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北辰
在我国广阔的领土上，东部海平原与西部内陆地区之间，自古就有经济、文化、政治的联系，长期以来各地区结成了一个整体。东西各地各族人民在长期友好往来中，逐步发现、开辟了几条捷便的交通大道。在几条道路中，联系着古代中原与西域的常用干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关中平原沿渭河河谷向西北，经过现在的兰州，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出古玉门关或古阳关去西域的“阳关路”；另一条是经过兰州后转向湟水河谷，经过今西宁、青海湖北岸，穿过柴达木盆地去西域的“青海、西宁路”。关于这两条大道，自汉通西域以后，不但史书记载较多，且有不少古代的旅行记流传至今，其中，早期取阳关路西行的有晋代沙门法显，他写下了《佛国记》；稍晚，记叙了“青海、西宁路”沿线风土的有北魏人宋云与沙门惠生的行记，通称为“宋云行记”，收在《洛阳咖兰记》中；再晚些的则有唐代高僧玄藏的《大唐西域记》等。这些都是我国和世界上珍贵的地理古籍，已有不少专家对它们进行过研究。由于资料较为丰富，所以有关这两条路的历史地理情况也较为清楚。
在上述两条路以外，东西方之间当然还有其他交通路。以南方长江流域与西域间的交通而论，其起源虽必甚早，但直到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史书上才有了记载，其路线自西而东大致是：由西域进入柴达木盆地，循盆地的南沿，经现在的松潘地区，南下四川盆地，再沿长江东行，趋赴南朝的首都建康（今南京）。以北方的辽河流域或河套平原与西域间的交通而论，文献记载也出现得较晚，河套平原是从公元前2世纪，辽西是从公元10世纪开始的。其路线大致是：从阴山山脉南北两麓向西，穿过戈壁、沙漠，趋向天山南北麓。这条路在沙漠里要经过居延绿洲（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弱水下游），故在本文中名之为“居延道路”。
上述几条道路比较起来，居延道路在古代离经济、政治中心地区既远，地理条件也较差，因而它被利用的程度远不及阳关等路。对于它，不但史书记载很少，旅行者也极少留下记录，这就使得居延路的历史情况，远不及阳关路那样为后世听了解。整理一下有关居延道路的历史地理资料，对于进一步研究沿线各地区的历史、历史地理以及考古等都会是有益的。本文就是对这个问题所作的一个初步探讨。
一
我国内蒙古高原西部地区，地理上也称作阿拉善高原，这片地方东界贺兰山，西界北山（马鬃山），南边是河西走廊，向北则展延到中蒙边界。阿拉善高原自地质时期以来就是一片干燥的荒原，沙漠与戈壁相间，古籍中泛称之为“大幕”（漠）、“瀚海”、“流沙”等等。据《史记》《汉书》所记，早在公元前若干世纪，这片荒原的四周已有不同的民族从事于农耕、畜牧、狩猎等各式生产活动。东面的阴山两麓有林胡、楼烦等部，南面的祁连山北麓有月氏族，西面天山的北麓有乌孙族、南麓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城郭诸国”，大漠北方直到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活跃着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匈奴族。从史书记载看，各族之间互有交往，然而史前时期的交通路线到底经过哪些地点，却没有记载。
本世纪以来，中外考古、地理学者们，在我国西北部的考察中得到了若干有关这方面的证据和线索，颇有学术价值。在内蒙古西部的考古调查发现，东起阴山、中经居延绿洲，西至天山中段，大致沿着北纬42度的一条地带上，迤逦不断地分布有先史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各地点的出土物有骨制品、陶片和细石器等。考古学者们比较、研究了各地的出土物后指出，在这条东西两千里的地带上，各地段内的出土器物各成类型，整条地带则可分为四段、四种类型：（1）草原类型：主要分布在东经140°以东各地。（2）阿拉善沙漠类型：分布在阿拉善高原地区及其北方的荒漠中。（3）居延绿洲类型：分布在弱水下游居延绿洲上。（4）黑戈壁类型：分布在居延绿洲以西到天山东端的喀尔力克山之间。
四个地段的四种类型间，并非截然不同，各地段的出土物，从样式上看互有近似、共同之处，在地段毗连的过渡地方，其出土物也具有过渡形式。这种现象表明，史前时期这整条地带虽曾分属不同部族的活动范围，但各地各族之间并非孤立隔绝，而是互有交往的。各地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反映为毗连地方出土物形式的相似。可以肯定，这条地带上的各地之间，远在史前时期必有交通路，但交通的情况却还不能得知。
二
