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那音太
蒙古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她繁衍在塞北大漠高原，与黄河中、下游之华夏民族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早从公元2世纪或更早的石器时代，北方各氏族、部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亦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至13世纪初期，史称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使蒙古民族迅速地从奴隶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元帝国的民族大融合，以及在全国各地开发通运、设置站赤（驿站），使塞北与中原间的经济关系、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得到空前的发展。到了明、清至民国时期，蒙古人南下的各种交往，在较固定的路线上进行。这些路线自东至西主要有四条：第一条为张家口赴库伦商路，即张库大道（俗称西路）和张库电信路、牛车路、邮政路四路；第二条为归绥至外蒙古古商路，即止于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前营路和后营路，止于库伦的大西路、电信路与公主路五路；第三条为包头至库伦商道；第四条为西蒙驼道。在清、民时期，上述路线的贸易十分繁盛，仅张家口一地，在咸丰十年（1860年）至民国7年（1918年）这近60年的时间里，尽管是以牛车和骆驼为运输工具，每年贸易额已有口秤1.2亿万两之巨。民国7年通行汽车后，商业更加繁荣，进出口贸易额达3亿元，至鼎盛之点。
西蒙，也称之为“西套蒙古”，范围大致在阿拉善和硕特和额济纳土尔扈特两旗地区。西蒙驼道，以阿拉善首邑定远营至外蒙古古库伦和额济纳旗府达来库布至库伦这两条路线为主，其路线主要用于外蒙古人与西蒙两旗及甘（主要是河西走廊）、宁、陕地区各族人民进行各种商务活动，还用于外蒙古西南各部蒙古人南下进入青海西宁或西藏拉萨甚而出境达印度等南亚国家进行宗教活动。西蒙与外蒙古，与其他蒙古部族一样，历为一个蒙古宗系，然而，这大统一的蒙古又为何有东、西、南、北、内、外之划分呢？其伺西蒙地区北向道路的具体，情形又是如何呢？下面我们即从一些有关情形的分析入手，予以粗浅的解答。
一、蒙古族之族源
我国奴隶社会瓦解和封建社会雏兴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蒙古高原至中亚内陆的干燥地区，有匈奴、东胡等民族繁衍、生息着，他们被统称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在广阔的大草原上，他们为觅求良好牧场而常此移动游牧，这种逐水草而迁徙，随季节而游牧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的人口和牲畜都经常处于游离状态，是在“动”的基础上求得生存和发展，成为人畜并重，人随畜迁的“行国”。这样部落与部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经常出现时而分化时而融合的局面，各部落及各民族亦随之时兴时衰。以后一举登上历史舞台的蒙古民族，其民族源流不但同古代北方各族的繁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其本身就是这种各部落及各民族盛衰兴亡、分化融合历史过程中的必然结果。
长期以来，对于蒙古民族的族源，有关史籍中的记载以及许多中外蒙古史家都有种种说法，并争论不已，总括诸论，主要有匈奴说、突厥说、吐蕃说、东胡说四种。据国内外学者论证，主张匈奴说者，有如国内之方壮猷先生从语言学方面的比较，著《匈奴语言考》，另外佟柱臣《匈奴西迁与欧洲民族之移动》和黄文弼《古代匈奴民族之研究》也有此说；在国外，日本白鸟库吉的《蒙古民族起源考》（何健民中译本名为《匈奴民族考》），俄国俾丘林的《古代中亚各族史料汇集》，蒙古人民共和国策·道尔吉苏荣的《北匈奴的故墓》和纳·业喜扎木苏的《匈奴之起源及其社会制度》等，也都是坚持匈奴说法。主张突厥说的有宋人孟琦著《蒙鞑备录》，有“元史一骄子”洪钧，有法国的多桑著《多桑蒙古史》等。主张吐蕃说者，有清初的小砌辰萨囊台吉著名著《蒙古源流》，还有明末成书，为无名氏所著的《蒙古黄金史》等。除上述几种说法外，东胡说，较有论证的说服力，成为主流说。
东胡，是原居于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一个古代民族，因在匈奴以东，称为东胡。《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记载：胡众部以牧为生，各自举酋长，氏族融为部落联盟，尚未形成国家政权。又说：紧联室韦与蒙古族源之看法是确切的。东胡约跟匈奴同时存在，在今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和老哈河流域游牧，包括众多族属相同，地域相连，习俗相似，语言相近，而名号不一的大大小小部落，主要有乌桓、鲜卑、契丹、室韦等。在两汉、三国、两晋时期，乌桓、鲜卑活动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地区，南北朝、隋、唐时期，这里有室韦等活动。唐代室韦部落众多，“蒙兀室韦”即是其中之一。唐代蒙兀部就在额尔古纳河流域活动。约公元7世纪，蒙兀部西移，逐步进入克鲁伦河、土拉河和鄂嫩河的上游地区，但强大的另一支仍然留居呼伦贝尔，后来之成吉思汗部众的发展壮大也在这一带。所以，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是蒙古族的发祥地。语言上，蒙古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东胡人的语言乃是古老的阿尔泰语系语言，而鲜卑、室韦、契丹人的语言，具有一脉相承的遗传关系。研究匈奴语、东胡语及丁零语的马长寿先生在《北狄匈奴》里总结说：“东胡语族的后裔包括各个不同时期的乌桓、鲜卑语族，契丹语族，蒙古语族等等”。蒙古族学者亦邻真在《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源》一文里形象生动地比喻说：“如果把东胡后裔诸语言比作一棵古树，那么可以说树干和好多枝梢都已枯死了，只留下个别树枝移植在新的土壤上，又长出了新的树干和枝梢，形成了现代蒙古语。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东胡后裔诸语言就是古代蒙古语”。另外，对《宋书·谷浑传》《北史》《元和郡县志》等书中的一些词语的考证，以及内蒙古大学语文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部分研究成果也都证明了这一点。一些考古资料还证明，东胡人属于蒙古人种，鲜卑、乌桓、契丹人的发式、体形、相貌与蒙古人相近，生活习俗及葬式也相近。如“蒙古包”的制形即同东胡后裔相近。《魏书》云乌桓人“以穹庐为宅”，《北史》载吐谷浑人“庐帐而居”，《南齐书》称柔然人“所居为穹庐毡帐”。由此可知，蒙古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各种民族成分，既有被融合了的古匈奴人成分，又有曾“威服塞外诸族”的突厥人后裔，更有近亲东胡系统的诸后裔，是由我国古代北方各族混血形成的。但形成蒙古族的核心还是蒙古族部，其祖源为东胡族。
对于“蒙古”名称，《辞海》上解释说：“蒙古，民族名，最初出现于唐代记载，称‘蒙兀室韦’。两宋、辽、金时，史籍上有‘萌古’，‘朦骨’，‘蒙古里’等不同的汉字音译。初居额尔古纳河流域，后逐渐向西发展到鄂嫩、克鲁伦、图拉三河上游肯特山一带。13世纪初年，蒙古部的首领成吉思汗统一了大漠南北各部落，建立了统一的蒙古汗国”。“蒙古”在史籍《旧唐书·北狄传》里称为“蒙兀室韦”，在《新唐书·室韦传》里称为“蒙瓦室韦”，《宋史》称分“盲骨子”，《辽史》称为“梅古悉”，《契丹国志》叫“蒙古里”，《大金国志》为“朦骨”，《元朝秘史》称“忙豁勒”，王国维《观堂集林》称为“萌古”等等。“蒙古”一词则出自《元史》和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之中。
“蒙古”一词的意义，众说不一，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云：“黑鞑之国，号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鞑语谓银曰蒙古。女贞名其国曰大金，故鞑人名其国曰大银”。拉斯德《史集》说：蒙古是“质朴无力”的意思。《多桑蒙古史》云：“蒙古云者，犹言简朴而孱弱也”。博明《蒙古世系谱》云：“先是国号必达，至是（铁木真称成吉思汗时，质言之，即1206年）始称蒙古，以其剿定诸国，故曰蒙，取居中驭外之义，故曰古”。俄国史密特说：蒙古是“勇悍、朦昧、愚暗”的意思。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注释曰：“故蒙古云者，即长生（或水恒）的部族之意”。还有杜燕山、曾汉珠、张海峰在《亚洲各国国名的由来》一文里说：蒙古“其名来于蒙古族名即勇猛的人，加上地名接尾词而成，意思是勇猛民族之国”。另外，樊保良先生在《蒙古族族源述略》里论证说：道润梯步的注释“从训诂、释义方面，似有一定道理，含意也较吉祥、美好。mongne（长生）gal（炉火），因语言和谐律的支配，而变为monggol（蒙古）。此可谓：炉火长存，炊烟四起，人畜兴旺，民族永生”。由此看来，“蒙古”释意，诸说纷纭，究竟何说为是呢？从蒙古东胡说看，蒙古之前身非是弱族，也无异族奴役的历史实事，其在古代北方民族中一直占有强大势力，这是后来统一北方各族的基础所在。从其特性与技能看，《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禽为生并；急则人习战攻侵伐……利则进，不利则退”。蒙古人性硬骠悍，善骑射，有古“斯巴达”风；乘驼驰马，虽孺妇亦甚精熟，故有“骑马民族”性格，又有特别之侦察绝技（若追踪技术，即如飞禽野兽家畜所过之地，留有足趾痕迹，只略加察看，便能辨其为何种动物，即是时过十余日，如无极大风雨淹没，终能按图索骥，侦得踪迹）；年轻蒙古人，身壮力强，常以勇力决斗为嬉。至成吉思汗统一的蒙古族形成后，大规模的战争事实，更无法论证“蒙古”是无力、孱弱者。从意识形态方面看，若无超群之智慧和才能，也不可能战胜优秀文化的其他民族。其道润梯步和《亚洲各国国名由来》一文及樊保良先生的论证接近历史事实和蒙古族的性能特点。其余学者的几种说法，不晓所执何据，尚难置信。总之，蒙古民族的历史研究由于政治政策的束缚和许多人的忌心忧虑，尚在空白境地。研究北方诸族及后来形成的蒙古族的历史，必须与南方之发达的华夏民族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求得完整的答案。在历史的进程中，南北民族共同繁衍，相互来往，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东方文化。
二、民族大融合
