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驻沪国会议员欢迎会上的答谢词
（一九一六年七月十日）
一九一六年七月八日，黄兴由日本抵上海。十日，驻沪国会议员分省公推代表八十余人欢宴黄兴，并邀唐绍仪、温宗尧、王宠惠、柏文蔚、于右任、胡汉民、钮永建等作陪。孙洪伊致欢迎词，本文为黄兴的答谢词。
今日与两院诸公集会一堂，不胜欣喜，又不觉有无限忧虑。欣喜者，袁贼造逆，暴力横满全国，非法解散国会，诸公被抑于专制之下，
黄兴于1916年7月8日由日本回国，临行前与日本各界人士合影。
千辛万苦，出死人生，以致得有今日之会谈。兄弟流亡于外，由日至美时，与他邦政治家、各新闻记者接谈，每述袁攫总统时，以重兵包围议会，民党势力已将就消灭，国会议员奋斗[1]场之内，由旦达夜，硬不选举。袁世凯以兵阻禁国会门前，议员不得出，饥饿竟日，决选至三次，始得选出。此其中华民国历史上最有光荣之事，亦可见国会议员有坚固不拔之精神，中国虽衰，不可侮也。兄弟闻此言，以为吾国必不可亡，袁逆必败。诸公履艰茹苦，为国勤劳，其近因固在同心戮力倡导之功，其远因实兆于前此奋斗之一日，即此可见正义可恃，公道不亡。忧虑者，以袁逆虽受天诛，祸首尚逍遥法外。千钧一发之时，诸公负责至重。三年以来，人心风俗，国家纪纲，败坏已达极点，一时救拔，殊不易易。
今日政治进行方法，可以官、民二字为标准。凡官僚中腐败而恶劣者，当极力澄清之。民党处今日情势，当互相亲爱，决不可彼离此贰。今日尚未制定颁布，政党颇不易运用。加以民国成立以来，各党受袁世凯离间操纵之痛苦，一时名流鉴于前事，盛倡不党之说。兄弟敢不谓然？今日谋政治之进行，固不可以党为界限，然精神当有直捷之觉悟。凡一国民权被制于恶劣官僚者，其国必危弱；民权伸张，官邪扫荡，其国必强盛。望诸公本前次奋斗之精神，引国家于轨道，不为利动，不为威劫。兄弟不敏，愿竭诚尽愚，以随诸公之后。今举杯为诸公寿，并祝中华民国万岁。
（据上海《中华新报》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在欢送驻沪国会议员北上大会上的演讲
（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定八月一日国会复会（指南京临时政府时的参院）。七月十三日，黄兴饯送驻沪两院议员北上。孙中山在会上讲话，本文为黄兴在宴会上的即席演说。
自癸丑失败，国会解散后．鄙人以为自此以往与诸君相见之事，几成绝望。何幸天祚吾人，犹得与诸先生重集一堂。居今思昔，不禁感慨系之矣。今国会行将开会，诸君不日北上，不可无一言以相赠。兹特略述鄙人对于国会诸君之所欲言者，诸君其留意焉。夫此次政变，简单言之，乃新势力与旧势力之争，官僚派与民党之争。然使混言之，曰新，曰旧，曰官僚，曰民党，则犹有未尽。盖新派与民党不必皆善，而旧派与官僚亦未必尽恶。故以正确之义言之，实正义派与非正义派之争也。旧派与官僚，换言之，即非正义派。至袁世凯未称帝以前，热焰熏天，目无民意，以中国之大，几无新派与真民党容身之所，可悲孰甚？幸正义不没，民权获伸，袁逆自毙，帝孽潜逃，可谓正义派战胜非正义派之第一幕。虽然，邪正不幸并立，正义派苟不团结一致，则非正义派之势力，不惟不能打消，反将乘隙潜进，死灰复燃，国家前途仍有可虑。鄙人今以至诚挚之意，切望凡属于正义派之人，宜结合为一，进而推之于前，以为国内势力之中坚，不致使非正义派仍有恢复旧势力之一日，则吾国前途其庶几矣。尝念此次举义以来，从前政党竞争全归乌有，悉进而集于正义之下，此为一极可庆之现象。但党派在今日虽不可有，然须将官党，民党的界限，分别的清清楚楚，不可有丝毫的蒙混。对于该党则排斥之，对于民党则结合之。今日诸君北上就职，甚望诸君此后不树形式上之党别，而为精神上之结合，此鄙人之第一希望也。