我国古籍对西北地区有较明确的记载是由汉代起始的，《史记》与《汉书》中收有若干条关于居延道路的记事。西汉初期，居延道路在匈奴控制区中，随着汉对匈奴斗争的逐步胜利，居延道路才逐步归为汉有。因此，要了解这条路在当时的情况，就不能不概略地了解一下汉与匈奴在这片广阔地区内的斗争及其历史地理背景。
公元前2世纪，匈奴族渐趋统一，势力强大，匈奴贵族以漠北“龙庭”为中心向四方扩张、侵掠，向东南，乘秦末的混乱，侵入黄河以南的今鄂尔多斯地区，直接威胁到长安的安全；向西南，威慑天山南北各地各族；向南，则越过大漠，击走月氏族，夺占了现在的河西走廊。为了控制这片广大的土地，匈奴以白羊、楼烦二王部驻牧于鄂尔多斯地区，以休屠王部驻守河西走廊东段，并选在谷水（相当今石羊河）中游西岸修建了休屠城。据杨守敬《水经注琉》卷四十“都野泽”条下，休屠城“在今武威县北六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武威郡凉州”，休屠城在姑藏县北六十里的记述，休屠故城应在今石羊河中游某地，确址待考。以角乐得王部驻守河西走廊中段，选在弱水（今黑河）上游修建了角乐得城。《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甘州条下：“今甘州郭下张掖县，本匈奴角乐得县”。《西河旧事》云：“此地本匈奴角乐得王所居，因此名之。”浑邪王部驻守西段，以今酒泉地区为中心。对于西域，则选在位置比较适中的尉犁（今同名）设“僮仆都尉”，以控制各地并征收赋税、资财。那时位在塔里木盆地东口上的楼兰国也屈服于匈奴的暴力。
在匈奴强大的同时，汉王朝的实力也日益恢复、壮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后，凭依全国的人力、物力，开始了对西域的经营和对匈奴的斗争。汉朝在其经营西域的战略计划中，充分考虑、利用了地理条件，这在每项重要行动中都有明显的反映。武帝即位之初，首先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在于联结月氏以夹击匈奴。遣使的另一目的又在于全面了解西域情况，作为经营西域的依据。在张骞西行尚未返回之前，武帝为了不失时机，不待张骞复命就开始了驱逐匈奴、经营西域的行动。公元前127年（武帝元朔二年），汉军在卫青指挥下，自云中（今内蒙古黄河西北隅的托克托）渡河进入鄂尔多斯地区，击破匈奴白羊、楼烦两王所部，驱逐了匈奴势力，收复了秦时故地，史书把收复了的地区称为“河南地”，或“新秦中”，意思是黄河以南的地方、新收复的秦时故土。汉朝修复了秦时所筑城塞，派兵戍守，建立郡县，移民实边，逐步巩固了收复的土地，解除了长安北方的威胁。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将军霍去病率领的骑兵兵团自陇西郡（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出发，一路向西北，打通了焉耆山（相当今乌鞘岭一带），袭击了驻守在今武威地区的匈奴休屠王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当年夏季，汉军抓紧战机乘胜对河西匈奴进行了第二次攻击。这次派出的兵力较上次大为加强，一个兵团仍由霍去病指挥，另一个兵团则以合骑侯公孙敖为指挥。两军分路向河西进发，公孙敖失路未能与霍去病相配合，而霍去病兵团则再度取得了很大胜利。霍去病这次进军所选择的路线，从军事地理上看是十分合理的，《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对此有一段较完整的记载：“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上曰：骠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角乐得”。
这是一段有关居延道路东段（鄂尔多斯高原与居延绿洲之间）的最早史料，“居延”这个地名在此初见。以下即按史文考求一下此次进军的路途。
汉军出发地是北地郡，郡治在今甘肃东部环江沿岸的庆阳县与环县之间，北地郡的西北部包括今银川平原。“钧耆”不详所在。“居延”就是今内蒙西部、额济纳旗境内弱水下游的居延海绿洲。居延是匈奴地名的汉译，含义不明。《后汉书·明帝纪》在永平十六年春二月，遣耿秉出居延句下，李贤注云：“本匈奴地名也，武帝因以名县。”古代的居延盆地内有一片大湖，史书记作“居延泽”。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皆记云，泽在居延城东北。关于汉居延城故址，根据中外考古学者调查，《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所附“额济纳河流域略图”标出其址在今索果诺尔南、黑城废墟东北十余公里处。中外学者们的野外考古调查证明，居延城废墟东北确有大片盐结壳地及古河床，其地当即古居廷海所在。居延泽周围是荒漠里的一大片绿洲，注入古居延海的弱水发源于祁连山地，它像一条绿色的绸带，自南而北穿过沙漠，沿岸形成了沙漠中的天然绿色通道。从地理上看，汉军既到居延，肯定是要沿着弱水南进以攻河西走廊的匈奴。