我国古代北方诸族，与早已固定下来的长城以南的汉族（以中原为中心）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汉族则为长期以来混杂溶合各少数民族血缘的民族共同体。北方游牧民族为得到日常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铁制工具、谷物、布匹和工艺杂品，都必须与中原农耕社会汉族建立“愿以所有，易其所无”的密切交往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牧歌放羊常此欢乐，亦非一帆风顺常此相易，他们之间时而友好融合，时而各居所割，时而刀血交锋。古代时期，自北方民族强盛以来，蒙古高原上的阴山、鄂尔多斯草原的沃野不仅是这些民族游牧军事政权的大本营，也是他们强渡黄河，进入中原地区的跳板，成为历史上中原与北方民族之间争夺利益的古战场。《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翦伯赞（1898年～1968年）说：“汉族如果要排除从西北方面袭来的游牧民族的威胁，也必须守住阴山的峪口，否则这些骑马的民族就会越过鄂尔多斯沙漠，进入汉族居住区的心脏地带”。在战国时期，匈奴统治者为了满足其更高水平的物质精神享受需要，经常出没在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北部一带，发动武装掠夺，使燕、赵、秦诸国北部边城受到侵扰。《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提出实行“胡服骑射”的主张，就是采取了学习胡人特长来制服匈奴等“胡人”的决策。秦始皇统一中原后，派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夺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鄂尔多斯一带）。西汉初年，匈奴奴隶主势力空前强大起来，又发动以掠夺财物为主要目的的战争，极大地威胁着汉朝。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率兵出击匈奴，经平城白登山之战，因双方势力巨差，便改取了“关市”，“和亲”政策。文帝刘恒时，企图以“万里长城”隔绝内外。这在《汉书·匈奴传》里记为：“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语言不同”。“夷狄之人，贪而好利”。“来则征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对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抱以歧视态度，企图关闭经济文化交流之门。这样汉匈关系便时弛时张。元光二年（公元前113年），汉匈关系恶化，武帝刘彻派卫青、霍去病兵伐匈奴，迁民屯田；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再次兵击匈奴，打通河西咽喉；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又派强弩将军路博德屯军居延海（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并在南起酒泉，北至居延的弱水（今额济纳河）流域构筑一系列城、障、亭、燧，称为“遮虏障”或“居延塞”。以后汉匈关系改善，和亲通关市。
西汉后期以后，匈奴内部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战败出走，与汉族联合，共同杂居，而北匈奴控制西域诸族，继续与东汉和南匈奴武装对立。于是永元一年至永元三年（公元89年～公元91年），汉和帝刘肇派大将窦宪、耿秉、耿夔等与南匈奴单于联军三次大伐北匈奴，北匈奴彻底瓦解，率余西逃。乘匈奴内裂和北匈奴西迁之机，东胡族崛起的鲜卑拓跋部落占据蒙古高原。后拓跋圭建立了政权，即民族大融和的北魏。在魏晋南北朝时，有许多民族杂居内地，绝大部分融化在中原汉族之中。隋未，朝廷腐败，豪阀角逐，农民起义大规模爆发，为了逃避战乱兵祸，中原地区的很多汉族人民迁徙到北方突厥地区。以后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求得突厥援助，唐朝与突厥关系日密。贞观至开元年间，突厥内裂东西汗部，东部灭亡，其部落降唐，太宗李世民，收其居于内地，对突厥酋首，朝内封官，渐渐改俗，同汉族融为一体。武则天又加强西域联系，设立“都护府”。在这一时期，唐王朝廷许多文武大臣，来自突厥、回纥、契丹和西域诸族。后来之“安史之乱”，朝廷兵困，用重酬招来回纥兵，才得平息。五代十国、宋、辽、金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相当复杂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各民族呈时战时和局面；又有北方契丹、女贞、党项、回纥诸半农半牧民族大量迁进中原与汉族交插定居，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同时，中原地区的大批汉族工匠和农民迁居到女贞地区，长期与共，渐从胡俗，又融变为女贞。
12世纪初，蒙古族崛起额尔古纳河流域，他们主要经营粗犷的游牧、狩猎并生产。在10世纪左右，蒙古人和中原汉族，和吐蕃及西域诸族的商人用牲畜、毛皮换取绢帛、铁器。《契丹国志》记载：蒙古人“唯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12世纪后，中原铁制器皿和钱币流入蒙古地区，蒙古人用以改制为生产工具和武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众部后，举兵大伐南方，铁踏中原地区，兼并南宋，给中原地区汉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使内地生产和经济处于停滞和倒退状态，如此长达半个世纪左右。元世祖忽必烈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行劝农屯垦，修整水利，清理土地，建立村屯，整顿户口等，这对恢复和发展中原地区农业、手工业生产，也对加强蒙古族与中原汉族之间长期形成的以经济为基础的相互依存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元朝的大统一，无论在疆域，还是在民族种类上，都达到中国历史上最大融合程度，今日中华各民族即在其时基本定形。元朝为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了广泛的道路，其遍设站赤（驿站），“通达边情，宣布号令”。蒙古地区生产的牲畜；毛皮等输送到中原地区，对中原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发展提供了资源，蒙古人换回布帛、粮食、手工业产品和各种生产工具，许多汉、回商人深入蒙古草原腹地进行以商业贸易为主的经济交流活动，也促进了蒙古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据有关史籍记载：13世纪初，蒙古漠北高原上的哈尔和林一带和克鲁伦河流域，兴修水利灌溉，耕种粮田，有蒙汉杂居的居民屯落，农业、手工业生产得之发展。但是到元朝末年，由于蒙古统治者制造民族隔阂，挑拨民族矛盾，引起各民族人民的强烈反抗，终于导致了其自身的崩溃灭亡。元灭后，蒙古人回到了自己的草原、山区。又由于明朝统治者对蒙古封建主不断进行征伐战争和蒙古内部长期进行自相争夺雄长的战争，使蒙古社会更趋衰落。在博·雅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里说：“蒙古彼此劫掠，他们并劫掠其邻近的游牧民和定居民。掠夺性的袭击已成为正常的职业”。从前蒙古地区与中原所保持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系，在烽烟相继，战马频嘶之中完全停顿了。商路荒废，商旅往来绝迹，居住蒙古地区的工匠、农民完全消失。从前的关市、交易点被匪盗占据。蒙古人为了获得必需的生产和生活用品所进行冒险掠夺战争，往往要付出巨大的残酷的血的代价。蒙古社会的这种动荡不安，分裂割据，民不聊生的局面，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这是蒙古民族形成以来，第一次的大衰落，也是第一次与中原汉族的大割据。至16世纪初，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高原，社会局面相对安定，生产得以恢复。16世纪中期，达延汗之孙俺答汗即位后，率部强居今阴山南麓、鄂尔多斯、呼和浩特等地区，组织蒙古人向内地农耕居地区移牧。在经济上又以各种形式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中原汉族进行商品交换，主动招纳破产流亡的汉族农民和手工业者迁来定居，号召牧民学习耕作技术。这样明、蒙封建主关系得到改善，双方通贡互市，进行贸易，从而促进了蒙汉两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逐渐形成民族融合的新局面。明末，朝廷腐败，中原内乱，内地为生活所迫的汉族人民和反抗封建统治者残酷压迫而起义失败的农民军，因“草地自在好过”，投奔俺答汗诸部者数达千万计。王琼《北虏事迹》中说：“升板筑墙，盖屋以居，乃呼为板升，有众十余万。南至边墙（明长城），北至青山（阴山），东至威宁海（今察右前旗黄旗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陂溪涧之险，耕种市廛，花柳疏圃，与中国（内地）无异”。内地迁来之大批汉人和广大蒙古牧民一道，从事蒙古社会生产，这些汉人亦逐渐学习蒙人习尚风俗，与蒙古族人融化一起，被称为“汉夷”。
北方诸族与中原汉族之间以经济交流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各种往来关系，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各民族之间的彼此吸收、融合、同化便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关系。而从北方不断输进的大量的牛、马、驼、驴、骡、羊和其他各种土特产物，为汉族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也为其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畜动力。许多具有优良传统的独特的游牧民族文化，也丰富于中原文化的宝库。同时，中原输入北方地区的粮食、布帛、茶叶、铁器、手工业产品及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对改善游牧民族的物质生活，提高其文明程度，促进其生产力，发展其社会经济，又具有重要的意义。
1664年，清军在蒙古各部和汉军八旗从征的配合下，兵进山海关，攻占北京，窃夺于农民起义军的胜利果实，一举定得天下，建立于以满、蒙、汉封建主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的大清帝国。清王在入关初期，推行“圈地”、“剃发”、屠城等野蛮政策，引起了汉族人民强烈反抗。统治者为防止满族被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原汉族自然同化，曾屡次下令：禁止满洲人学汉人装束，禁止满洲人和汉人通婚，禁止各省的八旗驻军和汉人杂居，禁止满洲人经商和务农。同时，为防止蒙古东移和汉族农民前往垦土耕种，将东北视为“祖宗发祥之根本重地”，实行封禁政策。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可以征服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中国各少数民族成为统治者时期的历史无不如此。