癸丑之时，凡官僚派人，动以“捣乱”二字讥弹国会，国民不察，亦往往附和之，此至可慨叹者也。彼等之意，谓因有国会自身之捣乱，而后有袁氏之解散国会。然平心论之，国会并非捣乱，真捣乱实为袁世凯也。夫国会对于国家负有重大之责任，当此袁氏行政屡屡违法，国会之据法相争，正所以尽其职守。不过议员之争民权、抗暴力，自野心者官僚派无识之人方面观之，遂见而为捣乱耳。故求国会之能尽其职任，不患其为正当之捣乱，而患其与暴力政府之捣乱噤若寒蝉耳。平心论之，先有袁氏之违法，而后有国会之抵抗，而有非法之解散，故袁氏之违法为因，即国会之抵抗为果。今若曰国会捣乱，而后袁氏违法，不通之论也。今者诸君又将行使职权矣，所望仍尊重责任之观念，勿轻背神圣之职守，即不幸有与行政部争执之事，亦视为职守之当然。吾意国民今日经此大教训后，断不致仍任非正义派人复以捣乱之名词加之诸君，是望诸君勉之者也。虽然，癸丑之冲突，全以袁世凯一人之故，今总统黎公平和坦直，为诚心欢迎国会之人，以诸君之爱国，总统之忠诚，吾信此次开会后，国会与政府必能十分融洽，断不至复有癸丑之事。前言云云，所以察是非之真，明责任之辨．而非有疑于今日之政府者也。
鄙人尚有希望于诸君者，即此后对于借款问题须特加注意是也。今人往往有一种谬论，谓袁氏实为强有力之人，谓中国非袁氏不能维持。今袁氏虽死，而误此论者尚属不少。实则平心论之，袁氏何尝有真正能力。癸丑之役，彼之所以成功者，惟赖有二千五百万镑耳。及金钱既尽，能力全销。故袁氏之能力，不外金钱之能力也。鄙人因袁氏之先例，知金钱为物，足以启野心者之图谋不轨，甚望国会开后，对于借款问题特加注意。然此并非谓借款绝对不可为也，亦非对于今日之北京当局有戒心也，亦以促国人之注意，勿令非正义之人更得借金钱之能力，行政治之罪恶，此则区区之微意矣。
犹有言之，自袁氏盗国，酿成战祸，于是一般国民对于今后之国家，犹有惧逆党之复活者，此实过虑之论也。夫经此次义战，共和制度在中国亦证明为真理，而自世界观之，民主潮流日益普遍，君主制已成为过去之废物，吾国今后断不容再有第二阴谋出现。兹所望于诸君者，惟对于共和政治之前途为积极之建设，而不必更鳃鳃焉以预防帝制为事，或生无谓之风潮。前途方长，惟诸君勉之而已。
（据《黄克强先生全集》）
在广东省驻沪国会议员举行的茶话会上的演讲
（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广东省驻沪国会议员为即将北上，于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五日下午，邀请孙中山、黄兴及他省两院议员、社会名流举行茶话会，孙中山发表讲话。本文为黄兴演说词。
国民今尚在知识幼稚时代，固知专制之害民，尚未知共和之福民；固知维持共和之必要，尚未知官僚政治之未除。欲与之以觉悟，实赖言论界负有觉后之责者。约法为吾国共和政体之根本法。此次流血半天下，所争者只此。袁世凯死，吾国民声嘶力竭以请于政府，而政府既服从民意，恢复约法，今乃尚有全无心肝、反对约法之恢复者，此言论界所不可不注意者一。自袁世凯捏造民意而后，彼第二等野心家逞其辩口谲词，犹欲本其开明专制之抱负，申谬说于国中，此言论界所不可不注意者二。