从上引史文看，汉军经过某条道路到了居延，从居延沿弱水南进，扬武于角乐得城，取得了很大胜利，所以从居延到角乐得之间的路线是清楚的。问题是，汉军从北地郡出发后，经过哪些地点，取哪条路奔赴居延的？关于这个重要问题，史书缺乏记载，在这里必须依据一些间接记载，再参考地理条件作出分析、推断。从军事上分析，首先要注意汉军此次出征的兵力增多了，出发地改由北地郡而不是陇西，其用意很显然是要直取居延，避免沿途的战斗消耗，以保持全部力量集中攻打河西走廊的心腹部分。因此，从北地到居延的道路必然是选择穿过没有抵抗的荒漠；而且是捷近的，不是迂远的。关于这条路，史书记载了三个地点，即居延、钧耆、北地郡，遗憾的是钧耆暂不得考。在这里待推断的就是道路的东端——汉军从北地郡上路、出塞的地点。
从地理上看，北地郡的西北边境属于富平县，即现在的银川平原，按理这带地方应有汉军出塞的路口；但查《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以至更晚的古地书《水经注》，在富平县境内都未记有出塞的路口，这表明在前汉时期还不知道今贺兰山一带有路可以出塞。不但如此，就是在富平县以南的黄河沿岸（汉属安定郡），史书也不曾记有出塞道路，可见汉军的出塞路口只能从富平县向北、沿黄河西岸去寻求。
黄河自北地郡富平县向北流、进入了朔方郡内，河水向东转弯的地方是朔方郡窳浑县（大致相当今磴口县境）。《汉书·地理志》朔方郡窳浑县下记云：“窳浑，有道西北出鸡鹿塞”。这是西北三郡——安定、北地、朔方边境上唯一的西行路口，因此可以断定汉军就是从鸡鹿塞西去居延的。关于鸡鹿塞的确切位置及其出塞道路，长期以来不能肯定。1963年夏，侯仁之教授在内蒙乌兰布和沙漠进行历史地理考察，终于解决了这个疑问。据考察，窳浑县城址在今巴颜高勒市西北、沙金套海公社境内，蒙古名为“保尔浩特”，鸡鹿塞则是位在保尔浩特古城西北约20公里的一个山口，蒙古名是“哈鲁乃”山口，汉代的要塞石城至今还屹立在口旁的山崖上。出“哈鲁乃”山口向西，有路通居延绿洲，它一直被当地人所利用。
依据以上的论证可以复原霍去病的进军路线：即大军自今甘肃境内的环江沿岸出发向西北行（古萧关就在此路上），抵达富平县（今银川平原）再沿黄河北行，在朔方郡窳浑县境出鸡鹿塞，向西北穿过乌兰布和、巴丹吉林两片大沙漠，跋涉千里终达居延。目前虽还不知“钧耆”是何地，但鸡鹿塞至居延之间的行军道路即是居延道路的东段则是无疑的。这条路当然不是汉军所发现、开辟的，它乃是各地牧民经过长期探查、实践而开辟的，汉军能取此路则可能是经过调查访问、并得到当地向导的指引才办到的。
汉得河西走廊后，于其地陆续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所谓河西四郡，驻军屯垦，移民实边，开辟了通向西域的长廊。是后，汉匈之间为了争夺河西走廊，曾进行过几次斗争，居延则是争夺的重要地方。
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军通过西域远征大宛（今苏联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史记·大宛列传》在同年记有一件事：“于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这条记事反映出，汉军远征之际，为了保卫河西走廊不受匈奴的侵扰，乃于酒泉、张掖的北方建置了居延城和休屠城以保卫走廊的安全。《史记》这段文字是简略的记法，完整些说应该是建置居延城以卫酒泉，修复休屠故。城以卫武威；从现代地图上看得很清楚，居延城位在弱水下游，它直接屏蔽着酒泉，而原系匈奴休屠王所驻的休屠城则位于谷水（今石羊河）中下游，它直接屏蔽的则是武威郡。居延是酒泉、张掖郡的北方门户，而休屠则是武威郡的北方门户，匈奴不论从居延或休屠南侵，显然都可以切断河西走廊，所以汉朝在此时建置居延城、修复休屠城以加强酒泉、武威的防御，以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上引史文虽只寥寥15个字，但所记的事实却很值得注意，这是汉朝在居延地区建城设防的最早记录，它表明汉居延城废墟至今已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
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即居延筑城后两年，匈奴袭击了酒泉郡，杀了汉酒泉都尉，史书虽未明记此次匈奴军来袭的路径，但《汉书·武帝纪》接着就记载了汉朝起用前伏波将军路博德为强弩都尉，驻守居延，且增筑了“遮虏障”，这就表明了匈奴袭击酒泉果然是由居延沿弱水南来的。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发生了这样的事，颇足以说明居延作为南北通道口的重要性。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军以李陵为将，从居延塞出发北攻匈奴。李陵率步兵5000由居延出发，北行30日至浚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东端），遇到了匈奴大单于亲率的3万多骑兵围攻，两军劳逸之情既不相同，步马之势又甚悬殊，汉军乃不得不且战且引，循“龙城故道”向居延塞退却。尽管汉军向匈奴作了壮烈的斗争，但由于寡难敌众又兼途中未得到接应，终于不幸在居延塞北方百多里的地方溃没（以里程计，约略在今中蒙边界附近）。