蒙古发源及中国各民族的融合史说明，蒙古民族的历史在兴而落、分而合中得到了发展。自元灭以后，蒙古民族经历了自己最艰难的历史时期，达延汗统一后，蒙古社会重新兴旺起来。到明末清初时，蒙古再次内讧，以蒙古大漠为天然界线分裂为漠北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带）、漠南蒙古（今内蒙古阴山以南地区）、漠西蒙古（卫拉特蒙古部）和青海蒙古等，基本定形至今日的模样。今又把内蒙古从方言和地理环境的不同上分称为“东北蒙古”和“西北蒙古”等。清朝初期，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与清朝都有一定联系。当时，漠北蒙古分成三部：土谢图汗部，居住在土拉河流域；车臣汗部，居住在东部克鲁伦河流域；札萨克图汗部，居住在杭爱山西麓。后金（清）天聪（爱新觉罗皇太极）九年（1635年），车臣汗硕垒向皇太极“上书通好，贡驼马”，崇德元年（1636年，是年改国号为清）以后，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也“相继至”。崇德三年（1638年），土谢图汗、车臣汗向皇太极贡驼、马等。《喀尔喀内属述略》记载：皇太极下诏“岁贡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之贡，以为常，他物毋入献”。漠西卫拉特是明代瓦剌的后裔，明末清初分四部，也称“四卫拉特”联盟。其和硕特部，16世纪居住在今乌鲁木齐一带，17世纪初，迁居青海；准噶尔部，居住在伊犁河流域；土尔扈特部，居住在塔尔巴哈台一带；杜尔伯特部，居住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崇德二年（1637年），和硕特顾实汗遣使向清朝进贡，这是卫拉特蒙古臣服于清朝的开始。
康熙时卫拉特的准噶尔部上层封建主发生了争夺权利的斗争。康熙十年（1671年），在争夺战争中，噶尔丹获胜，自立为准噶尔汗，又先后吞并卫拉特各部，占领南疆地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一举兵败喀尔喀诸部。喀尔喀的宗教首领大喇嘛哲布尊丹巴等认为蒙古与内地有悠久的关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清朝相同，因而决定率领部投清朝。清政府安置他们在科尔沁草原游牧，并责令噶尔丹罢兵，归还喀尔喀牧地。噶尔丹为了实现他的掠夺目的，不但不听，反而加强了攻势。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一举南伐打到内蒙古乌珠穆沁境，南距北京只有900里，清朝统治者大为震动。这时清朝在汉族地区的统治，得之稳固，康熙遂下决心平叛。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次亲自率兵，转战于大漠南北。这时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看到噶尔丹冒险对喀尔喀开战及与大清公然发生冲突，又由于形势发展渐为不利，对其深为不满。最后准噶尔内部矛盾激化，发生了分裂。加之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占据伊犁，积极支持清军平叛，这使噶尔丹的后方处于严重危机。最后经乌兰布通（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南境）和昭莫多（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两战，噶尔丹大败，四年后病故。此后，喀尔喀各部回到了原来的牧地，其封建主接受了清朝的王、贝勒等封号，各部设旗，推行了札萨克制度（共设4路6部，119旗，257苏木）。此外，清朝还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派驻了将军和参赞大臣，对喀尔喀诸部实现了更有效的统治。在康熙平叛的同一时期，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和罗理率部迁居阿拉善地区游牧。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政府将和硕特部编为阿拉善和硕特旗，使其定居牧之，并直属清廷理藩院。此后，卫拉特蒙古的另一支土尔扈特首领阿拉布珠尔率部移居嘉峪关外，后游牧额济纳河流域，清雍正九年（1731年），名为额济纳土尔扈特旗，并为其牧地，归陕甘总督节制。这就是西蒙二特别旗的来历，而世人谓之的西蒙地区亦即主要指这两旗地区。清政府臣服漠西、漠北蒙古以后，蒙古社会局面稳定下来，蒙古与中原汉族的经济贸易关系得之恢复。这样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系列的交通通道。
道路的沟通，可使蒙古王公南下进行各种行政事务活动，亦使蒙古人可用畜牧业产品换取自己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清朝中期以后，最为盛行的是蒙汉之间所进行的各种商业活动，以天津、河北、陕西、山西、宁夏、甘肃一带的汉、回族为主流的商人深入蒙古内地定居经商，使蒙汉关系亲密起来。许多商人通过西蒙阿拉善、额济纳两旗，北入外蒙古各部。时而久之，在西蒙地区就产生了较为固定的两条商业路线。一是从宁夏平原北起，经阿拉善和硕特旗首邑定远营，直达外蒙古库伦，我们称其为“定库驼道”（定远营至库伦），定远营以南为西蒙通向内地道路，有宁定大道（宁夏至定远营）等；另一条是从河西走廊各郡县北行，经额济纳土尔扈特旗府达来库布，抵外蒙古的库伦，称为“达库驼道”（达来库布至库伦）或“居延北路”，额济纳以南为土尔扈特人与河西地区的来往路线，称“居延南路”有达酒路（达来库布至酒泉）等。此二路为内蒙古最西部，通入外蒙古的路线，可称“西蒙之入蒙古驼道”此虽为外蒙古独立以后的道路命名，但考其道路本身，二路却是古已有之，历史悠久。居延道路的历史可追溯到西汉匈奴时代。王北辰教授在《古代居延道路》一文里说：“西汉初期，居延道路在匈奴控制区中，随着汉对匈奴斗争的逐步胜利，居延道路才逐步归为汉有”。又如世界著名的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曾涉足居延南、北路，尝试了戈壁旅行的酸甜苦辣。成吉思汗在强灭西夏的战争过程中，也曾利用过这些道路。据史籍记载，北方诸族很早即在贺兰山一带繁衍生息。从中国民族融合史里看出，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就是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关系。生产关系与道路交通是一个辩证的统一关系，有民族与民族的来往，必然在各民族聚居地区之间形成交通道路，只有有了交通道路，才能沟通族与族之间和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来往，路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媒介红线。所以，有南北民族的关系，必然就有南北之间的路线形成，定库驼道和达库驼道也即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
三、定库驼道
定库驼道，又称“喀尔喀扎睦”，“喀尔喀”是外蒙古喀尔喀蒙古的部名，“扎睦”，蒙语为“路”，因外蒙古喀尔喀人常此南下至定远营经商，故叫“喀尔喀扎睦”。阿拉善和硕特旗王爷府定远营城，据记载，有近300年的历史，清雍正八年（1730年）时，定名为“定远营”。定远营的地理位置很重要，为塞外重镇，亦为草原名城。据《定远营碑文》记载：“贺兰山北，乃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也”。定远营城东有贺兰山，北靠施林花荣（营盘山），城半山而居，亦随山势绵延起伏，东山惹云雨，北山挡寒凛，致使此一城区气候湿润，夏不感三伏炎热，冬不受三九酷寒，春、秋季节，更是天气温和，群花盛开，香飘十里，使人心旷神怡。城市内多行多业，商业繁荣，人民亦安居乐业，亲切好客；定远营历无兵匪之患，交通四通八达，来往之游客，无不流连忘返，称之为“沙漠桃园”。市内民宅、街道均仿照北京城的式样。据说城内建筑以汉文“主”字为形，有宏伟壮观的如意堂，有精致秀丽的亭台，又有人工假山等。在贡桑珠尔默特王爷时期，西花园一带，建有花池，修筑有一条名叫“长河”的很长的渠道，引入三道河沟流水，用以摆渡游船，还栽种名花异草，培植果树。定远营因其风光佳丽，建筑奇翘被人视为“沙漠北平”，又被称作西蒙古的“小北京”，为西蒙最发达的城市而吸引着漠西、漠北的蒙古牧人。定远营至外蒙古库伦一道亦即在这样的情势中被开通和渐为盛行起来。在这条道路上，两地政府之间和蒙古牧民之间以骆驼为交通运输工具、相互来往。这种往来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政治军事方面。康熙平定噶尔丹后，喀尔喀蒙古与阿拉善和硕特蒙古辖于大清版图，隶属理藩院。其理藩院关于两地事务的公文信件，经阿拉善定远营转递库伦。反之库伦一些书信也经过定远营送入内地。民国时期，也有行政公文来回传递。阿拉善旗紧在外蒙古三音诺颜汗部正南，外蒙古独立之后，首先借依军事力量积极南伸。20世纪30年代初期，外蒙古方面为警惕阿拉善方面，沿着阿拉善旗北部边界建立了许多防卡，在察汗乌伦庙（原属东大公旗，后划入阿拉善旗）、上报达赖和古鲁班三行（外蒙古境）等地建立了颇具规模的军事基地。以后更进一步在班定陶勒盖（定库路途中的重要一站）以北的孔都苏山（阿拉善旗境内）构筑了好几座坚固的堡垒，控制着绥新公路中点的班定陶勒盖。民国36年（1947年），民国《和平日报》登载：“如果国际间起了变化或外蒙古入侵，阿拉善旗是首当其冲的。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该是外蒙古军事和政治势力骎骎南下，大有席卷内蒙的野心”，又说道，“今日的阿拉善旗是国防上最前线的一块荒漠原野，它遏止着外蒙古向南的进展，捍卫着河西走廊的武威，庇护着西北心脏的兰州，扼守着绥新公路的咽喉。如果阿拉善旗一旦有失，唇亡齿寒，武威、兰州和宁夏当然会受到很大的威胁，整个西北跟着这个地方的不安而动荡”。于是定远营必然成为西北国防前线的重镇。国民党政府在阿拉善旗设立保安大队，其人数、武器都较为可观，可动用的骑兵即有500名，另有步兵2000，枪支3000有余，又在沿阿拉善旗北部，交界处银根、班定陶勒盖、脑粤爱力不差、野冈（雅干）等地设立了防卡，但这些防卡名为防卡，实非防卡，无一兵卒，只是牧民点而已。这样民国时期的定库驼路基本上畅通无阻，两地人民可以继续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已顾不上蒙疆事务。1949年4月，大蒙古主义者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经国民党政府的许可，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定远营搞起所谓的“蒙古自治运动”，企图冒险实施“大蒙古国”。这一时期，德王与外蒙古在定库路上密信来往，送换礼品，又在定库路的巴伦沙尔札庙及沿路的拐子湖、察干陶勒盖等地设立联络地点。不久“蒙古自治运动”崩溃，德王从定远营向北逃窜，德王、图门德勒格尔一行兵马64人，途经笔者之父家，兵马食宿三日，而后达图克木庙，西经定库路沙日咱庙站，入拐子湖，转而进入外蒙古“蒙古自治运动”崩溃后，德王的军队失首领，无军需，在阿拉善700里草原上，变为匪军，到处抢掠，给阿拉善、额济纳两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不幸，阿拉善人称其为“红靴子”或“穆特尔”。其后阿拉善旗政府出兵平匪，枪决了个别匪首，使其部分迁入甘肃境内，其余定居阿拉善。德王军中之东北蒙古族人，文化较高的多定居在阿拉善旗，其中有人任笔帖式等职务，对阿拉善文化发展亦起有积极作用，还有一些军医对阿拉善旗医疗卫生事业也颇有贡献。德王入蒙后，外蒙古政府首先以革命教育方式对待之，后因德王与美国、日本、国民党有种种关系而将其逮捕入狱。1950年9月1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引渡德王给中国。其在回国时说：“希望把我押到阿拉善旗去，按照纵兵殃民的罪行明正典刑，我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的”，又说：“我在阿拉善旗的罪过，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假如我能从监狱出去的话，愿向阿拉善旗被害的人民请罪，任凭阿拉善旗人民处理。”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被引渡到中国后，经过人民政府的教育改造，德王在晚年进入政治思想的大转折，后在呼和浩特病故。