顾吾今日欲有贡献于两院诸君者，中国军队纯统治于私人，以私人之军队，而加以国防军之外鞹，无知识无学问，宜乎为私人所利用。然则将因是而尽废之乎？则又不然。军队之罪恶不在军队之自身，而在政府之不能厉行国民军教育。何则？吾国生产力之薄弱，军费之不能得大宗供给，此为事实上无可免者。自欧战开始而后，战线之军队动以百万、数百万计，是非仅各国军队之发达，乃其生产力充足，故养此巨额军队而有余耳。以吾国现在之生产力论，实无此养育巨额军队之能力，故今后宜注意于军事的国民教育，自小学以上，于普通教科中加入军事教育，则国中多一就学之儿童，即多一曾受军事教育之国民。一旦有事，征集令朝下，夕可得国民军在千万以上。此为军事上之改革，仆素抱而未发。两院诸君此去，对于军事的国民教育，宜注意及之。
惟欲提倡军事的国民教育，当先提倡国民教育。今国内之教育状态如何乎？仆曩在乡里，百里以内有小学四十余，取诸公款者为多。不及三年，闻所存不及七、八所，资以办学之经费，皆消纳于筹备帝制及抵抗民军中。用知政治不改良，必无教育发达之望。而吾所谓军事的国民教育，尤将等于梦呓矣。孙先生顷言衣食住为政府对于国民施政之主旨，无适应之教育，则衣食住三字仍不易平均。何则？中国之所以穷，穷在贫富不均耳。欲均贫富，当令全国人民无一不有谋生之智能。欲全国之人民有谋生之智能，非普及教育不可。美国现在多有形似教育捐之一法，凡有恒产而具瞻济教育之能力者，无不奔赴于提倡教育之旗帜之下，是则仆于两院诸君以外深望国民者。
（据上海《时报》一九一六年七月十八日）
在上海报界茶话会上的演讲
（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上海报界为欢送国会议员北上举行茶话会，黄兴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茶话会由邵振青主持，邵氏在讲话中提到：“回思二年以前，国会惨遭蹂躏，言论界亦自兹暗淡无光，几与国会同其命运。……以言既往，报馆与国会为忧患之余生。”议员马君武也发表了讲话，以报界、议员协同一致巩固共和政体为主旨。故黄兴在演讲中加以引用。
兄弟参与盛会，无任荣幸。顷主席所言，报馆、国会同为忧患余生。此言非常沉痛。顷聆马君武所言，尤有感动。自民国成立以来，报馆、国会同为代表民意之机关，在国中非常尊重，不可不就往事以勉将来。昔日之国会、报馆，因随世界潮流，为有党之结合，不免互相误会，舍政见而为私争，不商榷大计而攻击个人。今往事已矣，重振旗鼓，脱专制之束缚，以建共和民国，当一本良心之主张，以谋国是，尽舍私见而谋国政，此实第一要义也。天下事，作始者简，将毕者巨。袁之为帝亦由渐而来，始将一切巩固民权之政次第推翻，然后将“大总统”三字易为“大皇帝”。自其解散国会以后，报馆亦莫能倡言攻击。若早防微杜渐，舍去私争，当不致有此。今中国已渐开攻击之旧，惟当舍私见而谋公众，官僚党固所必除，民党亦当共图结合；否则，其结果想更不如辛亥。盖前有袁逆一人为众矢之的，得以激起国人公愤。今后若合多数官僚，假共和美名，隐为盘踞，则永无廓清之日，此不可不亟为省悟者也。数月前之《亚细亚报》，今已死矣，今后愿不再有变相之《亚细亚报》。更愿国会议员，亦本其良心以救国，此实吾人之天职所当然者也。
（据上海《时报》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答上海《民国日报》记者问