这里要注意的是“龙城故道”，既云故道可见是由来已久的道，它是从居延到浚稽山之间的道路，向北越过浚稽山可达匈奴的“龙城”。李陵这次出兵，雄心在于直捣单于庭，所以才取此路而北。“龙城”在今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尔合林附近，然则浚稽山的位置必在“龙城故道”上，距居延有30日步行军路程的地方。《汉书·匈奴传》应劭注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所以为障蔽。”按这些条件看，浚稽山应是今杭爱山脉东端某山，山北即是鄂尔浑河上游，匈奴龙城所在，这里既被匈奴视为“障蔽”，所以单于亲率3万骑兵在此迎击李陵也就可以理解了。
除上述“龙城故道”外，在《汉书·李广苏建传》天汉二年同条下，还记有另一条行军路：“上（武帝）怒……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障，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这段史文所记的道路，大致是从居延向东，深入匈奴境内，再从“东浚稽山”向南回到阴山西段北麓基地。
两汉时期，史书中除了关于居延道上的军事记载外，也留下了和平往来的记载。《后汉书》记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北单于因为汉朝友好地送还了他的弟弟，乃派遣使者到居延塞接洽，交涉从居延路入朝事宜，但被汉朝拒绝。同书还记有，北单于又一次遣使到居延塞请入朝见，并请派大使引导，汉朝这次派遣窦固率数百骑，偕同匈奴的来使出居延塞迎接。窦固等一行人出居延塞后，途中得到了匈奴内乱的消息，乃引还。这两条记事说明，居延——龙城道在战时是军事道路，在和平时期则是友好往来之路。如上述，居延绿洲位在大漠之中，形成了东西、南北交通大路的十字路口，特别是北通龙城南卫酒泉，所以汉朝对它十分重视。武帝太初元年于此筑居延城。并派都尉驻守，其后又起用老将路博德为都尉，增筑遮虏障。几度出兵北伐都以居延为基地。为了巩固，加强这个北方基地、北方门户，汉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命令驻军屯垦，移民实边，设置管理民政的居延县，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属国都尉”，推行先进的耕作方法等等。对于这片绿洲的各种情况，不独史书有所记载，当地军政机构遗留下的大量简牍，更为我们了解此地区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以下各项就是居延历史地理情况的简单介绍。
居延地区的常住人口，据《后汉书·郡国志》记：“张掖、居延属国，户一千五百六十四，口四千七百三十三”。“居延属国”是汉代的一种行政机构，据刘昭注曰：“属国之长为属国都尉”，其职务是“主蛮夷降者”，这种机构和官制是从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2年）起设置的，设在安置外族降人的地方。居延设置“属国”，可见那里住的不仅是汉人而更多的则是匈奴及其他族降人。然则居延地区在当时是汉匈共处，其生产方式也必然是农牧交错了。
汉时居延泽是一片大湖，它位于今索果诺尔（湖）的东南方，居延城的东北，那时的弱水下游从居延城外流过注入古居延泽。居延城虽然近湖、靠河，但其周围地区在那时就已有了沙害，“居延汉简”中有一片即记述这里是“地热，多沙，冬大寒”。驻守居延的汉军是从事农垦的，因为当地多沙，所以农业要依靠引水灌溉，开渠引水就是驻屯军的一项生产任务。简文中记有“河渠卒”即开挖沟渠的兵士。简文还记有在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的一项水利工程中有1500多名兵士参加施工，可见工程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驻戍居延的兵士可以携带家属，家属总数虽无记载，但仅以“戍田卒千五百人”为基数去加以估计，其人数也不少。把戍田卒与有户籍的居民合计起来，后汉时期这里的总人口已达六七千人，与这么多人口相对应，其农垦的规模也必是不小的。前汉时期，因为这里是新建的基地、新垦的农业区，大部耕地属于军垦，所以选择此地推广过先进的耕作方法“代田”法，提高了这里的粮食产量。《汉书·食货志》记曰：“武帝末年……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中……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居延地区既有流沙之害，所以农业生产和军事工程都受到了流沙的威胁，为与沙害作斗争，简文中明记兵士的任务之一是除沙。这表明，为了保护农田不受沙壅，军事工程不受沙壅，兵士们要常常从事于除沙的劳役。从这类简文可以知道，古汉代就以大规模防沙护田了。