其次是商业贸易方面。这是定库路使用的主流，其中商业规模最大者是天津、包绥、陕西、山西、宁夏、甘肃一带的汉商、回商。他们深入阿拉善草原和外蒙古库伦，与蒙古人进行各种商业活动。定远营之商业为西蒙最发达者，有记载道：从清同治六年（1867年）开始，经光绪、宣统年间，至民国27年（1938年），不过几年就有一个新商号开办营业，特别是民国年间，几乎一年增加一个新商号。据有关资料统计，定远营城内外共有116家商号，其中甘肃民勤商人占十分之四，山西商人占十分之三，其他宁夏、包绥、山东、河南、河北商人占十分之三。在各商号中，又以祥泰隆、永盛合、兴泰合、万泰永、兴泰隆等27家资本为最大。据说祥泰隆商号与定远营城是同一时期形成的。祥泰隆不仅历史悠久，且资本雄厚，交易范围广大，久负盛名。阿拉善之商业不只集中在定远营，各商号之分号已普及全旗或伸入外蒙古深处，商业十分繁荣。
清朝初期，禁止汉人进入外蒙古经商，但社会发展规律不允许这种禁令长期存在下去，以后规定在库伦、戈雅特、乌里雅苏台、哈尔乌苏、多伦湖等地定点买卖。乾隆二十四（1759年），库伦大臣桑哉多尔吉，因贫穷蒙古人不能到达定点买卖，禀皇帝，求汉商在各旗自由经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帝令：曾蒙地汉商广供蒙人日用生活品，生计有意，法外赐恩，蒙汉和睦生息。从此外蒙古之商业亦逐渐发展起来。至蒙古革命以前，外蒙古的商业命运，全部掌握在内地汉商手中，其时定库路之外蒙古境内段上的商业规模很大。但革命爆发后，因蒙古执行苏联政策，加重捐税，俄商速增，许多汉人陆续回国，汉商规模便大为小缩。沿定库路北行抵外蒙古的拜申图，蒙古革命前此处有汉商100余家，革命后，仅剩京帮之信源号等四家，甘商合盛和一家（本号在定远营），有北京人、甘肃镇番人、宁夏人等，输入靴、帽、布匹、器皿，输出马、羊、驼、驼毛、羊毛、羊皮，运往天津。由拜申图再北行（入达库路西段）至杭爱山麓之翁金河，汉人转言谓“恩京河”，这里有汉商十余家，俄商几家。又抵三音诺颜汗部（其部如同我国一省），从前这里华商很多，后留原来三分之二，约30余家，俄商增为10余家，还有理发部，洗衣、缝补等其他行业。革命前汉商最盛时期，仅库伦即有25万汉商，独立前尚有7万，因俄国白党入侵库伦，多数汉商逃回。从前在蒙地营商，极其自由，并有长官保护，最易得利，当时资本大者有大盛魁、天义德、远南德等。最大之晋帮大盛魁号，在蒙地有300多年的历史，蒙古独立后，对该商号特别压制，下令全蒙所有大盛魁的欠债，一律不许付还，使其共损失百万元以上。赫赫有名的大盛魁商号就这样跌然而落。
外蒙古革命后，对入境外人，盘查甚严，外人往往被疑而拘禁。凡汉商入境，税捐繁苛，有护照费，入口税，若留蒙地，每年须纳领票税、验照费、营业税，而且商品价格由库伦政府估定，商人们都有数百峰、几千只驼羊，但蒙古政府禁止驱畜出境。俄人在蒙古政治上占特别势力，俄在蒙地设立商务股份公司，俄商则受苏俄大使之保护，贩运俄、德新奇物品，合于蒙古新人物的需要，汉商物品，多应喇嘛及旧式蒙人的需要，自然彼盛此衰（由此可见苏联对蒙古的垄断渐已开始），何况蒙古设有一个国家商店，名为“协和公司”，百货俱备，规模颇大，又一切优惠，汉商必然无法与之争胜。革命后，库伦汉商减少大半，留居亦不过五六百家共1万多人，唯京帮南通和北通号每年得利10万元左右，隆和玉也能得数万元，其余甚少。库伦东15里有“东营子”城，为因从前中国驻库伦都护使置，并有中国军队扎营，故曰“东营子”。东营子亦为汉商集居之地，约有汉商几千家，计六七万人。自陈毅（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败后，死伤2000人，移居库伦几千人，余都回国。剩之商号房室，空无人居，但蒙古政府，不许典卖，也不许拆毁，有人居住或经营，便须估价纳税，若无人居住或代营，便要充公。蒙古政府依此亦得一笔收入。至革命后东营子汉商连居住看房的，统共亦不过200多人。另外汉人在库伦的其他行业有春华澡塘等四家，新华照相馆等七八家，小饭馆10余家。还有库伦北部有不少耕种小麦者和伐木者，每人每月可得百元。
定库路外蒙古境内环境基本类似西蒙戈壁环境，亦为戈壁沙漠地区，也得靠骆驼、马为主要交通工具（库伦附近有少数的畜力车），沿途水源缺少，夏有渴死之虑，冬季白雪茫茫，一旦气候突变，则有冻死之寒。革命后，路上设有台站，近者7.5公里，远者百余里不等，各站有宿包，有负责运送人员。外蒙古人上马长途奔驰，很少缓慢行走，一昼夜可行三四百里。许多驿站只有一名十七八岁的少女来回送站，其驱马奔驰，吃苦耐劳，能力不减男人，可见外蒙古男女一样，均可为公服务。
外蒙古驿运非常困难，因中蒙关系未顺，库伦既无中国邮局，而蒙古邮局，只通过俄国才能与中国沟通。故信件须贴蒙古并俄国邮票，至满洲里，又须中国邮票，于是一信须贴数种邮票，若向甘肃发信，何日能到，尚不可知，反不如托人携带较便，可见中蒙交通，困难已甚。
库伦交通，革命后颇有建设，四面辐射台站交通线，北至恰克图除有台站外，又有长途汽车，夏秋季还可航行轮船，在哈喇郭勒河筑有桥梁，叫“革命第一桥”。但外蒙古交通枢纽，全操诸俄人手中，俄人汽车司机，傲慢自由，装好货物、乘客后，能随意四五次地改期，数日不予走程，途中又自由酌酒，躺倒不行，而蒙人亦无干涉之权。
蒙古地区的汉商掌握蒙古畜牧社会经济的特点，执行放货宽款的周转经营政策，较受蒙人的欢迎。尽管外蒙古有许多商业网点，而定远营的商业贸易也吸引着不少外蒙古南部的蒙古牧人。他们南下至定远营进行商务活动，又把定库路说成“喀尔喀扎睦”，似乎这条路线是专供他们行走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定库路上的主要行者，就是外蒙古喀尔喀蒙古人，他们因不同的生活需求来到定远营，购去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当然，首先购取的是粮食。外蒙古地处亚洲内陆，气候干旱，寒冷，无耕地种植，外蒙古南部食粮，均以宁夏、甘肃等地为来源。阿拉善旗所产粮食，仅供全旗三四个月的食用，每年需从宁夏、绥远和其他地方输入四五万石，外蒙古人可在定远营购买面粉、大米、小米等运回食用。其次外蒙古人购运的物品还有茶，茶为蒙人防暑之重要饮料，谓一切饮食之上等物品，哈达并砖茶是蒙人拜寿、婚喜最重厚之礼品，外蒙古人把块茶捣成碎粉，泡米饮用，而内地人甚少饮之。定远营之茶均由湖南、四川等地输入，每箱共27块，每块3斤7两，名叫“砖茶”，外蒙古人每年都要运去大量砖茶。其三是旱烟。旱烟是老年蒙人在人烟罕稀的大戈壁上耗时解愁的最佳品，是外蒙古人前来购买之重要物品之一。四是酒。外蒙古地区深处内陆，交通阻塞，文化落后，蒙人除参加为数很少的一些那达幕等集会外，平时生活中一无娱乐，加之气候寒冷，所以相会饮酒，则成为蒙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娱乐形式。定远营之酒，大部分从宁夏输入，其中以白酒，即烧酒为最多，每年均达千篓，每篓约65公斤，还有黄酒、米酒、玫瑰酒等。据说外蒙古人银两甚多，用皮制驮裢装带。汉商为了多得钱财，酒中加水，蒙人携带途中，因天气甚冷，酒瓶冻裂，细看，酒已瓶状结冻，没损失一滴，于是就出了“瓶子打掉，酒还在”这一句笑话。五是糖。有红糖和白糖，来源于绥包和四川，每年输入定远营的糖达千余斤，而后通过外蒙古人购买而流入外蒙古一小部分。六是丝棉织物和地毯。定远营的布匹，大部分来自日本、美国，由包头输入，小部分来自内地。外蒙古人多购丝织品，而更多地买阿拉善地毯，当时阿拉善已有手工并地毯作坊。阿拉善旗地毯用羊糕毛来做原料，名气甚大。
另外，定库路还联系着两地蒙人的宗教和畜牧业生产。蒙古人信仰佛教，阿拉善为西蒙佛教圣地，清朝以来，阿拉善境内陆续建庙，庙宇遍及全旗，数达35座之多，共有喇嘛3751名。主要庙宇有王爷府的延福寺（藏语称格吉林），此庙建于乾隆七年（1742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皇帝赐扁“延福寺”；又有定远营附近贺兰山内的广宗寺（南寺），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遵照六世达赖喇嘛的遗言而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赐扁“广宗寺”（藏语称丹吉林）；还有地在定远营东北贺兰山中的福因寺（北寺），建于嘉庆九年（1804年），嘉庆十一年（1806年）赐匾“福因寺”（藏语称科布德林）。阿拉善旗这三大寺各有喇嘛数百至近千名，各种佛教仪式具备，影响甚大。三寺也吸引着外蒙古喀尔喀人前来拜佛。另外，外蒙古喀尔喀人在阿拉善境内也建造了不少庙宇。其中有宗乘寺（阿贵庙）。因嘉庆三年（1798年）喀尔喀密尔根王旗察罕乌拉庙喇嘛多果新诺彦呼图克图，在阿拉善哈如乃山穴里诵经、拜佛，得以据地而建，民国1年（1912年），蒙藏委员会名其为“宗乘寺”（藏语称丹巴达尔吉林）；有布古德乌力吉图庙（意为众吉寺），原为乌拉特中旗庙，建于外蒙古境内混都斯查罕山，其蒙人因避外蒙古革命，于民国10年（1921年）迁入阿拉善境内陶来善丹，民国26年（1937年），阿拉善衙门为之名“布古德乌力吉图庙”（藏语称达西混都林）；有特布希庙，民国27年（1938年），喀尔喀喇嘛库尔勒楚尔吉从西藏返回，在阿拉腾特布希山上建庙，召集外蒙古移来之部分喇嘛，名之为“特布希庙”（藏语称拉日供格丹楚林）；有察罕德尔斯庙，为喀尔喀喇嘛呼比拉罕在特布希山东麓建立的小庙；另外还有从喀尔喀迁来的阿日善庙等。从喀尔喀人在阿拉善境内建造的这些庙宇来看，当时阿拉善与外蒙古的宗教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畜牧业方面，阿拉善北部牧民与外蒙古南部牧民进行着一样形式的畜牧业生产，两地牲畜常常彼此越境，相互交换，两地牧民关系密切，友谊深厚。
