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集》编辑同志问我：台湾出版的《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中收有为寿元书联：“古人却向书中见，男子要为天下奇。”寿元是何人？我答复说，寿元是宁乡陈家鼐的别号。他的哥哥陈家鼎，清末同盟会员，1906年夏在长沙与禹之谟、宁调元发动群众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事后不久，禹之谟被捕下狱，陈家鼎、宁调元早于公葬后离湘，得免于难。辛亥革命后曾任国会议员。陈家鼐青年时在乡里抬轿子，粗识文字，处事孟浪，与其兄性格迥然不同。1912年秋先君回湘时，他紧紧跟随，不离左右，对联大概是这时候书赠的。陈家鼐后来也读了点书，并且喜欢凑几句旧体诗。1949年春节过后，他由宁乡来到长沙，我们见了面。他做了一首题为《纪念克强先烈》的七绝诗，诗中这样写的：“羊城霹雳一声雷，黄花岗上树功碑。武昌起义共和奠，汉帜飘扬遍四陲。”诗做得并不高明，他说要送报上发表，作为黄花岗起义的纪念。解放后去向不明。
十
有人问及黄花岗起义时同我潜伏广州巡警教练所的三位湖南同乡，辛亥以后的情况如何？
柳聘农，即柳大任，又名扬谷，字病逐，长沙人。辛亥武昌首义后，先君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他也到了汉阳前线，任督战员。此事一般人很少知道，以其究非军人，无所建树。1913年湖南取消独立后，谭延闿要他出任民政司长，他即日收拾行李去上海。后来一度回到长沙东乡任小学教员。不久，仍旅居上海，常到南京走动。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西迁，柳聘农也到了重庆，竟找不到工作，住在黄桷湾罗家院子其外甥龙毓峻家里。穷愁潦倒，牢骚满腹。我当时也在重庆，曾为聘农活动谋职，未成。1942年，由龙毓峻引见张继，张很念旧，邀共进餐，发表他为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采访，住在玉带山。1945年春，代理党史会人事室主任，后由采访改任编审。次年随会还都南京，仍充采访。1948年7月25日因患心脏病逝世于南京党史会宿舍，终年67岁。聘农有子名克绍，解放前在青岛工作。
陈方度，字闿良，湘乡人。抗战前在南京襄助先继母办理南京贫儿教养院。抗日战争期间返里，有时绘画自娱，1949年2月病故。
胡国梁，湘阴人。抗日战争前在南京任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采访，曾因极力主张规定先君逝世纪念日，与意见相左者大打出手。抗战爆发后随国民党政府迁渝，仍任党史会采访，实际无所事事。柳聘农进党史会时，他被停职，不久回湘阴原籍，吸食鸦片，萎蘼不振。解放前夕曾来长沙，同我谈起想走而没有川资。我告诉他许多老同盟会员都参加了唐生智、仇鳌等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准备迎接解放。劝他莫走，去见见仇鳌，他未置可否。后事不祥。
十一