经过大约3个世纪的经营，东汉末年这里的人口与农垦规模都已达到了相当水平，所以在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汉朝乃把居延的行政机构级别提升为西海郡，与河西各郡并列。级别由县提升为郡，不仅反映出汉朝对此地的重视，更反映了此地区的发展。
北魏在居延的建制仍是西海郡，行政级别不变格，反映这里的人口及生产情况没有显著的变化。公元6世纪初，北方的一部分游牧民族来投北魏，北魏朝廷专门讨论了对来归者的安置问题，凉州刺史袁翻提议说，西海郡位于酒泉的北方，是北方民族的交通要冲，又是汉朝行军的故道，其地平坦、肥美宜耕，适宜于安置来归的部落。他的建议被采纳了。袁翻是当地的高级官员，了解西海郡的情况，他的这段述评表明了居延地区在交通上的重要性不衰，地理条件仍然是宜于农、牧的。
三
居延及居延道路原在匈奴之中，对于初到这片地方的汉族来说，开始时是很生疏的。汉得河西与居延后，河西走廊成了东西交通的坦途，所以尽管居延道路在汉朝领土之内，通行的人仍必很少，人们对这条路仍必比较生疏，因此，有关它的记载也就零星稀罕。总之，公元6世纪以前的居延道路仍是偏僻冷落的。
公元7世纪初，唐朝统一了全国。唐代的西方疆土更逾于汉，唐和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也比汉代更盛。“丝绸道路”虽开自汉代，而其繁荣，昌盛则在唐代。“丝绸道路”上的东西方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在盛唐时期开放出了绚丽的花朵。
盛唐时期的河西走廊比往时更加兴旺，唐朝把河西各郡改名为甘、凉，肃、瓜、沙等州，其中最西端的敦煌（沙州）则是交通中亚的门户。唐代的漠北，先后有突厥、回鹘等族活动，所以唐朝对北方门户居延仍然是重视的。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凉州条下记载，当时汉代的居延故城还在，居延故城的东北仍有居延海，唐朝选在居延水（弱水下游）两汉之间设置了“宁寇军”（军事机构）以统领当地的军务，“管兵一千七百人，马五百匹”。从宁寇军向北千余里，有路通往“回鹘衙帐”，可见这里的南北通路基本与汉代相同。
在河西走廊畅通之时，居延道路并不为旅行者所重视，天宝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公元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吐蕃贵族们乘中原战乱，唐朝无暇西顾之机，夺占了河西各州，切断了西域与长安间的联系。在河西路断的艰难时期，居延道路就成了避开河西吐蕃势力，代替河西走廊，联系西域与长安的捷径。以下两事即发生在这种情况下。
唐朝在西域原设有北庭、安息两节度，前者驻今乌鲁木齐东北之吉木萨尔，后者驻今库车。河西路断后，两镇为与长安联系曾几度遣使东来，但都未得达，后来他们乃假道于北方的回鹘，穿过沙漠才到达长安。他们所假的路，当时通称为“回鹘路”。（《册府元龟》卷九九四，外臣部、备御七：会昌三年，“赵蕃奏，黠嘎斯攻安西北庭都护府，宜出兵应援。李德裕奏曰：据地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时向西路自河西陇右出玉门关……自艰难以后，河陇尽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鹘路去”）。须要知道，那时河西走廊各州以北的广大地区，即今北山以东的阿拉善高原，都属于回鹘范围。
吐蕃占据河西不久，敦煌唐人张义潮等骤众起义，驱逐吐蕃，首先在瓜、沙二州内恢复了唐政权。为与长安联系，他们派出军校10人，每人携一大棒，把表文填入棒内，从瓜州向东北走，穿过大漠直到天德城才与朝廷取得了联系。张义潮起义事在宣宗统治时期，其时天德城的位置在今包头市西北方的大佘太（安北）一带，然则从瓜州到天德城间经过了哪些地点？对这个问题，《新唐书·地理志》瓜州条下有一段可贵的记载：“晋昌……东北有合河镇，又百二十里有百帐守捉，又东百五十里有豹文山守捉，又七里至宁寇军与甘州路合。”晋昌县城就是瓜州的治所，从晋昌有路向东北，经过合河镇（不明所在），百帐（不明）、豹文山（不明），就抵达位于居延水两汊之间的宁寇军了。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从瓜州向东北有路通达居延地区。“守捉”是唐朝设在边防地带的第三级军事单位，沿途设有守捉，可见这条路是重要的。既然瓜州东去天德军的路要经过居延，那么从西方北庭都护府去天德军的道路岂不也可以经过居延吗，经过居延再趋天德军岂不是很合理的吗？遗憾的是，在唐代史书中尚未发现这类记载。非常可能，唐人所谓的回鹘路也就是居延道路。