在定库路的开通时期，也曾有过不少中外学者名流，为应各种使命而在此路上涉身踏足。如：俄国总参谋部军事委员会委员、少将，著名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对中亚地区进行第一次、第二次探险之后，路经定远营，留居数日考察，而后抵库伦回国。他第四次对中亚探险时，从苏联恰克图出发，经库伦、定远营，入青海。当时，著名的探险家科兹洛夫和罗波洛夫斯基少尉都仅是普尔热瓦尔斯基探险队里的助手而已。普回国后著的《旅行记》以及《蒙古和唐古特之国》等书，述说了在蒙古地区采集的大量的动、植物标本的具细情况，这对研究蒙古地区的一些科学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还有国内的马鹤天等，不辞戈壁旅行的百折千辛，进行探险考察，其所著《内外蒙古古考察记》等书，亦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在定库路上进行的这些政治、军事、商业、畜牧业、宗教、文化等种种社会活动，对加强外蒙古和西蒙阿拉善两地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定库路的具体路线是：起自阿拉善旗首邑定远营；西北行22.5公里至哈尔淖尔贡，此地无水，为小草丘地；又西北行20公里至当铺，近处水井多，水源丰富；又西北行30公里至查干布鲁格（白塔寺），有淡水井两口，可供150人饮用，该寺大约建于北寺建后十四年，即1818年左右，是北寺一世活佛罗卜藏丹比贡布（阿拉善第三代王爷罗卜藏多尔济第三子格勒格培尔）和三世活佛罗卜藏都布丹金密德吉木苏身葬之地，据说寺内有一数十斤重的石锁，当喀尔喀一列驼队（有驰70峰）经过时，本寺一名大力士喇嘛能举着石锁，一口气点数所有骆驼，使人赞叹不已；再西北行15公里至乌兰呼都格，有淡水井一口，可供100人饮用；转北行27.5公里，越巴彦乌拉山冈，抵那林苏海图（苏海图），这里水源丰富；西北行32.5公里至都日勒吉，有淡水井，可供70人饮用；西北转北行35公里至沙尔布尔德，水源丰富；微西北行32.5公里至阿门乌苏（阿日阿门乌苏），有井两口，水咸，可供100人饮用；西北行30公里至扎干呼都格，有井两口，可供200人饮用；西北行30公里至沙日咱庙，嘉庆二年（1797年），阿拉善喇嘛医生东都格在此建庙，名为“沙日咱庙”（达西东尔扒巴林），“沙咱吉”（原外蒙古人又叫“沙日达”）意为内包有水的小白石子，水可入药，该处有井，可供80人饮用；西北行25公里至温都尔毛道，有井三口，可供120人～200人饮用；微西北行25公里至苏红图，无水，附近的乌兰苏海有井，可供50人饮用；北行32.5公里至乌兰刚格，有井两口，水微咸，可供60人～70人饮用；北行15公里至哈布特盖敖包，有井，可供50人饮用；北行20公里至班定陶勒盖，旧设电报站，此站小有名气；北行7.5公里至沙廷敖包，有泉水，此已进入外蒙古三音诺彦汗部，再北行经土谢图汗部（即出境后大体途经今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南戈壁省、中戈壁省、中央省），终抵库伦。从中蒙边界处的沙廷敖包算起到库伦有800多公里。
另外，在这一路向上，还有一条中插小道，即从阿拉善旗东北角的图克木庙北入外蒙古接定库路。图克木庙，由阿拉善梅林班札尔在咸丰九年（1859年）建造，民国1年（1912年）赐称“妙华寺”（苍映驱齐纳莫库林）。此寺规模较大，至建国初期尚有喇嘛250人。该道从图克木庙始起，西行30公里至西尼乌苏；西北行22.5公里至银根（今银根苏木政府所在地，也称达兰图如），北行22.5公里至查干扎德盖；西北行25公里至额勒根乌苏，北行30公里至艾勒格特；西北行32.5公里至银根（银根萨比苏台，亦为绥新路上的一个站点，从此北行经呼舒扎根敖包可入蒙古）。由银根也可西北行32.5公里至扎敏敖包；再东北合路转北行进入外蒙古三音诺彦汗部，经比赤格亭古尔班敖包、查耳珊达呼都克、沙腊克呼都克、孜休尔特呼都克、苏契呼都克即入定库路。该道主要是由外蒙古南部的牧民前来图克木庙以东的宗乘寺（阿贵庙，喀尔喀人主持）拜佛、诵经而踏拓。外蒙古人偶尔也从此南下125公里进磴口、三盛公购买粮食和日用杂货。
除上述西蒙阿拉善旗至外蒙古的库伦驼道之外，在西蒙西部还有一条路线可通蒙古库伦，这就是著名的古代“居延道路”北支的后身，即西蒙额济纳土尔扈特旗至外蒙古的达库驼道。
四、达库驼道
西蒙额济纳土尔扈特旗首府在历史的进程中受政治、军事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曾多次迁移，从前所谓的王爷府只不过就是游动的几顶蒙古包而已。最早从阿拉布珠尔王爷开始，王爷仅在家管管印章，此即为衙门，若有集会，再临时搭包。至丹忠、罗卜藏达尔札时期，在额济纳河上的巴彦博格多、查汗毛德、札愣查干、古尔班纳鲁格等地用蒙古包为衙门。旺札勒车凌时期，王爷在河下的古日乃、昆德楞、额布勒晋、殊萨楞查干、拐子殊萨浪等地游牧，王府自然亦随之而动。在东德布才仁、巴雅尔莽奈、达什车楞时期，王府迁到衙门查干。巴雅尔莽奈时，在树布格尔查干建房十五间，此即第一定居衙门，但不久又被回兵破坏。光绪五年（1879年），丹津在希巴拉图建房，又在唐布根乌奴尔搭两蒙包为衙门，乌勒哲巴达热呼王爷也继在此地。光绪十五年（1889年），台吉达什迁到达西敖包附近，光绪二十二年（1899年），达什继位，在塞尔川井建房为衙门，托布信巴依尔王爷也继在此地。民国27年（1938年），塔旺嘉布在孟克图建房，后把衙门从塞尔川井搬到查干哈西亚，民国29年（1940年）在阿布德仁套来建房3间并搭毡包，以为旗府，民国32年（1943年）在达来库布建房为旗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又迁转多次，后仍迁返达来库布至今。对于“达来库布”一名，今日众说不一。“达来”意为“海”，“库布”即“河流冲积之集水深处”。据说1905年，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土布登嘉措，从外蒙古库伦返藏，途经额济纳时，额济纳旗设站迎接，一时这里聚集了上千名内外蒙古朝觐者，使用驼、马和食之牛、羊数达几千头（只），当时这些人畜只从达西敖包河域的一个“呼布”饮水，但取之不涸，由此就吉称其为大海般的“达来库布”。又说因一名为“达来”的人投水死于此，故称“达来库布”。还有因河流的宽阔而名的说法。总而言之，达来库布以后即成为额济纳旗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中心地了。其达库驼道就是从额济纳达来库布北行达外蒙古古库伦的路线。
达库路在阿拉善盟境内仅五站75公里。从额济纳旗首府达来库布北行22.5公里至查汗布勒格，这里有井，水源丰富；北行15公里至老东庙，有水；北行10公里至策克，在旧达王府近处，有井水；北行20公里至准札哈乌苏，有井两口，可供50人饮用；北行20公里进入外蒙古三音诺彦汗部（今蒙古南戈壁省）的塔林敖包，无水，为戈壁滩；再经土谢图汗部（今蒙古中戈壁省和中央省）达库伦（该路也可从较西面的杭爱山翁金河一带转入库伦）。从边界上的塔林敖包至库伦约有900多公里。由塔林敖包东北行至拜申图还可会入定库驼道。
达库路，历史悠久，早在汉朝初期，“居延道路”尚在匈奴控制区内。这时期，匈奴众部不但占领了额济纳地区，而且也控制了河西走廊一带，阻塞了中原至西域的通道。为了开通西域，巩固边防，汉朝政府派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候霍去病兵伐西匈奴。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第一次兵伐西匈奴，率1万骑兵出陇西，越焉耆山1000余里，袭击了驻守今武威地区的匈奴休屠王部，杀匈奴二王，活捉浑邪王王子、相国和都尉，得其“祭天金人”。是年夏，他二次进击匈奴。这次两路进兵，东路博望侯张骞与郎牛令李广出右北平，其失亡多，未利。西路是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公孙敖迷路，误会师时间，失相配合，只霍去病一人率兵深入匈奴地域。《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上曰：“骠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隧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角乐得。”又如毋庚才《长驱六举，攻比祁连》一文说：“只有霍去病孤军深入，渡过了居延水，到了小月氏，一直打到祁连山”。霍去病占领河西走廊后，并非北攻居延，而是从额济纳东南方向的宁夏、阿拉善沙漠一带率兵向西北转入居延的。从一些情况看来，古代有时所说的“居延道路”主要不是指南北走向的路而是指东西走向的路。王北辰教授在《古代居延道路》里说：“从阴山山脉南北两麓向西，穿过戈壁、沙漠，趋向天山南北麓。这条路在沙漠里要经过居延绿洲（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弱水下游），名之为‘居延道路’”。霍去病的这两次战役给匈奴以沉重的打击，《河西故事》上说：“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霍去病居延胜战后，未留居安息，他又速返到东部战场拼杀。可见其确有为国为民，忙无私乐的大将风才，是给汉王朝却去心病之人。
霍去病平西后，汉朝为巩周居延要塞，在此设立了军事基地，以防匈奴再次南下。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军老将李陵率步兵5000北攻匈奴。李陵出居延塞，北行30日至浚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杭爱山东端），遇到了匈奴大单于3万多骑兵，李陵循“龙城故道”向居延塞退却，兵败身降。“龙城”在浚稽山以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尔和林附近），其浚稽山的位置必在“龙城故道”上，李陵步兵行30日可达。这“龙城故道”就是近代盛行的达库路前迹所在。所谓“故道”，即是由来已久的道路。龙城道在匈汉之间，战争时期是军事要道，和平时期是双方派遣使者的友好往来之路。在唐、宋、辽、西夏史上，也有关于在此线上行军、通使的记事。据有关史籍载，成吉思汗第四次南征占领河西，攻灭西夏，即是沿该路南下的。世界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到过居延黑城，他在游记里记载道：“从甘州，若骑行十六日，可抵亦集乃（额济纳）”；又说由亦集乃北行，无人烟宿地，戈壁行四十日抵和林，并叙述了和林城的建筑和自然情况。可见马可·波罗也是行“龙城故道”抵达和林的。所以东西走向的“居延道路”和南北走向的“龙城故道”，交叉于居延一带，形成了“居延十字路口”。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西藏政教首领十三世达赖喇嘛土布登嘉措，因英军侵入西藏（到距拉萨60公里的曲水），是年6月15日夜半，秘密离开布达拉宫，流亡出藏。据荣赫鹏《英国侵略西藏史》和日本《西藏通览》记载：同行者有布里雅特人德尔智，率布里雅特70名护卫达赖。达赖出藏后，途经郭拉山、巴雅、盘布恰拉山、达隆寺（白教）、热振寺、黑河、唐古拉山、通天河、青海柴达木盆地，出甘肃嘉峪关，达额济纳旗，沿达库路北行。这次达赖一行70多人马经过时，额济纳人似乎没有察觉。达赖进入外蒙古境内，经三丹加德林寺、甘丹德德林寺，外蒙古法王哲布尊丹巴特派4人迎接，敦请其直赴库伦。达赖出行4个多月，于1904年10月20日到库伦。达赖到库伦后受到了盛大欢迎。由钦差驻外蒙古大臣2人，带领蒙汉官员，向达赖献哈达。库伦市区的街道两旁挤满了欢迎的群众，形成两条长列。欢迎的群众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妇女们戴着美丽的头饰，喇嘛们手中拿着各种各样的法器，俗民们手中捧着香炉，炉中香烟袅袅。市区各房顶和蒙古包上插遍了五彩旗帜。达赖经过的街道上，铺满了黄布，达赖的行宫设于甘丹寺的聂畏殿。清朝政府获悉达赖逃到外蒙古的确实消息之后，立即派了一位钦差大臣，自北京前往库伦“看望”，并带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送给达赖的很多礼品。达赖在库伦期间，哲布尊丹巴对他非常尊敬，但后来看到人民对达赖的信仰超过了自己，心中感到不快，逐渐对达赖有了厌恶之感，想使达赖离开外蒙古。达赖与哲布尊丹巴之间发生的失和现象，促使达赖想早一点返回西藏。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达赖由库伦起程，一路采取朝佛拜寺，讲经说法的形式前行。四月二十五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又派钦差大臣郭左、理藩院衙门大臣、笔帖式及汉蒙“红浦”2人，一行多人，前来杂渊寺看视达赖。杂渊寺和下几程的甘丹格吉林寺及三音诺颜汗部甘丹才培林寺均在达赖南归的达库路西道上。同样，当地蒙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而后达赖转赴额济纳东部入蒙古的小道，移进额济纳旗。据说这次随行的藏、蒙人员近千人。进入额济纳之前，喀尔喀巴拉丹扎萨克旗派人通知额济纳旗准备驿运，额王达什没有理会。后随行达赖的钦差大臣命备帐幕300顶，驿运畜500匹及相应的负责返送人员。当时额旗人少物薄，措手不及，只好从巴拉丹扎萨克旗雇畜用物。但喀尔喀人故意敲诈，抬高雇价，并将喀尔喀鲁将军公驼、马、包顶予之。额济纳旗为迎送达赖专设乌兰川吉、木登戈特拉格、乌兰苏亥、呼和吉格德、孟固图、查汗模多、斯格尔共五大两小7个站驿。而后钦差大臣又以额济纳旗准备不当，陷达什王爷于杀头之罪，最后赔了1万两白银才使得救。据说对达赖一行每站须固定供给200只绵羯羊，但蒙藏喇嘛随意截群杀吃，羊头、羊脏堆集如山。达赖过后，额济纳旗雇用之外蒙古驼马、包顶价格达2万两白银，长达30年后才予还清。这是达库路上的一次重大事件，额济纳人将这次事件称为“达赖喇嘛之祸”。达赖过额济纳后入甘肃平番县（永登县），经青海西宁、塔尔寺（在此停留1年两个月），又经西安、潼关、太原、五台山（在此留居半年）等地，达于北京（在京住两个月）。其后返石家庄沿原路到塔尔寺，经香日德入北行路回拉萨。
