子孙安坐而保守祖宗陈法。至于政事有了弊病，然后只在小节之处变动。而其根本却最终不可革除、变易。这样，便可以长远地享有天下，而天下百姓也不会苟且与怠慢。现今，考察朝野上下之间，观看国家所制定的法则，我犹有疑惑之处。为什么？天下之大势，有强有弱，圣人审察其势之强弱而用权宜机变来应对。天下情势盛强，盛强过了极点而不止，则会受到挫败；天下情势衰弱，衰弱过了极点而不止，就会受到钳制。圣人权衡势之强弱，而使势强盛而又不受到挫败，衰弱而又不至于受到钳制的方法，便是施用威刑与恩惠了。那盛强过度的势，威刑便会衰竭而不振作；那衰微过度的势，恩惠便会受到亵慢，下人不以施惠为恩德。趁强势之下的威刑来行惠，则恩惠便会受到人们的尊崇；趁弱势之下的施惠来培养刑威，那么，一旦威发，天下便会受到震动、战栗。因此，威刑与恩惠便是裁定、节制天下强弱大势的方法。而那不晓天下强弱大势的统治者，有杀人的威严，但下人却不惧怕；有使人生存在恩惠，而下人却不喜悦。这是为什么呢？这便是刑威衰竭而恩惠受到的亵慢的缘故了。因此，统治天下者，必须首先审知天下大势，而空言“我可以用威，我可以用惠”，这是从未能实现得了的。因此，有那种在强势之而更加之以威；在弱势之下，更加之以惠，以至于使天下大势受到挫败与钳制的情况，这是多么可悲呀！这就譬如一人想通过饮药饵石来颐养生命，那他必须首先审观自己的本性是为阴，还是为阳，然后，再服用药石。药石之性为阳，而投用到阴性之人身上，或药石之性为阴而投用到阳性之人身上，这样使阴性不至于涸竭，而阳性又不至于过盛。如果不能先审观自己生之为阳与性之为阳，从而用阴攻阴，用阳攻阳，那么，阴性之人会死于阴太多，而阳性之人确会死于阳过盛，最终不可救药。因此，善于养身的人，首先审知性之阴阳；而善于制理天下者，首先审知天下大势的强弱，以此来决定自己的谋略。
从前，周统御天下，诸侯大盛。在诸侯盛的这个时候，大的诸侯国，有领地五百里，而王都京畿的领地，反而不超过千里，天下大势为弱。秦并天下，将天下分为郡县，而将权力收聚于京师，各郡县的守令没有太长的权柄，伸缩进退，无不在中央，其大势为强。但当周成王、康王统治的时候，诸侯无论其大小，莫不臣服，弱势未见表露于外，等到周之后世丧失了德行，诸侯便如禽兽一样奔逃，各自去强固自己的国家，而相互侵夺。周室君主最终还不醒悟，自以为是他守着姑息之道，希望这“姑息”能够用来制服强国。这就可称之为弱政来救助弱势了。因此，周朝的天下最终消亡于弱势。秦国自秦孝公开始，其势确实迅猛增长，日趋于强大；等到其子孙兼并天下，却不沉悟，专门任用法制来屠斩、鞭挞平民百姓。这可称之为用强政来助济强势，因此，秦的天下最终消亡于强势，周代拘限于施惠而不知权宜机变，秦代勇于用威而不知治国之本，这二者都是不审知天下的大势呀。
我们宋朝的制度治置，设有县令、郡守，有转运使，以大来拘系小，如丝绳牵联，总的掌握于君主之手。虽有那领地在万里之外，方圆数千里，拥兵百万之众，而天子一呼于宫殿台阶之间，三尺僮仆驾车急行，手捧天子诏书，召其回归京师，此人便会解下将印，赶紧回朝，惟恐不及，这样的情势，正是秦所倚仗而称强之大势啊。势虽然如此之强，但天下的弊病，常常还是在于弱。噫！拥有如此可强之势，正像秦国一样却反而陷于弱势之中，为什么呢？这就是习于施恩惠而怯于用威刑了。施惠太过，而威刑不能用。这种习惯于施惠而施惠又太过的表现，在于朝廷多次行赏，而又将奖赏给予那些无功之人；怯于威刑而威刑不能有就会使刑禁松弛而军队不振。由于行赏与刑罚、与治军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正确的处理原则，因此，就会有实际的弱势显露于外。什么叫做实际的弱势？那就是官吏荒误怠惰，职事废弃不举，而对败坏官制的惩罚不予加重；朝廷多次让犯罪之人赎罪，多次赦免部下，不追问确有之罪，常刑所禁止的，不能施行；多余无事的军队骄慢狂妄，仗恃武力，而朝廷却希望通过行赏来加以维持，姑息迁就的恩惠不裁节；将帅全军覆没，没有一匹马返回，而败军的罪责不予加重，羌人强盛，凌压中国，邻强求金缯、币帛的耻辱又不因此而愤怒。如果是这类的，就是势太弱的实际表现。如果长久不加治理，那么，又将有比这更大的弱势出现。国势便逐渐地衰微，逐渐地消解，最后消亡、崩溃，以至于不可救补之势就随之而来了，但我认为弱在于行政，而不在于情势，这可称之为以弱政败强势。