宋教仁被刺殒命后，主谋犯洪述祖改名换姓，匿居青岛。后来偷回上海，被宋教仁的儿子在马路上扭获，送交租界法院审理。宋奇璋在《关于祖父宋教仁的几件事》中谈到这件事，语焉不详。我过去听说经过情况是这样的：洪述祖化名张教安，躲在上海租界，与德商祥丰洋行发生债务纠葛，于1917年4月29日被拘押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待审。事为在沪的国民党人侦悉，于孙中山寓所开会讨论，决定依法起诉，控诉其主谋杀宋之罪。洪述祖的家属得知消息，急忙筹款还债，经原告撤回诉讼，洪于30日下午由会审公堂开释。他刚走出大门，就被守候已久的宋振吕、刘白（浏阳人，曾随宋教仁任农林部秘书）扭住不放，大呼“捉到了杀人犯”！当即由过路群众协助，扭进会审公堂检察处，经检察官讯明确是宋案在逃要犯，带同原告及见证人，将洪述祖押送捕房收押。随后，孙中山、朱执信、柏文蔚等正式延请律师起诉；同时由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张耀曾下令上海地方审、检两厅向租界当局交涉引渡，归案讯办。洪犯被引渡归案后，旋即解送北京，经京师地方审判厅以主使杀人罪提出控诉，又经高等审判厅复审，两审都判的无期徒刑。洪犯不服，提出上诉，最后于1919年3月经大理院判处死刑，4月5日在监所执行绞刑。
十二
1916年10月先君在上海病故，12月23日，由刘建藩主持，护送灵柩离沪，归葬湖南。次年1月5日，灵柩运抵长沙后，由大西门进城，停放学院街营葬事务所。刘建藩同我往湘潭易家湾昭山和长沙岳麓山等处勘察墓地，最后确定安葬岳麓山。一切安葬事务都是由他主持的，先母、先继母和我都没有操一点心。
4月15日出殡，全城机关、学校放假一日。送葬队伍绵延几里，从河西起坡处绕出青枫峡外至岳麓山墓地，专门新修了一条简易马路，便于群众上山。张继、李书城、何成濬等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国葬典礼，谭人凤、石陶钧等从上海赶来参加，季雨霖、胡瑛等从武汉赶来。参加葬礼的外宾，最虔诚的要算日本的宫崎寅藏、宫崎民藏两弟兄，他们在长沙逗留了整整三个月。此外还有日本驻湘领事及侨民30多人，欧美侨民也有参加送葬上山的。胡瑛于先君出殡的先天赶到长沙，因有筹安会的失足，同盟老友对他都很冷漠，大家认为他是借此机会进行辩解洗刷而来的。先君安葬三天后，我们夫妇同登岳麓山，将久原房之助送的一把古刀、武昌起义后先君任战时总司令佩的指挥刀、生前用过的几枝毛笔和一个炮弹筒送入墓内，然后将石门封锁。上海光复后，我任沪军先锋队副司令，从吴淞炮台卸运炮弹攻打南京天堡城，事后留下几个炮弹筒黄兴病笃，在弥留之际，女儿黄振华无限悲伤无限深情的抚摸他的额头。
1916年11月1日，孙中山发布哀告，痛悼民国元勋逝世，追述黄兴生前的革命业绩，对黄兴给以高度评价。黄兴盛年逝世，是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设于上海福开森路393号黄宅的灵堂。
黄兴亲属瞩仰黄兴遗容。
刻了字作纪念品，这次以一个送入先君墓内。久原房之助是日本久原矿业公司等企业的创办人，后任政友会总裁。护国战争期间。日本政府曾计划通过他给先君一笔款项编练军队，后因袁世凯毙命作罢。
1980年10月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
黄兴与明德学堂
黄一欧
谈到先君克强先生与明德学堂的关系，先要把明德学堂创力的经过，简单叙述一下。
明德学堂是清末湖南创办的第一所中等私立学校，它的主要创办人是胡元倓。