四
从公元前1世纪（西汉武帝时）到公元后10世纪（宋、辽、西夏对立时期）的1000多年间，史书所记有关居延道路的情况屈指可数，其中只有行军，通使的记事，没有商队往来、商品交流的迹象。推究其故，主要是居延道路沿线各地的生产水平，尚未达到商品长途交流的程度。公元10世纪，沿线各地的政治、经济地理情势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新局面。在新的形势下，居延道路上的交通也有了新的进展。
大约从公元9世纪50年代起（唐会昌年间），漠北的回鹘各部大举南移，分别进入了河西走廊与天山南北各地，各部各自建国，不相统属，其中以甘州回鹘及西州（高昌）回鹘为最强。回鹘各部既扼据交通要地，乃利用地理之便从事东西贸易，因而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东西贸易都和回鹘商人有关。
在东北方的松辽平原上，先后在今牡丹江流域出现了渤海国，在辽河上游出现了契丹国。公元10世纪后，契丹日益强大，向南侵占了“燕云十六州”，向东征服了渤海与高丽等国，向西征服了阴山以西大漠中各部，建都于临潢（今辽宁西部、巴林左旗附近），后改国号为辽。
宋代的北方和西北方疆土远逊于汉、唐，其中西北边的河西、灵州（今银川平原）、夏州以北各地都被西夏所据，北方为辽所据，黄河流域陷于宋、辽、西夏对立的局面。居延道路上的交通和这种政治局面是密切相关的。在这期间，居延道路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是公元981至公元983年间宋使团的往返，一是公元1122年一支辽军的远征。
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西域高昌国（今吐鲁番）遣使到开封通好，宋朝派遣了以王延德为首的使团去高昌答聘，他们往返行程“三万里”，历时两年，归国时仍循旧路，还偕带来了高昌使团百多人。王延德提出了出使报告——“西州纪程”（《宋史》卷三○九《王延德传》）。在报告里，较详细地记载了所经各地的情况，它是居延道路上一份完整的、珍贵的旅行记。对它，前人已有不少研究，兹按原文复原一下居延道路。
王延德行记是从夏州记起的。夏州乃沿用唐名，宋人乐史所编的《太平寰宇记》卷三七对它有简要的介绍。宋夏州城就是公元5世纪赫连勃勃下令修筑的“统万城”，其址在今内蒙伊克昭盟乌审旗境内红柳河北岸，当地今称之为“白城子”。夏州自古就是交通要地，早在唐代从夏州向西北经过宥州（“经略军”，大致在今鄂托克旗乌兰巴拉嘎苏镇地区），就有一条重要的驿路通达天德军（今大佘太）。王延德西使不经河西走廊而出夏州，是因为当时西北道路已被吐蕃隔断，河西走廊尚被回鹘所据的缘故。
王（或作玉）亭镇在夏州城北不远，当时是夏州北方的防御性据点。黄羊平不明所指。在这片地方，王延德曾记说有沙，估计和现在的地理景象相似。重要的问题是，王延德一行在何处渡过黄河的。按地理条件分析，唐代早有驿路通向天德军，此时驿馆虽废但驿路必仍存，宋人依循唐人旧路而西北行是事理之常。而且，要从黄河河套以内去西北，必须在河套西北角渡河，从地理上看这是没有疑问的。再者，他们绝不可能是从银川平原、贺兰山一带渡河西去的，因为当时的政局不允许他们这样走，而且在行记中完全没有银川平原的迹象。剩下的、唯一合理的推断是：使者们在黄河西北角今海勃湾——磴口之间某地渡河，渡河后即进入了“六窠沙”，即今之乌兰布和沙漠。再西即越过了“楼子山”，相当今狼山的南端，楼子山隘道很可能就是汉代的鸡鹿塞道（今之哈鲁乃山口）。
越过楼子山向西，又进入了沙漠，其东部即今亚玛雷克沙漠，其西部即今巴丹吉林沙漠。在沙漠中他们步步西行，方向显然是趋赴居延的。途中经过了几个部落所住的绿洲，相当今之何地都不可考。经过沙漠长途旅行之后，遇到了一条大河即合罗川。合罗川是沿用唐名，初唐时编辑的地理书《括地志》卷八记云：弱水又名合黎水，亦名张掖河。合黎水是少数民族称呼的汉译，音与合罗川相似。另外，在唐、宋的文牍中则都使用合罗川这个名称。《全唐文》卷七○七，《李德裕代刘沔与回鹘宰相书》：“（前略）踏步合祖云，纥斯即移就合罗川，居回鹘旧国，兼以得安西，北庭、达怛等五部落。”可见合罗川是回鹘旧居之地，西通安西、北庭。《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回鹘》（中华书局影印本第八册，第七七一四页）：“雍熙四年八月，合罗川回鹘第四次太子，遣使来贡鍮石。”可见合罗川回鹘与宋有交往，其交通路当必即王延德出使之路。），它就是今之弱水。晚唐以来，合罗川（弱水）沿岸直到甘州都是回鹘居住之区，唐朝又曾把公主嫁给回鹘可汗为可教，所以在合罗川下游沿岸有唐公主所居之城是可以理解的。王延德在这里没有提到居延泽，也没有提到汉居廷故城或唐宁寇军故城，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渡河庶在汉、唐故城以南的关系。至于“黑城”（遗址在今额济纳旗境内），乃是西夏的“威福军”城，王延德过此时尚未建置。合罗川以西的“马山”，不论从名称上看或从地理上看，都指的是现在的马鬃山，这里一向是东西交通必经之地（王延德记的是山名，不是现在又名马鬃山镇的公婆泉）。