现今有一满车柴火燃烧，众人心中惧怕，便不敢随便冒犯如将满车柴火抬起，投入河中，那它又哪里能够产生出热量来？因此，拥心如秦国那样的强势，却被淹没在如周代弱势之弊中，而天下便不知其为强势，其道理，就在于此。虽然这样，但行政之弱非像弱势那样难于治理。比如像弱周那样的情势，必定要变换诸侯，而后强势才可能出现；那行政虽弱则施用威刑，就可以了，这可不是朝改而夕定的。那齐国，古时候称为强国；齐威王以是齐国的贤明君主。当他刚即位之时，委政于卿大夫，国家不治，诸侯入侵，而天下之人就不知齐国为强国。齐威王一旦发怒，分裂万家，用以封赏即墨大夫；召来阿地大夫，将他及曾经吹捧过他的人一起烹杀，然后发兵攻打赵、魏、卫。赵、魏、卫诸国之军队尽数奔逃，诸国于是请和。而齐国人人震动、惧怕，不敢掩饰错误了，这是威王确实知道自己行政之弱，能够用威刑来救补弱政。何况今天以天子之尊，借郡县归中央管辖之势，君主言语出于口而天下四方响应，如再用威刑来加以资助，强势就确实可以完全俱备，并且拥有天下者，担忧的是无所作为，或想有所为而不可能，现今确能统一意志于用威刑，一赏一罚，一号令，一举动，一切都出于威刑。严用刑法，不赦免有罪之人；力行果断，而不牵染于众人之是非。用意想不到的刑法，用意想不到的赏赐，让天下人看待它，犹如风雨雷电，骤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道它为何而发，从而不可逃遁。朝廷如能这样，然后老百姓会更可检束、谨慎；而那些奸诈之民，狡猾之吏也会常常感到恐惧，害怕刑法会施加其身，从而收敛他的行为，不敢动辄犯法，这称之为强政。政事强盛，坚持数年，而天下的大势便可以重新强大。我因此便认为要随顺弱势下的施惠来养威刑，那么威刑一旦施行，天下就会震动、战栗。
那么，顺从当今之情势，要求得所谓万世为帝王大计，而其根本最终又不可变易的，只有崇尚威刑了。有人说：“当今的情势来看，为政不变，而必定要用刑呢？”我回答道：“威严，是国君所依仗为君主的东西，一日而无威，便是没有君主。统治天下久了，会产生行政弊病，改除一些小节，而参用施惠的方法，使不至于像秦那样强势过度，便可以了。如要全部放弃威刑，这就大错特错了。”或者又有人说：“作为行王道的君主，施行仁德，不用刑法；任用刑法，是霸道的行为，这不是我们所应该说的。”说这种话的人，又不是所谓知晓道理的人，成汤与武王，都是行王道的君主；齐桓公、晋文公都是称霸一时的诸侯。武王趁纣王的暴虐，将天下百姓从那施行炮烙、斩刖酷刑的地方救出，如果便又多杀人，多处罚人而以之作为治理天下的手段，那天下百姓之心就会离他而去，因而武王治理天下，专一于礼义。那成汤则不是这样。夏桀的德行固然不会与纣王相异，但他的刑罚不如纣之暴虐多了。天下之民受到当时风气的浸化，淫惰不遵法度。《尚书》里说：“众人相率怠慢懒惰，与上不协合。”再加上当时诸侯皆于吾氏作乱，于是成汤便诛锄掉那些强梗、怠惰、不遵法度之人，以平定从多的逆乱。因此《礼记》称：“商人先罚而后赏。”至于那齐桓公、晋文公的作为，则又非都是任用刑法。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管仲之书，喜好论刑，所以，桓公治理国家常任刑法。晋文公，有那么些长者为自己的佐助，狐偃、赵衰、先轸、魏武子这些人都不喜用刑法，晋文公治国也就未曾以任刑为本，但晋文公亦被称为霸主。这样，说成汤不是行王道，而晋文公不是霸主，可以吗？所以，任用刑法，不必就是霸道；而任用仁德，不必就是王道。只不过是各自观审当时情势适当任用哪种方法而已。那么，今天的情势又为什么可以用刑法呢？又为何不可以说是行王道呢？你们不先审察天下的情势为何，而就想应对天下的事务，这就非常的困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