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听见许多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底笑话。照这些笑话所说，不但城里底人比乡下底人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里底狗，亦比乡下底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这些虽是笑话，而却不见得不合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城里底狗，比乡下底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里底狗，在有些方面，比乡下底人亦是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
城里底狗，看见一辆汽车，行所无事，坦然地躲在一边。而乡下的人，看见一辆汽车，不是惊奇地聚观，即是慌张地乱跑。城里底狗见汽车而行所无事，此即其知识高，见汽车而不慌不忙地躲，此即其才能高。至于有些城里底狗之享受，比乡下人好得多，这更是容易看出者。在中国，一百个乡下人中，至少有九十个一生没有吃过如城里底富室的狗所吃底饭食。有一个作乡村工作底机关，在乡下养洋猪给乡下人看，他们养底洋猪确实肥大，但乡下人说：他们的猪，比我们的人吃得还好，焉能不肥大？
城里人比乡下人享受好，当然是因为他们比乡下人有钱。他们比乡下人知识高、才能高，是因为他们比乡下人受教育的机会多；而他们所以能有较多底受教育的机会，亦因为他们比乡下人有钱。他们比乡下人有钱，所以吃得比乡下人好。“人是他所吃底。”城里人吃得好，所以他们的身体自然较能充分地发育。他们比乡下人有钱，所以他们穿得比乡下人好。“人是衣裳马是鞍。”城里底人穿得好，所以看着亦比较乡下人顺眼。他们比乡下人有钱，所以受教育的机会比较多。“读过《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溜。”城里人多少念过两天书，所以他们的谈吐，自然亦比乡下人入耳。所以城里人到乡下，常觉得什么都是不合适底，什么都看着不顺眼、听着不入耳。而乡下人到城里，则常觉得什么都是合适底，什么都看着顺眼、听着入耳。
城里人所有之较多底钱，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乡下人身上，盘剥来底。旧日所谓盘剥，即今日所谓剥削。其名词稍有不同，但其为剥一也。我在广西的时候，看见渔人用鱼鹰打鱼。他们用一环子，带在鱼鹰的脖子上。鱼鹰入水一次，吃了许多鱼，但为环子挡住，只存入脖子里。鱼鹰上来的时候，渔人用手将鱼自鱼鹰脖子里挤出，然后再以少量底鱼让鱼鹰吃。比如自鱼鹰脖子里挤出十两鱼，渔人喂鱼鹰二两。那多余底八两鱼，就渔人说，是他的利润；就鱼鹰说，是渔人对于它底盘剥。城里人盘剥乡下人，正如渔人之盘剥鱼鹰。城里人对于乡下人盘剥方式不一，如以工商底经营得利润，如以放债收利息，如以田地收地租等。这些利润、利息、地租等，均是渔人从鱼鹰脖子里挤出来底，那多余底八两鱼。他们多得了那八两鱼，他们就可以吃好底，穿好底，念书识字，以至心广体胖，“红光满面”。然后对乡下人说：我们在人种上本来就是高你们一等底。乡下人亦有因其自己之身体矮小，面黄肌瘦，以及知识谫陋，而自惭形秽，叹城里人之“得天独厚”者，不知其自己之所以如此，乃因其物质上及精神上底营养不足，并非由于其“得天独薄”也。
乡下可以说是城里的殖民地。殖民地有普通底与特定底之分。例如城里有一财主，他住在城里，而乡下有许多“庄子”。每一个“庄子”有他的一个管事底，管住“庄子”上底佃户。佃户种此财主的地，每年向他送纳地租。这些“庄子”，是特别属于城里之某财主者，即是此城里的特定底殖民地。此外乡下还有些自耕农以及小土财主，虽不属于城里底任何人，但在经济上仍须靠城里，仍受城里人的盘剥。此等普泛底乡下，亦是城里的殖民地，不过因其并不属于城里底某个人，所以可称为普通底殖民地。