其次的“格罗美源”，按所记是一片浩瀚的大湖。从路程看，它位于马鬃山与伊州（哈密）之间，从地理上看，这带地区内只有巴里坤湖可以相当。巴里坤湖位于博格达山脉北麓，古代匈奴名是蒲类海或婆悉海，海至博格达山之间素称沃衍，汉代从酒泉出兵击匈奴于天山即过此地，汉、唐从酒泉至此皆有行军故道，王延德一行由马鬃山至此，依循的正是汉、唐故道。从此越山而南就是伊州（哈密）。
伊州以西，循今博格达山脉南麓通往高昌的路，是众所周知的老路，这里不再赘述。
通读王延德行记，可以看出他们所走的路，正是出古鸡鹿塞，趋居延，再趋马鬃山，经巴里坤湖至伊州，由伊州而西终抵高昌。这条穿过沙漠、大致于河西走廊平行的东西大路，本是汉唐以来的故道，也即居延道路。王延德虽是这条路上晚来的旅客，但却是第一个留下了全程旅行记的旅行家。这份报告是很珍贵的古代居延道路记录，其丰富内容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据史书所记，王延德西使是为了答聘，可见先来的是高昌使团。史书又记：王延德等“与其谢使凡百余人，复循旧路而还”。可见高昌与宋的使团已经几次往返在这条路上。还有史料表明，不独西域的使者，还有从天竺来的僧人，也是经过这条路到开封来的。《宋史·外国传·天竺》：“又有婆罗门僧永世与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师。永世自云……其国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从西州（高昌）经夏州而至开封，其路显然也是高昌使团和王延德使团所走的路。经商的合罗川回鹘人当然也走此路。这些事实证明了，这时期的居延道路已经不冷僻了，已经成了东西方旅行者常用的路。
百多年后，史书又记载了一宗居延路上军队长征的事。辽代末年，首都析津府（今北京）被金兵所困，辽天祚帝逃避金兵于“夹山”，皇族耶律大石见大势已去，又与夭祚帝不合，乃率一支部队宵遁，另谋出路。关于耶律大石西征并建西辽国于中亚一事，中外学者多有研究，这里依据《辽史·天祚纪附大石》的史文，考求一下他的行军路线。《辽史·天祚纪附大石》记曰：“……大石不自安……率铁骑二百宵遁，北行三日过黑水，见白达达详稳床古儿，床古儿献马四百、驼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明年二月甲午……整旅而西。先遗书回鹘王毕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是与尔国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兵行万里……至寻思干（下略）。”
大石出发的地点是夹山。按《金史·地理志》，夹山在其西京路云内州柔服县境。柔服即今山西省朔县。从地形看，夹山指的是今桑干河上游、管岑山与恒山之间的盆地。从夹山向西北急行三日所过的黑水，即今呼和浩特市南方的大黑河。大石过黑水后，在今呼和浩特平原某地，得到了一批牲畜，继续西行。
可敦城，是唐代突厥某可汗为其妃（突厥语为可敦）修筑的居城。《辽史·地理志》西京道云内州下记说：唐中受降城附近有可敦城，唐中受降城略在今包头市附近。史文说，大石“至可敦城，驻北寇都护府”，这是误记。唐代的北庭都护府远在今新疆吉木萨尔，与此处的可敦城无关。查唐代地理书，安北都护府后期曾设在中受降城附近的可敦城，《辽史》所记与唐代所记恰合。唐安北都护府是当地最高军政机构，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影响大而印象深，所以《辽史》记可敦城而兼及都护府。遗憾的是辽史编者误把安北记作了北庭。正确记法应是“至可敦城，驻安北都护府”。其地应在今包头市附近。
大石在今包头附近聚集力量作了准备后，翌年乃振旅而西，其路途当然是沿黄河北岸西行，取捷径，出古鸡鹿塞隘道，直奔居延。为了假道，先期送信给甘州回鹘王，请求假道西行，其时的居延绿洲、合罗川沿岸都在甘州回鹘区内，倘非经过居延则何须假道？既是假道也必无迂回向南进入甘州之理，所以应该肯定，大石西行也是经过合罗川下游的。自居延向西，经过今马鬃山、巴里坤湖（王延德所记的“格罗美源”），再傍天山北麓向西，有一条通向中亚的大道，这里不作介绍。大石即循此路，兵行万里，远至中亚寻思干（今撒马尔罕），终于建立了“西辽国”。大石的长征，再一次反映了此时期居延道路的情况。
五
公元11世纪至12世纪之间，黄河中下游地区处于宋、辽，西夏对立的局面，各国之间的边禁还是很严的，政治往来当然受严格控制，即使是商业往来也要受到盘剥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辽国首都上京临潢府（今辽宁省西部巴林左旗，即林东），与西域各国特别是高昌之间却有着商业往来，其交通路的一大段也是利用居延道路。
