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由蒙昧状况进化到有政府组织的文明社会，是经由无数人的劳力和经验，逐渐创造而累积发展起来的。自战国诸子百家争鸣而后，传统的中国历史，把开天辟地以来的人类历程和创建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级。第一段落约等于以渔猎采集为生的平等社会，只有创物以提高生活水平。第二个段落起自黄帝的五帝时代，约等于以园艺农业为生的阶级分立社会，开始有人为的政治制度。第三个阶段是夏朝以后，建立王朝的多阶层复杂的社会。它是真正进入国家组织的时代，社会对个人的规制强化，掌握政治组织最高权位的人叫“王”。
商代的甲骨文，王的较早字形是皇字的下半部。作高窄的三角形上有一短横。在一块晚商的雕花骨版，发现刻有一个戴头饰的贵族或神人的图案，反映皇字取像的造形。其头饰有像角状弯曲的东西，在正中插有一支高翘的羽毛。羽毛上端有孔雀眼花纹及三簇分歧的末梢。
王字应是少掉皇字上半的羽毛装饰，为装饰较简单的帽子形。在文字上，高窄的三角形常被作为有结发的人所戴的穹顶帽子。现今有些人把扑克牌的A称作帽子，是基于同样的心理。
也许是巧合，苏末人的楔形文字，君王也作和甲骨文较晚的王字同形，三角形之上有二短横。王权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所必须有的制度，为什么古代的人会以帽子去表示？应也是值得探寻的。
过去没有在商代以前的遗址发现有装饰羽毛或高耸形象的头盔或帽子的图案。近年在一些4000到4500年前的大汶口的遗址的陶器发现羽冠的图案。在一个4800至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神人戴羽冠的纹饰，以及作为插羽毛的冠饰玉片。都与传说的4700年前的黄帝时代相近。中国传说创立冠冕之制的是黄帝。看来此传说似有相当的可信度。
帽子的效用，我们可以想像，第一是增加美感。因此甲骨文的美字就作一人的头上装饰高耸弯曲的羽毛状。自旧石器晚期以来，人们就晓得借用他种东西来装扮自己。到了贫富有差距，阶级有区别的时代，人们就以罕见、难得的饰物以表现其高人一等的身分。因此帽子也很自然会演变为地位的表征之一。中国云南发现一处少数民族的崖画。所画的人物，身子越大，其头上的羽毛装饰也越丰盛。绝大多数身子小的人，就没有任何头饰。充分表现头饰在社会中所代表权威的作用。
头戴高耸的帽子就非常不利于日常事务的操作。除非是庆会等有限的特别时机，一般的劳动者不会去戴它。经常穿戴它的必是优闲的统治阶级。中国还传说黄帝创制衣服。强调其佩戴玉佩于带上的时机是战后，以表示不战的决心，显示优闲的统治者形象。不利于劳动的帽子应也有类似的作用。
虽然黄帝的时代已有帽子的创制，但却到了有国家组织的多阶层社会的时代，才以帽子代表最高的统治者。帽子应该于表示阶级权威、优闲形象、示人不战的政治策略之外，可能还有应付新形势的更为重要的新作用。试为猜测、推敲一二。
竞争是自然界为求生存所不能不采取的手段。在寻找必要的生活物资时，如果双方的利益不平衡而又不能回避时，为了保全自己，就只有通过各种可能的方法，以达到压制对方的目的，武力一向是其中最有效的途径。尤其是到了经营定居的农业社会，不但有必要组织武力以保护自己辛劳耕耘的成果不被侵扰、掠夺，甚至为了取得肥沃的土地，占有温暖的地域，控制充分的水源，以保证粮食的生产，也得组织大规模的武力以从事经济性的掠夺或占有。
所以战争是进化到农业社会时所必经过程，其规模由小而大。小规模的冲突不必有人指挥战斗。但是一旦冲突成为大规模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就需要有人作全盘性的统筹指挥，才能获得最佳的战斗效果。指挥者如希望他的指示及时被部下知晓，以应付战场即时的形势，他就有必要让部下容易见到他所号令指示的措施。而同族人的身材大都相差不多，如果没有特别显眼的标志，就很难在人群中辨认其人。一般说，指挥者只有站在较高的地点、穿著特殊的服饰，其举动才较易被人注意到。
高耸的帽子不利于行动，本来是优闲的形象，不战的象征，原本不应在战场出现的。但是，如果指挥者在战场找不到人人可见的高地来传布命令，戴上高耸的帽子也可以达到增高身长，大有鹤立鸡群的效用。很可能就因此，在战争时以头戴高耸头饰为指挥官的形象。商代甲骨文的“令”字，就作一个跪坐的人头戴三解形帽子之状。
古时部族的行动不离旗帜，以旗帜表示部族的驻扎所在，并指示部族的聚散进退。故封邦建国时，往往以旗帜和土地、人民一起授给邦君。商汤克夏、周武王克商时，他们手里都拿着斧钺与旗帜。马车在使用的初期并无冲锋陷阵之能，而商代的指挥者还是选择站在易于倾覆的车上，车上树有指挥的大旗。很可能就是为了可机动地指挥军队，常处于可移动的居高位置，易于被部下看到，这与高耸的帽子具有同样的作用。
古代的军事领袖就是政治上的掌权者。戴高帽本是庆会以外，为指挥作战的临时设施，它慢慢演变为象征权威的常服，同时它也被改良成保护头部的盔胄。甲骨文的免字就作一人戴头盔之状。戴头盔本是武士的殊荣，作战的装备。后来非武士成员掌权后也可戴冠，于是再进一步改变为行礼时戴的各种冠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