胡元倓，字子靖，晚署乐诚老人。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生于湘潭。他少承家学，由附生选光绪丁酉科拔贡；1902年被选送日本留学，进了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胡元倓在日本留学时，慕福泽谕吉之创立庆应义塾（后改庆应大学，以财政经济科着名），造就大批人才，便立志回国创办学校，从事教育救国。同年冬，胡元倓学成归国，首先在江苏泰兴会见了龙璋（号砚仙，时任泰兴县令），与谈兴学计划，龙极力赞同。胡回到长沙后，又得到龙璋之弟龙绂瑞的支持，由龙氏兄弟各出银元1000元作开办费，赁湘春街左文襄祠民房为校舍，开办明德学堂，自任监督。学堂招中学两班，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3月29日（阴历三月初一）正式开学。其时科举尚未废除，胡元倓以一个穷拔贡办起了洋学堂，一般劣绅迂儒，公开反对甚烈。于是，他找到龙绂瑞的父亲、在籍刑部侍郎龙湛霖出面担任学堂总理，借龙的地位权势以避谤。这年夏天，胡元倓捐募到一笔款项，特地赴杭州聘华紫翔来教英文，并加招中学一班，又成立了速成师范班。
胡元倓是在弘文学院求学时和先君认识的。当他初入弘文时，先君已先在该院速成师范班肄业，以同乡关系，彼此过从密切。1903年夏，他往杭州聘英文教员，道经上海，碰见先君由日本回国，因此，坚邀先君来明德共事。先君当面应允，不久就回到长沙，主持明德学堂新成立的速成师范班（后又兼任学监）。师范班第1期招收学生118人，分为两班上课，于1904年5月卒业。当时明德学堂聘请的教员中，有一些是具有排满革命思想的，如周震鳞、苏曼殊、秦毓鎏、翁巩、张继、陈凤光、陆鸿逵、李步青、金华祝、沈迪民等人。先君除担任教务、行政工作外，并兼任历史及体操教员；遇其他教员缺课时，文科方面的课程如国文、地理、图画等科，多由他代课。
胡元倓虽然请出龙湛霖担任明德学堂总理，但是劣绅们对学堂的攻击并不就此罢手，仍在布置爪牙，兴风作浪。如地理教员周震鳞在历史教员陆鸿逵的学生课卷上手批的奖励语，措辞激烈，顽固派教员刘佐楫便嗾使单某向巡抚赵尔巽告密，说明德学生昌言革命，蓄意造反。结果周震鳞被迫离开明德，与一部分学生在长沙马王街另创修业学校。这个刘佐楫，就是大劣绅王先谦派进来刺探消息的。这次事件发生后，胡元倓商之于龙湛霖，另赁西园龙宅西侧房屋为校舍，开办经正学堂，招新生两班，以李步青主教务。明德与经正，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从上述告密事件看出，明德学堂是当时湖南新、旧势力互相交锋的场所之一。一方面，有一批革命党人在这里鼓吹革命排满思想，隐为革命中心；另一方面，又是顽固势力活动的地方。胡元倓延揽人才是兼容并蓄、无所不包的。他既邀了先君与周震鳞、苏曼殊、张继、秦毓鎏、陆鸿逵等人来校共事，并尽其力之所及，多方掩护他们的活动；又聘请谭延闿继龙湛霖任学堂总理，黄忠浩也挂了校董名义，湖南立宪派的重要分子如粟戡时、廖名缙、刘佐楫、曹典球等都先后担任过明德学堂的教职员。此外，胡元倓通过龙氏兄弟的斡旋，和清廷官方也保持了一定的关系，如请当时的湖南巡抚赵尔巽来学堂参观，和学务处总办张鹤龄也有交往，兵备处总办俞明颐、长善学务处总监俞诰庆，都是胡元倓的留日同学。这样，胡元倓利用官、绅权势以维持明德学堂，利用学堂以掩护革命党人的活动，其基本的态度是倾向于革命的。
1904年春，上海道湘潭袁树勋捐助明德学堂一万元，胡元倓即以此款在上海购置理化仪器及博物标本，聘请日本人堀井觉太郎为师范班理化教员、永江正直为博物教员。仪器和标本都已买齐，教员也聘来了，只待找一个通日语的助教，即可开讲。这时，恰好陈介（湘乡人，号蔗青，先后任国民党驻阿根廷、德国大使）由日本回国省亲，到了长沙，先君与胡元倓就留他在明德担任助教。陈介本来是打算再去日本升学的，因与先君和胡元倓在弘文学院同学，经老同学力劝，也就勉强留了下来。他除担任日本教员的翻译工作外，并兼任新成立的小学部主事。