额济纳旗与外蒙古之间，除达库主道外，还有许多小道联接，外蒙古路几乎并遍额济纳旗全境。这些小道逐有六条。（1）鼎新至外蒙古路：该路起自甘肃之鼎新，东北行15公里至双城（两省区交界处）；东北行80公里至塔格珠尔；继续东北行80公里至古日乃湖；100多公里经巴丹吉林沙漠北部达拐子湖；转北行90多公里至雅干；再折西北行25公里至阿拉格呼都格，入外蒙古三音诺颜汗部；北行140公里，途经邦托罗因鄂博、杜尔布尔治乌拉、霍布哈尼呼都克、诺彦等地接入达库路。（2）桃尔思至外蒙古路：有两条，一条由桃尔思东北行30公里至敦德乌苏；东行15公里至敖瑙霍布；东行35公里，沿洪果尔吉乌兰山麓入外蒙古三音诺颜汗部，在巴夏公果尔吉知乌拉一带入鼎新至外蒙古路。另一条桃尔思北行16.5公里至呼和俄勒格；东北行25公里至呼乃巴斯克；东北行25公里入外蒙古的巴勒巴尔亥呼都格；东北行70多公里，经伊黑鄂博山，在霍布哈尼呼都格入鼎新至外蒙古路。这两条路为额济纳王进京路之一段。此两路南至桃尔思会合后，西南经乌兰爱里根、达来库布，可达建国营；（3）是达库主路的一小支，从达库路的准扎哈乌苏分出，在中蒙边界上的乌兰川吉入蒙，而后又在鄂博图呼拉尔进入达库路。它虽然是一小段支路，但行人多，较有名气，其乌兰川吉就是迎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第一大站。（4）建国营（赛汗桃来）至外蒙古路：自建国营始西转北行30公里至朝里川吉；北行15公里至桃来尚德；北行50公里，经古尔班乌纳格德乌拉，达于呼仁包米呼都格；北行10公里入外蒙古之札萨克图汗部的哈尔德布斯格，并由此可通札萨克图汗部各地。该路从朝里川吉分出一支南下，途经芦草井、五道明水等地，可达甘肃的金塔县。也可从建国营沿河南下，达双城、鼎新、金塔等地。（5）金塔至外蒙古路：从金塔北行115公里至红柳大泉；北行85公里至石板井（阿拉腾乌素）；北行35公里至楚伦拜兴图；北行45公里至哈日乌拉；北行47.5公里入外蒙古扎萨克图汗部的阿尔根敖包，由此可通扎萨克图汗部各地。（6）马鬃山至外蒙古路：该路虽然在额济纳境外的甘肃省，但在历史上与额济纳有着一定的关系。马鬃山位于三省之间，又近外蒙古，地势重要，谓西北交通的一大枢纽。近代以来，山中居民以蒙古喀尔喀人、土尔扈特人和汉人为主体，主要靠畜牧业为生。此线起自马鬃山公婆泉，北行30公里至红山井；北行45公里至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又北行入外蒙古，可通札萨克图汗部各地。从公婆泉南下250公里可达甘肃的玉门县。该线与额济纳旗境内的其他南北路线属之一类，有关该山该路的一些情形，早在汉代匈奴时期就有记载，以后这里又有过许多的历史事件发生，但历史的主客观条件使其在发展上大次于达库主路，这又是历史的客观结果。
这些道路竟是如此之多，由此可以证明，历史上的外蒙古与额济纳、河西走廊一带的人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清朝至蒙古革命以前时期，外蒙古与额济纳以民间往来为主，外蒙古人途经额济纳旗，进入河西走廊各郡县，主要为运粮和购买日用杂品。外蒙古人在宗教方面，常亘途额济纳旗，南下到青海塔尔寺或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甚至越喜马拉雅山入印度进行佛教活动。另外，两地之间的王公、平民自由来往，相互娶嫁，在额济纳人口中外蒙古人为数不少。若遇特大的干旱灾情，游牧进来者，寻亲找故者自是不断，又有经商者及因风沙迷路进来者；反之，额济纳人也是如此进入外蒙古。这亦是畜牧社会中民间来往的种种原因。
外蒙古革命爆发后，额济纳与外蒙古的关系逐渐地从民间生产关系转化为政治的军事的关系。首先，外蒙古大批流民进入额济纳，其大多是以封建王公、上层喇嘛为首的“逃难者”。蒙古政府对封建王公，特别是对黄教喇嘛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这些人对革命不满，又害怕革命，纷纷逃出外蒙古。1930年前后，外蒙古巴拉丹札萨克旗、喇嘛格根旗有60～70户的数百名流民带着家产、牲畜流入额济纳，其后他们建造了喇嘛寺“丹巴达尔吉雅庙”。1940年，马鬃山地区的部分喀尔喀民户先后移入额济纳旗定居下来。与此同时，在单身流入的民人中，也混进一些间谍、情报等特工人员。他们到处流窜，给额济纳政府带来了许多麻烦事务。有的特务被抓获后送交外蒙古政府代表或交给国民党专员和防守司令部门处理，有的还私自逃入蒙。在这一带的中蒙边界上也曾有过冲突。1938年冬，冯玉祥将军为运输苏联援助中国的武器，兴修酒泉至外蒙公路，为此额方与俄、蒙代表第二次在札根乌苏谈判，在谈判中发生冲突，双方开枪，打伤一人。1947年7月4日，中蒙双方为了边界上的呼仁包木一水井（建国营至外蒙古路上的站井），开枪射击，外蒙古方死、伤各一人，外蒙古方面调来后方兵力，用重机枪扫射，国民党军队只得撤退。这是一次中蒙边界上的武装冲突，这次冲突中方是正义的，因为该井在额济纳旗境内。这一时期，也有不少额济纳旗人逃入外蒙古，有青年军人、牧民、寺院喇嘛、僧徒、青年学生等，其中喀尔喀青年占多数，逃亡的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和封建主的压制，怕国民党无期兵役，羡慕蒙古革命等。这些人有的在逃亡中当场被抓获，其中有的又通过中蒙外交关系被送回。随着外蒙古的独立，中蒙边境上的冲突急剧增长起来，外蒙古和中国国民党方面都加强了边防守备，严格盘查来往人员，于是额蒙路上行人越来越少，各条道路逐渐荒废。外蒙古的独立是漠北蒙古对中原地区第二次大割据的形成。外蒙古为什么要独立，是什么原因促成其独立，对现时的许多人来说并不清楚，所以我们有必要在此叙述一下。
五、外蒙古独立之前后
大清康熙帝绥服蒙古部族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统治措施。首先是设立理藩院，以管理蒙古地方事宜。理藩院尚书侍郎概由满人充任，蒙古人只能任额外侍郎一名，并无实权。理藩院辖各盟旗，在各盟旗内用高官厚禄及互通婚姻的办法来收买蒙古上层人物。清廷通过封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等各种爵位，筑成宠大的蒙古封建贵族阶层，使其成为自己的统治支柱。清朝贵族的公主、格格下嫁蒙古王公，而蒙古王公的女子又多被送进皇宫封为后妃，通过联姻，公主们即成为监督蒙古王公的特殊人物，而蒙古王公的女儿在被封为后妃后，则成为“人质”而被留在京城，用这种手段控制了蒙古上层封建主，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清王朝在蒙地设立都统、将军职，集军政于一身，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并规定凡六十以下、十八以上……照例编军，其目不能视，足不能行，手不能持者，不在数内，若有隐匿，举发治罪。清王朝通过这些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措施对蒙古地区实行了严厉的统治。
清廷对蒙区还进一步从政治、地理上实行分化政策。蒙古各旗不能互相统属，也不能互相疏通，又严格规定各旗各部的驻牧地界，不能相互逾越。康熙时曾颁发禁止内蒙古人与喀尔喀、卫拉特通婚的敕令，规定：凡内蒙古台吉等，如有擅与喀尔喀、卫拉特人结婚来往者，削其爵位，子孙不准承袭，所属人民尽拨转近族兄弟，除妻之外，牲畜财产尽没于官。此外还禁止蒙汉接近，规定凡内地人到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女为妻。交通上也予控制，对蒙古王公每年进京都划定出指定的路线，并且只能在指定的时间进京。还规定不准蒙人擅自开发属地的矿产，等等。
愚民政策也是清予蒙的重要治策之一。最甚的是乾隆七年（1742年），没收蒙古所有的古书文献，运到北京，却颁布了满蒙合璧的《圣论广训》和蒙文《观音经》一卷，大有类似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举。清廷还注意到防止蒙人汉化，凡风俗习惯，无不禁止仿效汉人，甚至连一些给事物命名及娱乐问题，也要干涉。嘉庆二十年（1815年），严禁蒙人建筑汉式房屋，并不许学习中国戏曲。道光十六年（1836年）时，令蒙人命名须用蒙文或满文字义，不许用类似汉名的字义。同治十九年（1880年），又禁止蒙人学习汉文，凡公文诉讼等，概不许使用汉文，并严禁王公台吉等招聘汉人来学汉文，不得用汉人作书吏，违者双方受罚。咸丰三年（1853年）和光绪二年（1876年）时，于此又三令五申地告戒蒙人。这种文化上的分禁政策，使清政府取得了成功。但是内地汉族是清政府生存的堡垒，其必须顺从汉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为了缓和内地矛盾，清政府不得不把汉人放入蒙古地区进行各种经济活动，不过同时也颁布了许多挑拨民族关系的禁令规定，使蒙汉人民无法彼此信任，多予亲善。
推行宗权也是清廷的一大治策。清朝政府大肆推行喇嘛教，在蒙古地区广建庙宇，使喇嘛人数迅速增多。喇嘛不许婚娶是黄教的一大戒律，男子十有九人当喇嘛，广大蒙古女子无夫孤寡，嫁于无人影的某一男子之马鞭、腰刀等。这种手段使百分之九十之身强力壮的蒙古族青年全部充当喇嘛，蒙古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况且广大蒙古人民信仰宗教，丧失了坚定的意志和斗争力量，这样清朝政府就达到了使蒙古民族进一步落后愚昧的目的。在清朝统治的两个多世纪里，蒙古民族的社会发展缓慢几近踏步不前，远远落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远古尘埃里，可以说这是蒙古民族形成以来的第二次慢性衰落时期。民国以后，虽然清朝统治者灭亡了，但蒙古地区仍是沿袭封建王公制度，民国政府歧视边疆民族，加之国内战乱多事，对边疆蒙古无力加强巩固，蒙古民族仍然无法摆脱愚昧状态。然而在这时候，蒙古人中的一些觉悟者，已受世界革命的影响早已有了新的思想。