（一九一六年七月下旬）
按汤芗铭在湖南人民群起驱逐之下，于一九一六年七月四日逃离湘境，省政陷于紊乱，各方吁请黄兴回湘，黄氏不应。湖南军政各界联合会议，推举地方绅士刘人熙为临时都督兼省长。至是年八月四日，北京政府黎元洪特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都督。故本文时间，参照他书，当为一九一六年七月下旬。
自湘事发生，报纸载湘人邀仆与谭组安回湘而后，来寓问讯者颇多。仆之未徇故乡父老之请者，非恝然于故乡也。仆此次归国，见各国国力发展之基础，皆立根于实业与教育。故吾人所贡献于国家者，正不必垂绅拄笏，然后可以谋民福。譬如经营一良好教育之学校，得十百佳子弟以磋磨之，使成令器；或于一市一乡间刻苦经营，俾蔚成一自治之模范，皆足以告无愧于国家，何必定欲做大官、负大任，然后自愉哉？即如湘事，自汤芗铭督湘后，财政之紊乱，杀贼之凶暴（中略），为湘人所同愤。今汤已去湘，休养生息，自不可无人。然有此资望才力者正多，诚何必仆？故仆虽屡接湘电，均置未复。而外间揣摹影响者，何尝能喻仆意？亦有劝仆出以自由者。然仆方悠然南窗下，遐想将来如何启导民意，厚养民力，无暇辩，不必辩也。即如昨日有载冯华甫派人欢迎于车站，此事而确，今日已在皖、赣间矣！而诸君之晤谈，又为谁哉？
美国私立学校，千万倍于吾国，且其功课皆优于公立者，其故由于富家对于教育经费之资助视为天职，且名誉上之自动力，远过官立之督饬。吾国今后教育为立国第一要着，仅恃官力，恐非数十年后不能提倡，故私立学校，为仆今后所自勉。
其次则为实业。今姑举一事言之，各国长距离之自动车为交通利器，其影响兼及于实业发展及地方之整理。吾国欲收其利，当先从事于路政之改良。而路政之改良，实为吾人能力所及；且可容纳多数无业者，以与之生计。一方面改良路政，一方面自造合于经济的自动车，择繁要地点，如海口等，逐渐推广之，积时已久，推行益广，非特人可无行路难之叹，而间接及于社会生计、实业发展者，功用大矣。然此犹仅举一端言之耳。其实建筑之品，土木之属，陶冶之资，金铁之属，苟吾侪能出其坚忍聪明以事之，罔有不济，此亦仆今后所自勉者也。
（据《黄克强先生全集》）
致何成濬书之一
（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雪舟[2]我兄鉴：连函具悉。政局纷纠，杞忧未已，外患又相逼而来，其结果必致酿成内政之干涉，方始悔心，殊可叹也。尚望新进诸公随机应变，施大改革，庶有挽回一线之希望，否则同为鱼烂而已。段总理[3]通过以来，政象又必小生变动，可以意决。自京归者，无不以帝制派之活动为忧，究其实一饭碗问题，当轴诸公何不于此着想，免其捣乱？前总统以高等顾问相畀，情谊可感。惜以此眼光施之吾人，已具函辞谢之，由伯钊[4]带去，并请当面代申鄙意。乃不见许，兹又宠命重邀。在前清、洪宪时代想九叩首求之而不得，我今则九叩首再为谢之，
何成濬(1882～1961)，又名季刚（亦说季哲），派名光镛。字雪竹，初字雪舟。湖北随州厉山何家畈龚家湾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被誉为天才的说客和杂牌军的天才领袖。与刘镇华（字雪亚），陈调元（字雪暄）并称为“三雪”。先后参加了武昌起义，二次革命，北伐战争等重要战役。1961年5月7日在台湾病故。着有《八十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