当时明德学堂小学部的校舍在西园周氏花园，教员都是由中学教员兼任的。明德办了小学，先君就叫我入校读书，编在小学乙班，其时我是12岁。唐伯球、陈果夫、阎鸿飞、宾镇远都是我在明德小学的同学。先君当时兼任小学的博物学和地理教员。他教博物时，常常带着实物或标本讲解，听起来很易领会；上地理课则必带地球仪，并指导学生画地图。因此，大家对博物、地理课都很感兴趣。先君当时已经剪了辫子，在学堂里多穿浅紫色长褂或一种对襟短装的体操服（俗称操衣，夏白、春秋蓝、冬青色）；天气炎热时，常见他光着赤膊，坐在周氏花园塘边树荫下，和同事谈天或者独自看书。
1903年11月，先君在长沙秘密结合同志，组成华兴会。华兴会与明德学堂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主要成员中，有的是明德学堂的教职员，如周震鳞、张继、苏曼殊、秦毓鎏、翁巩、陆鸿逵等；有的是明德、经正两学堂的学生，如柳继忠、陈嘉祜、姚宏业、宁调元、萧翼鲲、张启汉、胡瑛等（明德教职员、学生参加华兴会的还很多，有的我不知道，有的已记不起姓名了）。也有本人不在明德，而与明德有密切关系的，如仇亮（湘阴人，号蕴存，后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军衡司长）是明德教员仇道南的儿子；吴禄贞是因为先君邀他到明德担任体操教员，在长沙加入华兴会的。或者当时不在明德，而后来与明德发生关系的，如章士钊于1913年任明德大学校长。明德教职员中有些虽未加入华兴会，但对革命运动深表同情或者实际参加革命活动，如陈凤光、李步青、金华祝、沈迪民、陈介、王正廷（辛亥革命后任参议院副议长，议长为张继。正副议长都任过明德学堂教员）、辜天佑、陆鸿第、陆鸿宾等。冯自由写的《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载《革命逸史》第三集）一文中，把胡元倓、龙璋都列为华兴会会员。就我所知，他们热心赞助华兴会的活动，却没有加入华兴会的组织。
华兴会成立后，运动新军、会党，组织武装起义，在在需要经费。先君为此出卖了在长沙东乡凉塘的祖遗田产近300石（最初卖与张姓地主，后由张家转卖与王先谦）；张斗枢在南阳街经营图书仪器印刷业务，先后捐助达万余元；柳聘农、柳继忠、龙璋、陆鸿逵、彭渊恂等都提供了一部分经费。
先君在明德学堂教课，给他从事革命活动以很多的便利，如张继、秦毓鎏、翁巩等人都是由先君邀来长沙共图起事，特意介绍到明德学堂教课，以为掩护的。1904年先君与刘揆一、马福益等商议，决定趁西太后70生辰，全省文武官吏在皇殿行礼朝贺时，预先在拜垫下面埋好炸药，一网打尽，乘机占领长沙，作为革命根据地。而准备起义用的炸弹，就是在明德学堂理化教员堀井觉太郎（癸丑讨袁失败后，先君亡命日本，堀井觉太郎关心旧友，特意腾出他在东京市郊巢鸭目白的房子让先君居住）的帮助下，在理化实验室里秘密制造的。陈介在1947年所写的《明德话旧》一文中，曾提到过这件事。这次起义事泄失败，当差役来拘捕先君时，他由明德学堂逃匿西园龙宅。得龙氏兄弟的掩护和圣公会黄吉亭牧师的帮助，脱险往上海。临走时缺少旅费，胡元倓从外间借了300元送给他，才搭日清公司轮船“沅江丸”离开湖南。
1905年秋天，我同黄积成一道去日本。第二年秋天，先君从南洋回来，我跟他住在东京牛达区东五轩町林馆。先君多次问及明德学堂和他所熟识的明德师生的情况，言谈之间，非常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