中国自周秦以来，对于四围别底民族，向来是处于城里人的地位。自周秦以来，中国向来是城里，四围别底地方向来是乡下。虽然有几次乡下人冲进城里来，占据了衙门，抓住了政权，但是这些乡下人，终究是乡下人。他们不能把城里人降为乡下人，他们至多能把他们自己亦升为城里人。他们所见底城里人，即是中国人。所以他们于变成城里人之时，不知不觉地在许多别底方面亦变为与中国人相同。此即所谓同化。有许多人说，中国人对于异族之同化力特别强。凡异族入中国者，无论其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历时稍久，即不知不觉地为中国人所同化。此是事实。不过中国人之所以能同化异族，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是中国人，而是因为对于所同化之异族，中国人是城里人。所谓夷夏之别，有殊与共的两个方面。就殊的方面说，夷夏之别，即是中国人与别底民族之别。就共的方面说，夷夏之别，即是城里人与乡下人之别。在清末以前之历史中，我们所见之城里人即是中国人。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中国人是唯一底城里人，城里人即是中国人，所以所谓用夏变夷，是用城里人变乡下人，亦即是用中国人变别底民族。照此方面说，用夏变夷是应当底，而且亦是可能底。用夷变夏是不应当底，而且亦是不可能底。人若能坐在重楼叠阁底建筑里，有地炉暖得满室生春，他万不愿意再去坐在旷地里底蒙古包里，烤马粪火。
中国人的城里人底资格，保持了一二千年，不意到了清末，中国人遇见了一个空前底变局。中国人本来是城里人，到此时忽然成为乡下人了。这是一个空前底变局。这是中国人所遇到底，一个空前底挫折，一个空前底耻辱。
在现在底世界中，英美及西欧等处是城里，这些地方底人是城里人。其余别底地方大部分是乡下，别底地方底人大部分是乡下人。这些乡下地方，有些已成为某人的“庄子”，如印度成为英国人的“庄子”，安南成为法国人的“庄子”。在每一个“庄子”里，他们都派一个管事底，即所谓总督也者，住在那里，征收上文所说之“八两鱼”。此即上文所说之特定底殖民地。乡下之其余底地方，虽不特别为某人所管，但在经济上是附属于，至少是靠英美及西欧等城里，此即上文所说之普通底殖民地。中国底地位，好像上文所说之土财主。此土财主亦是一“财主”，虽亦可说是一大财主，但既是一个“土”财主，所以亦于无形中受城里人的支配。不过尚不特别为某人所管，所以是普通底殖民地，亦即所谓半殖民地。
有许多人去逛纽约、伦敦、巴黎，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觉得没有一样事物不新奇，没有一样事物不合适。返观他们的故园，他们只有赠以“愚”、“贫”、“弱”几个大字。这固然是不错底，不过他们仿佛不觉得，英美及西欧等国人之所以是“智”、“富”、“强”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英美等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城里人；中国人之所以是“愚”、“贫”、“弱”者，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中国人是乡下人。不弄清楚这一点，那即真是一个刘姥姥了。照刘姥姥的看法，贾母凤姐等都本来是聪明能干底，天生应该享福底，而她自己及板儿都本来是愚鲁拙笨底，天生应该受罪底。贾府的鸡蛋，天然地比刘家的鸡蛋，精致小巧。这看法完全是错误底。
英美及西欧等国所以取得现在世界中城里人的地位，是因为在经济上它们先有了一个大改革。这个大改革即所谓产业革命。这个革命使它们舍弃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脱离了以家为本位底经济制度。经过这个革命以后，它们用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行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经济制度。这个革命引起了政治革命，及社会革命。有一位名公说了一句最精警底话，他说：工业革命的结果使乡下靠城里，使东方靠西方。乡下本来靠城里，不过在工业革命后乡下尤靠城里。在工业革命后，西方成了城里，东方成了乡下。乡下既靠城里，所以东方亦靠西方。