据《辽史·食货志》记载，辽政府为了广收对外贸易之利，曾在几个地点设置过国际贸易关口，名为“互市”：对宋的设在雄州（今河北雄县），对高丽和东方各部的设在渤海（今牡丹江上游的东京城废墟），对西域各国的则设在高昌。
关于高昌以及龟兹、于阗等西域诸国对契丹的贸易情况，《契丹国志》（卷二一、二六）里有不少记载：高昌等国每3年到契丹来进行一次交易，他们的使团（实质是商队）每次多达400人，带来的商品有珠、玉、琥珀、犀角、乳香、皮革、细毛织品等等，契丹付给他们的代价至少也不下于40万贯钱。西域高昌等国送来的商品都是昂贵、精美，宜于长途贩运的东西，其中引人注意的是珠、犀角、琥珀、乳香等物。这几种商品都不产于西域，琥珀原产于北欧波罗的海南岸，珍珠产自波斯湾沿岸，乳香产自南阿拉伯，犀角则产自非洲。这些都是“丝绸道路”上的传统商品，经过高昌等国的居中贩卖而来到契丹。高昌是契丹在西域的外贸中心，那么在契丹境内的外贸中心是何地，据《辽史·地理志》上京条下记：“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即是说，回鹘商人留居临潢者甚多，辽政府特地在南门之东划定了专区，供他们居住。所说回鹘不但包括西州回鹘（即高昌），还包括甘州等地的回鹘。这表明了上京临潢是对高昌等西域各国的贸易中心。
上述情况表明，西域与契丹临潢之间的商业交往是经常的，使团规模相当大而携来的货物也相当多。除此之外，双方当然还有政治联系，使团往来。前引的王延德“西州纪程”记有一件事，王延德在高昌期间，契丹使者也来到了高昌，契丹使臣曾在高昌王前挑拨离间宋与高昌的关系，王延德得知后，向高昌王揭露了契丹使臣的阴谋，且愤然欲杀之，高昌王固劝方止。这只是使团间斗争的一次记载。此外，契丹与高昌、甘州回鹘间的政治互访当然还有多次。据王日蔚先生《契丹与回鹘关系考》《禹贡》第四卷第八期文中讲，11世纪和12世纪间，各地回鹘使团来临潢者多达64次，平均每三年半一次。这个统计与前引《契丹国志》的记载是基本一致的。
上述那样规模的，频频的政治与商业来往，取的是哪条道路，史文虽缺乏直接记载，但从政局和地理两个因素却可做出可靠的推断。从政局看，那样规模的来往显然不可能穿过西夏领土，史书中有记载说西夏是拒绝使者过境的，它只能选择一条不经西夏而直达的路。从地理上看，当时阴山以西直到居延地区的漫衍地区，基本是在契丹势力范围内，也即是说，自居延而东就进入了契丹势力范围，阴山以东则是契丹的直辖领土。然则高昌国使团循居延道路东来，到狼山南端（古鸡鹿塞外），不入古鸡鹿塞而转向东北，即可直趋临潢，岂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他们既然可以循此路去宋，当然也可以循此路去临潢，道路的分歧点就在狼山南端，古鸡鹿塞（哈鲁乃山口）外。至于甘州回鹘人去临潢的道路，那当然是要从居延东行，再转东北趋向临潢。总之，西域、甘州各地回鹘与契丹首都临潢间的联系是利用居延道路进行的。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间，居延道路上不但有军事交通，更值得重视的是有了频繁的政治，经济交通，它已不是一条冷僻的道路，而是一条频被利用的、兴旺起来的道路了。
结束语
我国西北部的阿拉善高原上是一片辽阔的荒漠、半荒漠，东连阴山，河套（鄂尔多斯），西接天山，北通蒙古人民共和国，南达祁连山地，而居延绿洲则略位在这片广阔干旱区的中心。在古代，东西横穿大漠、南北纵贯大漠的古道，都交会于居延，以居延为其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街头”，以及东西，南北交通干线，在历史时期曾起过相当的作用，本文只是对它作了个初步介绍，不少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从当时的形势看，古代交通以役畜为工具，深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所以通过居延的南北道路曾以弱水为绿廊，直到19世纪末，俄国的探险队还是取此路进入我国甘肃、青海等地从事窥探活动。时至今日，交通手段大大前进了，这条弱永绿廊是否还有和平，友好交通的价值，在军事上是否也有防御的价值，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居延绿洲东接阴山、河套，西连天山南北，我国东部与西部之间虽以河西走廊为坦途，但居延道路既与河西走廊平行，又直捷穿过阿拉善高原而联系着东西两大部，直到现在仍为当地群众所利用，那么，随着东西部地区生产的空前发展，居延道路是否会发挥它的新作用、为东西交通作出新贡献，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注：本文作者王北辰，1921年生，北京大学地理系，从事历史地理教学与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