清廷对蒙古民族还实行羁縻、压服政策。派去的大小官吏，除苛敛之外，毫不为蒙古民族谋利益，蒙古人民对之无不痛恨。清朝中期以后，朝廷腐败到极点，外国侵略者纷纷入侵，清政府接连不断地与侵略者签订了耻辱、丧权、卖国和丧失民族尊严的不平等条约，各国侵略者在中国领土上随意杀人放火，享受一切权利。俄国即利用这个时机，一面干涉清廷在外蒙古古练兵、移民等事，以结好蒙人，一面鼓动亲俄派杭达多尔济亲王借会盟为名，密议独立。及至武昌起义，俄人更是大肆拨弄，且出兵援助。于是外蒙古的喀尔喀四部，于1911年11月30日（清宣统三年十月十九日）宣布独立，驱逐中国官吏，建立蒙古帝国，改元共戴，以哲布尊丹呼图克图为皇帝。12月29日，新皇帝举行即位式，外蒙古便算自行脱离了中国。民国1年（1912年）11月3日，俄、蒙在库伦密订《俄蒙协约》及其附件《商务专条》，要旨为扶助外蒙古自治，练蒙古军，不准中国驻兵移民，俄在外蒙古取得政治经济上各种特权，由此外蒙古事实上成了俄国的附属（详见附录一《俄蒙协约》）。于是中国与俄国慎重交涉，产生民国2年（1913年）11月5日的《中俄声明文件》。其中俄国虽然承认中国在外蒙古有宗主权，但中国却承认外蒙古有自治权，并准允不驻兵和不移民外蒙古，承认俄人在外蒙的利益（详见附录二《中俄声明文件》）。民国3年（1914年）9月8日，中、俄、蒙在恰克图召开三方会议，9个月中议会48次，于第二年6月7日签订《中俄蒙协约》。其要点有五点：（1）外蒙为完全自治区域，有自治权，但仍为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有宗主权；（2）改皇帝称号，对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汗，中国有册封权；（3）外蒙古公事文件可以民国年历与蒙古干支纪年并用；（4）中国派都护使驻扎外蒙古；（5）俄国在外蒙古有领事裁判权，凡外蒙古政治问题，中国与俄国须商酌办理（详见附录三《中俄蒙协约》）。外蒙古即改为自治，依中国官制，派陈篆为库伦办事大臣，并设佐理员。不久情形又大变，民国8年（1919年），民国政府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并取消外蒙古自治，废止前订《中俄声明文件》及《中俄蒙协约》等。但徐树铮过于压迫蒙人，以后被迫逃离，职由陈毅继任。这时在俄国白党的指示下，外蒙古的一些青年人组织蒙古民族的中央政府，不久即告解体。之后苏联红党又指导蒙古青年志士，在恰克图组织蒙古革命党。民国10年（1921年）2月，俄国白党败将巴龙恩琴在日本的接济下，第二次率军进攻外蒙古，占领库伦，驱逐中国军队及官吏，仍利用活佛为君主，于3月21日，宣布二次独立。但一切政权由巴龙恩琴操纵。苏联红党指导蒙古革命党，招集军队，在恰克图设立蒙古临时革命政府，与库伦相对立，并派红军进入库伦，驱逐巴龙恩琴，7月6日，组织了革命政府。新政府为收拢民心，仍承认活佛为虚名君主。从此外蒙古活佛失去权力，民国势力也基本减消。11月5日，在莫斯科缔结《俄蒙密约》承认外蒙古独立，否认中国有宗主权。
民国13年（1924年）1月，苏联派瓦西利爱夫为驻库伦的全权公使，同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中俄协定解决悬案大纲》，其中有关于外蒙古的两条：（1）苏联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及尊重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2）苏联政府声明有关撤退苏联驻蒙军队之问题，在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后，即将军队尽数撤退。但这一协定对外蒙古政府没有起任何作用。1924年5月20日，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汗去世，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认为建立新国家的时机已到，6月7日，通过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体会议，成立国家最高领导机构大国民会议，公布了党的各项决议。11月8日，召开国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政治、财政等各项决议，制定了宪法，改“大库伦”为“乌兰巴托”（意即赤城），并定为国家首都。11月26日，正式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宪法承认可以建立蒙古式的独立自主的国家。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主。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在党务学校里悬挂马克思、列宁、孙中山及蒙古革命伟人的肖像，张贴中国工人和世界工人并肩前进的图画。德王在引渡回国后的自述里说：到蒙古后“实际上我的一言一行，都在内务部人员监视之中，招待我的住所备有《列宁全集》，有晋、冀、察、绥边区政府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等很多的书籍，我在没有事的时候，就随手翻阅，这是我看马列主义书籍的开端，才知社会上还有阶级的说法”。蒙古也执行民主政策，独立后，还存在中国工人职工会，可以集会和进行其他相宜活动。民国21年（1932年），马鹤天等2人到蒙古考察，到库伦无事可做，两人竟然在数天内办墙报、开设“中山室”、唱歌、集会，进行了好多项自由活动。独立后，蒙古政府大搞革命宣传，控制喇嘛，反对封建制度，迅速设立各类学校，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促使社会经济逐步发展起来。但蒙古在苏联控制下，西欧和苏联的商品垄断市场，使民族经济发展缓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1960年5月31日，中蒙两国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同年10日12日起生效，缔约双方表示：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962年12月26日，两国又在北京签订《中蒙边界条约》，1963年3月25日在乌兰巴托互换批准书后生效，双方规定了两国全部边界线的走向，树立界标，绘制边界地图，凡以道路为界的地段，道路为双方共有，共同管理和使用，两国边界议定书于1964年6月30日签订。以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随之断绝。
总而言之，在中国各民族的融合中有分裂，在分裂中又有融合。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以西北蒙古与漠北蒙古之间的道路交通为历史线索，探讨了蒙古民族的来源及中国几大主流民族间的一些关系，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西蒙至外蒙古道路上古今时序中所产生的许多历史事实以及这两地之间的各种来往关系，这种关系真实地说明了西蒙地区北向蒙古的一些驼道在发展方面的一些情形。中蒙两国关系的确立及其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改进，使这些畜运道路逐渐荒废，而今天的中蒙运输则完全由二连浩特国际列车来承担。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又恢复了外交关系，在两国首都北京至乌兰巴托之间已开通了航空线，两国使团相互访问，中蒙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又出现了新的局面。中蒙两国关系的好转，对维护世界和平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可以想见，亘古以来的中蒙交通，亦即在这新的局面和新的历史时期里会有着更光辉的前景。
附录一 俄蒙协约
民国1年9月，俄国密派前驻京公使廓索维慈，前赴外蒙古，以俄历10月11日抵库伦，迭开会议。各汗王公等皆出席，廓氏力言蒙古宜从速决定对于中、俄之关系，并劝诱订立俄蒙协约。全文如下：
蒙人全体，前因欲保存蒙地历来自有之秩序。将中国兵队官吏逐出蒙境，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蒙古之主，旧日蒙古与中国之关系，遂以断绝。现俄国政府因此情形，并因俄国人民友谊，及须确定俄蒙商务之秩序，特遣参议官廓索维慈，与蒙古主及执政各蒙王委任之议约全权，蒙古总理大臣，万教护持主，三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内务大臣沁苏米克图亲王，喇嘛策凌赤蔑得，外务大臣兼汗号额尔德尼达沁亲王杭达多尔济，陆军大臣额尔德尼达赖郡王贡博苏伦，度支大臣土谢图郡王札克都尔札布，司法大臣额尔德尼郡王那木萨来，会同议定以下各条：
（一）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现已成立之自治秩序，并编练蒙古国民军。不准中国军队入蒙境，及以华人移殖蒙地。
（二）蒙古主及蒙政府，准俄国属下之人，及俄国商务，照旧在蒙古领土内，享用此约所附专条内各权利，及特种权利。其他外国人自不能在蒙古得享权利，加多于俄国人在彼得享之权利。
（三）蒙古政府如须与中国或其他外国立约时无论如何，其所订之新约，不经俄国政府允许，不能违背，或变更此协约，及专条内各条件。
（四）此协约自签押之日实行。
附商务专条（即协约第二条中所规定者）
（一）俄人可在蒙古各地自由居住移动，并经理商务，制作其他事项。或与各个人各货行及俄国蒙古中国及其他各国公私处所，协定办理各事。
（二）俄人可将俄国蒙古中国暨其他各国出产制作各货，运出运入，免纳税捐。唯中俄合办营并及俄人伪称他人之货为自己之货者，不在此例。（三）俄国银行可在蒙古开设分行。有与各个人各官署公司办理各种银行行为之权。
（四）俄人可用现银买卖货物，赊欠货物，或互换货物。但蒙古各王旗及官署不得私人负担借款。
（五）蒙官不得阻止蒙人向俄人办理商业事宜。并不得阻止其为俄国人，或俄人商店工厂之服役。
（六）俄人可在蒙古商租或购买土地，但不得为谋利之举。
（七）俄人可与蒙政府协商享用矿、林、渔业及其他各事项。
（八）俄国可与蒙政府协商设置领事，蒙古亦可在俄国派遣蒙政府代表。
（九）俄国领事及俄国商务有关之地，设立贸易圈，专归俄领管辖。其无领事之处，则归商务公司，及社会之领袖管辖。
（十）俄国可在外蒙古地，设立邮政。但须与蒙古协商办理。
（十一）俄国驻蒙古各领事，如须转递公件，派遣信差以及别项公事需用之时，可用蒙古台站；唯一月所用马匹，不过百只，骆驼不过三十只，可勿给费。俄国领事及办理公事人员，亦可由蒙古台站行走，偿给费用。俄国属下办理私事之人，亦有享用蒙古台站之权，应偿费用，须与蒙古政府商定。
（十二）凡自蒙古城内流至俄国境内各河及此诸河所受之河流，均准俄国人乘用自有商船往来航行，与沿岸居民贸易。
（十三）俄国入于运送货物，驱送牲只，有权由水陆各路行走。并可商允蒙古官吏由俄人自行出款建筑桥梁渡口。
（十四）俄人牲只，于行路之时，可得停息喂养。如须停息多日时，地方官并须于牲只经过路径，及有关牲只买卖地点，拨给地段，以作牧场。
（十五）俄国沿界居民，依旧可在蒙古割草渔猎。
（十六）俄国属下人等，及其所开处所，与蒙人华人往来约定办理之事，可用口定，或立字据，其立约之人，可将所立契约，送至地方官呈验。如地方官见呈验契约有窒碍之处，当从速通知俄国领事官。与领事会商，将所出误会，公同判决。今应暂行定明，凡有关于不动产事件，务当成立约据，送往蒙古该管官吏及俄国领事处呈验批准。如享用天然财赋契约，必须经蒙古政府批准方可。如遇有争议之时，无论因口定之事，或立有字据之件，可由两造推举中人平和解决。如遇不能和解时，再由会审委员会同判决，会审委员，分常设临时。俄领常设会审委员会，于俄国领事驻在地设置之。如领事域领事代表及蒙古官吏之代表，有相当阶级者组织之。临时会审委员会，于未设领事之处，酌量所出事件之紧要，始暂开之。以俄国领事代表，及被告居留，或所属蒙旗之蒙王代表组织之。会审委员会，可招蒙人华人俄人为会审委员会之监定人。会审委员会之判决，如关于俄人，即由俄领事官从速执行。其关于蒙人华人者，则由被告所属或所居留之蒙旗蒙王执行之。