在工业革命前，一个乡下底自耕农或土财主，在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方面一部分可以只靠他自己家里底出产。他们自己的田地里有自己种底粮食，自己种底菜，自己种底棉花。他们自己能把自己的麦稻，弄成米、面；把自己的棉花，弄成线、布。所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识天功，安知帝力”。所谓“帝力”，可以说是社会之力。这些自耕农在一切生活必需品方面，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田地出产。在这一方面说，他们似乎可以“遗世独立”，不靠别人，除家之外，不知有社会，或虽知其有，而不知其必须有。此即所谓“不知帝力”。在此方面说，乡下可以不靠城里。
不过在另一方面说，若乡下完全不靠城里，则亦即无所谓城里。在最原始底经济状况下，大概即无所谓城里。今既有城里，则此城里必有其所以存在之原因。我们于上文说，乡下底自耕农，在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方面，一部分是靠他们自己的田地的出产。还有一部分不是他们自己的田地的出产。这一部分即使其不能不依靠城里。有一部分生活必需品，是生活所必需，但不是乡下农人自己所能生产者。在这些方面，他们即必须靠别人。孟子说：“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荀子说：“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例如一个农人，要吃盐，他必须靠制盐底人、运盐底人，以及卖盐底人。他必须用铁底农具，以及刀、锅等，他即必须靠开铁矿底人、炼铁底人，以及制农具、制刀与锅底人。他必须用桌、椅、床等，他即必须靠种树底人，制桌、椅、床等底人。如此类推下去，有许多许多底东西，一个人皆不能“自为而后用之”。他必靠许多许多底人。总括一句话说，他必须靠社会。城里是社会的中心，一个城里是一个社会的中心。反过来亦可说：一个社会的中心，即是一个社会的城里，此即是乡下所以必须靠城里，而城里所以对于乡下占优势的缘故。
不过在以家为本位底经济制度里，乡下人至少有一部分生活必需品不必靠城里。但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经济制度里，乡下即完全要靠城里了。在经过产业革命底地方，农人有麦，但他还要上城里买面粉。因为城里已经有专制面粉底工厂，工厂所制底面粉，又好又便宜。在此情形之下，即没有人在自己家里，用自家的磨，磨面粉了。农人有棉花，但他还要上城里买布。因为城里已经有专制布底工厂，工厂所织底布，又好又便宜。在此情形之下，即没有人在自己家里，用自家的机子，织布了。在现在整个底世界上，西方成了城里，东方成了乡下，所以我们中国虽有的是原料，而制成品却须往外国买。我们有麦子，而所谓洋面渐渐压倒本地面。我们有棉花，而所谓洋布渐渐压倒土布。所谓洋面、洋布，以及一切所谓洋货者，正确地说，实即是城里底面、城里底布、城里底货而已。所谓中国人用西洋人的制成品者，实即是乡下人进城里办货而已。所谓中国人往西洋留学者，实即是乡下人进城里学乖而已。所谓中国人往西洋游历者，实即是乡下人往城里看热闹而已。
从上面所说，我们可以明白：于产业革命后，乡下何以尤靠城里，东方何以必靠西方。
在这种情形下，如专提倡所谓“东方底精神文明”，以抵制西方势力的侵入，那是绝对不能成功底。如印度的甘地打算以印度的“精神”抵制英国。他叫印度人都不用英国布，都用旧式机子，自己织布。这好像一个乡下人，吃了城里人的亏，生了气，立下了一个决心，发了宏誓大愿，要与城里人断绝来往。但经济底铁律，要叫他的这种宏誓大愿，只能于五分钟内有效。中国以前亦有屡次底抵制日货运动，以为靠人的决心，即可抵制住日货。但其成效，若不是没有，亦是微乎其微底。于是人皆说中国人只有五分钟底热心。其实任何国底人，于此都只有五分钟底热心。这种情形，不是由于人的热心的力量小，而是由于经济的力量大。甘地以一种宗教的力量所领导底运动，十年前虽亦轰动一时，而现在亦无闻了。这亦不是因为宗教的力量小，而是因为经济的力量大。甘地亦是于没办法中想办法。但从没办法中想出底办法，还是不是办法。其志可哀，但其办法则不可。
