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孟子性善论研究》出版后，我马上按原定计划开始新的课题研究，刚开了个头，恩师潘富恩先生就把我叫去，说他已经向南大“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推荐我写《孟子评传》，要我做好思想准备。在此之前，我的精力很多年来一直集中在性善论研究方面，虽然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核心，但远不是孟子思想的全部，所以我一直想找机会把研究的范围拓展开来。现在机会果然来了。在学术著作出版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匡亚明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为我们严肃而踏实地研究孟子的生平和思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真是天大的好事。我立即中断原先的创作计划，开始着手准备写作《孟子评传》。
在初步分析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之后，我发现写作《孟子评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由于缺乏详尽的历史资料，后世对于孟子生平事迹的争论很多，其中不少问题无法定论；二是由于孟学内涵丰富而曲折，后世对孟子思想理解不准确的地方很多，其中有些误解还相当严重。面对这种情况，我为自己制定了“占有资料，努力澄清争论；返回本经，尽量消除误解”的指导思想。“占有资料，努力澄清争论”是说尽最大努力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孟子生平事迹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尽可能澄清有关的争论，实在做不到，也不回避问题，正面直对，勇于提出自己的观点；“返回本经，尽量消除误解”是说前人的注疏虽然对孟子研究有所贡献，但因为受时代的局限性的限制，其注疏不准确之处在所难免，今天研究孟子，不能完全局限于前人的注疏，必须返回本经，这样才能探求孟子思想的本意，才能消除对孟子思想的误解。
这个指导思想有“虽不能及，心向往之”的意思，真正做起来是很难的。我的基础不好，长年自学，后来虽然在恩师潘富恩先生的指导下读了硕士和博士，但也只是专攻哲学思想，缺乏必要的历史训诂方面的训练，现在一旦要考证孟子生平中的一些问题，马上就显出力量不够了。另外，虽然前些年我对孟子思想的其他方面也有所涉及，但没有全面系统地研究，尽管感到前人对孟子的思想有不少误解，但要真正把问题解说明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且不说其中不少都是争论了数百上千年的老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下死功夫，多读书，多想问题，多请教别人，不怕辛苦，不怕反复。说实在话，写这本书我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像师承、游历、生卒、年表、民本、经权、人格、养气、影响等问题，写了改，改了写，也不知道反复了多少次，致使交稿日期一拖再拖。当然，就是现在定稿了，心里还是一点不轻松，恐怕硬伤过多，贻笑大方。
在写作过程中，如何概括孟子思想，结构全书，也使我大伤脑筋，迟迟不能动笔。在评价传主思想的时候，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分列政治、哲学、经济等若干方面，把传主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纳入其中。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条理清楚，线条明白，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给人留有千人一面、画虎类猫的印象。我觉得，一个思想家能够在思想史的长河中留下一些印迹，并不在于思想的这种条理性，而主要在于其思想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就是个性，就是传主自己。评传要写得像传主本人，应该在传主思想的独创性上下功夫。孟子最明显的特点，根据我的体会，可能莫过于他的“好辩”了，抓住了“好辩”也就抓住了孟子这个人。基于这种考虑，我把孟子的“好辩”分为王霸、经权、义利、舜跖、人性等五辨，依此分别讨论孟子思想的各个方面，为的是让读者一望标题就知道这里讲的是孟子，而不是孔子，也不是老子、墨子、荀子或其他什么人。当然，这种做法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还有哪些不足，尚待专家和读者评判。
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多方面的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开泰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翟廷晋先生不仅给我寄来了宝贵的资料，还对本书第一、二两章作了认真的批改；台湾政治大学黄俊杰先生寄来了他自己关于孟子的三部大作以及很多重要的材料；邹城市文物管理局胡新立先生也寄来了市面上很难找到的书籍；曹尧德先生提供了很多有益的信息。书稿出来后，恩师潘富恩先生、东南大学张祥浩先生给予了认真的审核，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花建民先生在编辑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校正了书稿中的诸多疏漏；此外，张长岭同学承担了本书内容提要和目录的英文翻译工作，陈二林同学校对了书中部分引文。凡此种种，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忱。
杨泽波1998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