（十七）此专条自签押之日实行。
俄历1912年10月21日即公举蒙古主治理二年季秋月二十四日立于库伦。
附录二 中俄声明文件
自民国1年11月2日报载俄派廓索维慈赴库伦议约后，我国外交总长梁如浩，即于7日照会俄使库朋斯齐，提出抗议谓：“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靖，万无与各外国订条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云云。翌日，俄使面交俄蒙协约全文，亦经外部驳覆，乃俄国态度至为强硬。嗣后梁辞职，陆征祥继任，与俄使迭次交涉，截至民国2年5月，议定条文六款，为参议院所否决，陆愤而辞职，以故中俄交涉，遂告停顿。然大势所趋，殊难延宕。盖库伦独立，俄既进兵于前，俄蒙协约告成，外蒙古更有恃而无恐，若不从速解决，则外蒙古终贻我以北顾之忧。故陆辞而孙宝琦任外长后，即与俄使重申前议，要求仍就原议六款协商。俄使以时过境迁，不允重议旧款，经与再三磋商，另提条款会议，经十次之讨论，始议定声明文件五款，及附件四款如下。
关于中俄两国对待外蒙古之关系，并经大俄帝国政府提出大纲，以为根据。并经大中华民国政府认可，兹两国政府商订如下。
（一）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
（二）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
（三）中国承认外蒙古人享有自行办理自治外蒙古之内政，并整理本境一切工商事宜之专权。中国允许不干涉以上各节。是以不将军队派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之举。惟中国可任命大员，偕同应用属员，暨护卫队驻扎库伦。此外中国政府亦可酌派专员，驻扎外蒙古地方，保护中国人民利益，但地点仍按照本文件第五款商订。俄国一方面担任除各领事暑护卫队外，不于外蒙古驻扎兵队，不干涉此境之各项内政，并不在该境有殖民之举动。
（四）中国声明承认俄国调处，按照以上各款大纲，以及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俄蒙商务专条，明定中国与外蒙古之关系；
（五）凡关于俄国及中国在外蒙古之利益，暨该处因现势发生之各问题，均应另行商订。
大中华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即西历一千九百十三年十一月五日立于北京
附：声明另件
大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孙为照会事，照得本日签字关于外蒙古问题之声明文件，本总长奉有本国委任，以政府名义，向贵公使声明各款如下：
（一）俄国承认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二）凡关于外蒙古政府，土地交涉事宜，中国政府允与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
（三）正文第五款所载，随后商订事宜，当由三方面酌定地点，派委代表接洽。
（四）外蒙古自治区域，应以前清驻扎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惟现在因无详细地图，而各该处行政区域，又未划清界限，是以确定外蒙古疆域，及科布多阿尔泰划界之处，应按照声明文件第五款所载，日后商订。
以上四款，相应照请贵公使查照，须至照会者。
大中华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
附录三 中俄蒙协约
自中俄声明文件互换以后，至民国3年9月8日，中俄及外蒙古三方各派代表会议于恰克图。正式会议凡48次，往来会唔谈判亦不下40次。初时争执最烈者，为我方要求外蒙古取消独立，帝号、及年号，以及三方对于宗主权与自治权解释之分歧。继后争执最烈者，为铁路邮电问题，税则问题，以及内外蒙古交界不殖民问题，历时九阅月。至民国4年6月7日始签定此约。
大中华民国大总统大俄罗斯帝国大皇帝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诚愿将外蒙古因现势发生之各问题，公同协商解决。各派全权专使如下：
大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派都统衔毕桂芳，少卿街上大夫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公使陈箓。大俄罗斯帝国大皇帝特派驻蒙古外交官兼总领事正参赞官亚历山大密勒尔。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特派司法副长额尔德尼卓囊贝子，希尔宁达木定，财务长土谢图亲王察克都尔札布，为全权专使。各专使将所奉全权文凭，互相校阅，俱属妥协，议定各款如下：
（一）外蒙古承认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中俄声明文件及另件。
（二）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三）自治外蒙古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凡关于外蒙古政治及土地问题，中国政府担任按照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中俄声明另件第二条办理。
（四）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受大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外蒙古公事文件，上用民国年历，并得兼用蒙古干支纪念。
（五）按照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中俄声明文件第二及第三两条，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官府有办理一切内政，并与各外国订立关于自治外蒙古工商事宜国际条约，及协约之专权。
（六）按照声明文件第三条，中国俄国担任不干涉外蒙古现有自治内政之制度。
（七）中俄声明文件第三条所规定，中国驻库伦大员之卫队，其数目不过二百名。该大员之佐理专员，分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蒙古恰克图各处。每处卫队，不得过五十名。如与外蒙古自治官府同意，在外蒙古它处添设自佐理专员时，每处卫队不得过五十名。
（八）俄国政府遣派在驻库伦代表之领事，卫队不得过一百五十名。其在外蒙古他处已设或将来与外蒙古自治官府同意添设俄国领事署或副领事署时，每处卫队不得过五十名。
（九）凡遇有典礼及正式聚会，中国驻库伦大员，应列最高地位。如遇必要时该大员有独见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权。俄国代表，亦得享此独见之权。
（十）中国驻库伦大员及本协约第七条所指在外蒙古各地方之佐理专员，得总监视外蒙古自治官府，及其属吏之行为。使之不违犯中国宗主权，及中国暨其人民在自治外蒙古之各种利益。
（十一）自治外蒙古区域，按照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中俄声明另件第四条，以前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辖之境为限。其与中国界限，以喀尔喀四盟，及科布多所属，东与呼伦贝尔，南与内蒙，西南与新疆省，西与阿尔泰接界之各旗为限。中国与自治外蒙古之正式划界，应另用中俄两国及自治外蒙古之代表，会同办理，并在本协约签字后二年以内，开始会勘。
（十二）中国商民运货入自治外蒙古，无论何种出产，不设关税。但须按照自治外蒙古人民所纳自治外蒙古已设及将来添设之各项内地货捐，一律交纳，自治外蒙古商民运入中国内地各种土货，亦应按照中国商民，一律交纳已设及将来添设之各项货捐。但洋货之由自治外蒙古运入中国内地者，应按照光绪七年陆路通商条约所定之关税交纳，（即运入内地者按税则交一子税即正税之半）。
（十三）在自治外蒙古之中国属民，民刑诉讼事件，均由中国驻库大臣，或驻自治外蒙古各地之佐理专员，审理判断。
（十四）自治外蒙古人民，与在该处之中国属民，民刑诉讼事件，均由中国驻库伦大员及驻自治外蒙古各地之佐理专员，或其所派代表，会同蒙古官吏审理判断。如中国属民为被告者，或加害人，而自治外蒙古人民为原告者，或被害人，则在中国驻库大员，及驻自治外蒙古各地之佐理专员处，会同审理判断。如自治外蒙古人民为被告者，或加害人，而中国属民为原告者，或被害人，亦照以上会同办法，在蒙古衙门审理判断。犯罪者，各按自己法律治罪。两造有权各举仲裁和平解决争议乏事。
（十五）自治外蒙古人民，与在该处之俄国属民，民刑诉讼事件，均照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俄蒙商务专条第十六条所载章程，审理判断。
（十六）所有自治外蒙古中俄人民，民刑诉讼事件，照以下审理判断：如俄人为原告，或被害人，而华人为被告者，或加害人，俄国领事或亲往，或由其所派代表会审，与中国驻库大员，或其代表，或驻自治外蒙古各地之佐理专员，有同等权利。俄国领事或其所派代表，在法庭审讯原告者，及俄国证见人，其被害者及中国证见人，经由中国驻库大员或其代表，或驻自治外蒙古各地之佐理专员，间接审讯。俄国领事或其代表，审查证据追求偿债保证，如认为必要时，得请鉴定人证明两造事实之真伪，并与中国驻库大员，或其代表，或驻自治外蒙古各地之佐理专员，会同拟定，及签押判决词。中国官吏有执行判决之义务。如俄人为被告，或加害人，而华人为原告，或被害人；中国驻库大员，及驻自治外蒙古各地之佐理专员，或亲往，或由其所派代表，亦可在俄国领事暑观审。俄国官吏有执行判决之义务。
（十七）因恰克图库伦张家口电线之一段，经过自治外蒙古境内、故议定将该段电线，作为外蒙古自治官府之完全产业。凡关于在内外蒙古交界，设立中俄派员管理之转电局，详细办法，并递电收费章程，及分派进款等问题，另由中国俄国及自治外蒙古所派代表组织之特别专门委员会商定。
（十八）中国在库伦及蒙古恰克图之邮政机关，仍旧保存。
（十九）外蒙古自治官府，给予中国驻库大员及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蒙古恰克图之佐理专员，暨其属员人等必要之驻所，作为中国政府之完全产业。并为该大员等之卫队，在其驻所附近处，给予必要之地段。
（二十）中国驻库大员，及驻自治外蒙古各地之佐理专员，暨其属员人等。使用外蒙古台站时，可适用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号俄蒙商务专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办理。
（二十一）民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中俄声明文件声明另件，及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号俄蒙商务专条，应继续有效。
（二十二）本约用中俄蒙法四文合缮各三份，于签字日发生效力。四文校对无讹。将来文字解释，以法文为准。
大中华民国四年六月七日订于恰克图
俄历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