乡下人如果想不吃亏，惟一底办法，即是把自己亦变为城里人。我们于上文说，英美及西欧等国，所以取得现在世界中城里人的地位，是因为在经济上他们先有了一个大改革。这个大改革即所谓产业革命。因为有了这个改革，所以才使“乡下靠城里，东方靠西方”。东方底乡下，如果想不靠西方底城里，如果想不受西方底城里的盘剥，如果想得到解放，惟一底办法，即是亦有这种底产业革命。这种产业革命的要素，即是以机器生产，代替人工生产。这种事情，初看似乎不过只是经济方面底事情，但是影响却是异常重大。关于这些，我们以后详论。现只说：如果东方底乡下人，想不当乡下人，他必须有这种产业革命。英国先有这种产业革命，最先取得现在世界上城里人的资格。其次德国，其次日本，都以有这种产业革命，而陆续取得现在世界上城里人的资格。最近苏联亦以有这种革命，而取得现在世界上城里人的资格。这是我们所亲眼看见者。苏联之几个五年计划，即是这种产业革命之见诸实际者。苏联现在之所以能在世界上站得住，能在世界上有发言权者，并不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底国家，而是因为它是曾经有产业革命底国家。
说到这里，我们又不能不对于清末人表示敬意。清末人对于当时底西洋，虽不十分地了解，亦可以说是，虽十分地不了解，但有一点却被他们猜着了。他们以为西洋人之所以到处占便宜，我们之所以到处吃亏，是因为西洋人有一特长，为我们所不及者，此即是其有实用科学、有机器、有实业（即现在所谓工业），所以清末人士对于这些方面，提倡甚力。我们说他们猜着了，因为对于用机器兴实业在各方面底意义，以及其所将引起之影响，他们完全不知。他们以为用机器，兴实业，不过用机器，兴实业而已。至于在别方面，我们可以“依然故我”，不变亦不必变。此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见解，自然是错误底。不过他们的办法，即用机器、兴实业等，是不错底。照着他们的办法，一直办下去，他们的错误底见解，自然会改变。因为如果有了机器，有了当时所谓实业，整个底社会，在许多方面，自然会有根本底变化，到那时候，“水到渠成”，人的见解，自然会改变。
民初人对于所谓西洋，所知较多，知道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是讲不通底。他们以为这种说法，是所谓“体用两橛”。他们以为，我们如果要有“西学”之用，如实用科学、机器、工业等，先必须有“西学”之体，即西洋底纯粹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他们以为，清末人只知所谓西洋的“物质文明”，而不知其“精神文明”。民初人于是大谈其所谓西洋的“精神文明”，对于实用科学、机器、工业等，不知不觉地起了一种鄙视，至少亦可说是一种轻视。清末人所要推行底产业革命，不知不觉地迟延下来。直至近几年来，大家始又接着清末人的工作。粤汉铁路，动工于清末，至近来方始勉强完成，使我们对日战争，得了大济。这即是这个整个事情的一例。这中间固然有许多别底原因，但民初人所造成之思想上底空气，不能说不是其原因之一。清末人以为，我们只要有机器、实业等，其余可以“依然故我”。这种见解，固然是不对底。而民初人不知只要有了机器、实业等，其余方面自然会跟着来，跟着变。这亦是他们底无知。如果清末人的见解，是“体用两橛”；民初人的见解，可以说是“体用倒置”。从学术底观点说，纯粹科学等是体，实用科学、技艺等是用。但自社会改革之观点说，则用机器、兴实业等是体，社会之别方面底改革是用。这两部分人的见解，都是错误底，不过清末人若照着他们的办法，办下去，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所意想不到底结果；民初人若照着他们的想法，想下去，或照着他们的说法，说下去，他们所希望底结果，却很难得到。民初以来，大多数底留学生回来，都是“用非所学”，他们因之丧气，他们因之堕落，他们因之又替“中国人”招了许多骂。其实在大多数底情形中，并不是他们不争气，而是他们“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了工业，自然需要实用科学，有了实用科学，自然需要纯粹科学。但若无工业，学实用科学底人即落了空。不讲实用科学，纯粹科学即落了空。此即所谓“无用武之地”也。照清末人的办法，有了“用武之地”，再请英雄来。照民初人的办法，先请了英雄，而不为设“用武之地”。“无用武之地”底英雄，难乎其为英雄。
或者可说，我们于以上所说，只注意到城里与乡下的对立，而未说到，即在城里，亦有资本家与“穷光蛋”的对立。在经过产业革命底地方，在所谓工厂制度下面，所谓劳工者，除了他们的劳力可以卖钱外，他们是一无所有。此种人即是所谓无产阶级底人，亦正是我们所谓“穷光蛋”。所谓无产者，即穷而至于光蛋也。我们于上文只说到城里人盘剥乡下人，而没有说到城里底资本家盘剥“穷光蛋”。我们若知城里亦有“穷光蛋”，则知城里人不尽是盘剥者，而被盘剥者亦不止乡下人。
若离开乡下人，专说城里人，则城里底资本家与“穷光蛋”之对立，我们固然要说到。但我们现在是站在乡下人的观点，以说城里与乡下的对立。站在乡下人的观点，我们以为即城里底“穷光蛋”，其享受亦比乡下人好得多。不要说有事作底“穷光蛋”，即没有事作底“穷光蛋”，亦有人赈济他们，而他们从赈济所得之享受，比乡下底小财主或又过之。我们并不是故意夸大其词，这是实情。就中国底乡下人说，有许多人终年吃不起盐，他们吃一回有盐底菜，好像我们吃一回燕窝鱼翅。但这些情形，若向英美等国底“穷光蛋”说，他们一定不相信。他们无论有事作或无事作，不但向来即吃盐，而且向来常吃肉。有些人说中国人是素食者。中国人固多吃素，但中国人之所以多吃素，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吃素合乎卫生之道，如有一班人所讲者，他们实在是没有力量吃荤。
城里底“穷光蛋”何以比乡下底小财主还享受得好？这即是因为他们亦是城里人底缘故。整个底城里，盘剥乡下，得了很多底钱，其大多数固然都归了城里底资本家，然亦有一部分，作为城里底公共事业之用，一部分由资本家发给城里底“穷光蛋”。这些“穷光蛋”的所得，固然不多，然自乡下人的眼光看，亦足够瞧了。我们若告诉中国底乡下人说，美国工人一个月能得中国钱二三百元，他们一定不相信。贾府丫环的吃喝穿戴，固然比姑娘们差得很远，但自刘姥姥的眼光看起来，已经是见所未见了。逛纽约、伦敦、巴黎底刘姥姥，但见宫室的壮丽，街道的整洁，人民的吃好底、穿好底，她即佩服得五体投地，她不知那些排场里面，都有她自己的血汗。
有些人以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相提并论，以为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是站在同一战线上底。事实已证明其不尽然了。日本压迫中国，日本的无产阶级、劳动大众，并不见有积极底反对。英国统治印度，英国的无产阶级、劳动大众，亦不见有积极底反对。每一国的无产阶级，看见别一国压迫别一被压迫底民族，都可以说几句同情话。但见本国压迫它自己的殖民地的民族的时候，他们即不说话了。这中间或有几个人的例外，但那是没有关系底。其所以如此者，即因一个国家从它的殖民地所得底利益，其大部分固然为其资本家所享受，但其国之每一人，皆可得有一小部分底余沥。贾府从“庄子”收来底地租，固然大部分是用在太太姑娘们身上，但丫环老婆子也并非完全无份。
所以站在乡下人的观点，城里与乡下的对立，至少对于乡下人是更重要底。
或又可问：在第一篇《别共殊》中，我们说：一般人所谓中西之分，大部分是古今之异。在此篇中，我们说及城里与乡下，似以为所谓中西之分，又是城里与乡下之异。此二说岂非不合？我们于第一篇说：文化有许多类，本篇又说及城里乡下，岂以中国所有之文化为乡下文化，或现在有一部分人所谓乡村文化，西洋所有之文化为城里文化，或现在有一部分人所谓都市文化乎？
现在有一部分人所谓乡村或都市文化者，似乎是以乡村或都市为中心底文化。这种分别，我们不以为然，因为照我们的看法，文化都是以我们所谓城市为中心。不过城里乡下是相对底。对于此为城里者，对于彼或为乡下。一个县城，对于其四乡为城里；但对于省城说，则此整个底县，连带其县城在内，都是乡下。对于中国说，上海南京是城里；但对于英美等国说，整个底中国，连带上海南京在内，都是乡下；整个底英美等国，连带其中底村落，都是城里。所以我们讲城里乡下，乃就为城里或为乡下者之相对底地位说，并不是就其所有之某类文化说。英美等国之所以能于现在世界中取得城里之地位者，乃因其先近代化或现代化，乃因其先有某种文化。中国之所以于现在世界中流为乡下的地位者，乃因中国未近代化或现代化，乃因中国未有某种文化。所以本篇所说，与第一篇并无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