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罗，我的一个平民朋友，从家乡来北京几年了，换过几种工作，从前年起在火车站附近一家餐馆打工。凡是营业时间，都站在卫生间外的洗手池旁，按照老板要求，给上完卫生间的男女客人递擦手纸，并至少要每一小时，趁里面没人的时候，轮流进男女卫生间去打扫卫生。他跟我说，女客大都不接他递过去的纸，也很少使用电动烘干机，而是用自己带的擦手纸或手绢解决问题，女用卫生间打扫起来也比较容易。男客们则即使烘干了手，也都愿意接他递过去的纸，不过经常是用来擤鼻涕。男用卫生间打扫起来可就麻烦透顶了，因为喝醉了酒，在里头呕吐的实在太多。老罗形容起那情景，使我极其反胃。我跟老罗说，像他这样的服务，是应该给小费的，他可以在洗手池旁，放一只小碟，每到营业时间，自己先把准备好的两元、一元和五角的“引子”搁在里面。老罗说老板开会时说了，谁也不许收小费，如果有客人给了小费，必须上交。
一大早，以及午、晚两次营业之间，老板还安排老罗打扫餐馆外面的停车场。人们都说北京秋天最好，老罗却最怕秋天，因为停车场两边的大杨树总要掉一季的叶子，每回他清扫起来都非常吃力，有时这边还没清扫干净，营业时间已经到了，老板巡视时发现卫生间门外洗手池边没有他，便会扯开嗓门喊他，搞得他跑动起来脚底下打绊儿。
那餐馆给打工者吃的，分成三等，厨师、配菜的，可以自己做来吃，只是别太过分就行。收银员、采购员、领班，允许分吃从餐厅、包房里撤出的剩菜。餐厅服务小姐、洗碗的以及老罗，则只能吃大锅熬菜，里面很少有肉。有一回，厨房里一只龟死了，厨师不敢做给客人吃，报告老板，让老罗去扔掉。老罗舍不得扔，餐馆打烊后，封火前跟厨师打了招呼，自己炖来吃了，吃的时候也没觉得味美，也没感到恶心，但第二天身上好几个部位就都爆出了肿块，奇痒难熬。在那餐馆打工是不给休息日的，每月工资先是300元，后来涨到350元。老罗把挣到手的钱全折叠在一起，用两根橡皮筋箍得紧紧的，搁在裤腰上的一个皮制烟袋盒里，晚上睡觉，把裤子连同那烟袋盒压在枕头底下。那摞钱也不是越来越厚，因为每隔一个时期，他就请假去趟邮局，给他老婆寄回一笔钱去。去邮局的假，至多两个钟头，老板当然批准。因为吃死龟身上肿出怪东西，老罗不得不上医院看病，老板大发善心，准了他一整天的假。老罗去了医院，花了挂号费，可是他舍不得花钱买医生开的药，跑到我家找我，说是看看我家有没有现成的药。我一听、一看，马上把他领回那医院，给他买下那些药，再把他带回家。口服的，立即让他开始吞服；外敷的，就给他用药棉敷上。他憨憨地跟我道谢，说：“可怎么报答你？”我说：“你又来了，我们既然交了朋友，说这些岂不见外了？”后来我们下楼到一家小饭馆吃饭，怕他喝了含酒精的东西不利治疗，就没像以往那样要四两“二锅头”，菜也不敢点辣的，主菜是糖醋里脊。吃完了我才想到醋恐怕也是不利于内毒发散的，后悔没点红烧排骨。因为有一整天的假，老罗越来越觉得是因祸得福——我们两个同龄人吃完饭后又在护城河边遛弯儿，边遛边聊，十分尽兴。我特别喜欢他讲农村里的种种人和事，二十多年前的故事大体都跟饿肚子有关，近十年的则大体都是吃饱了生出的怪事情，那生动的内容是我从印刷品和互联网上获取不到的。他呢，则喜欢我讲些科学技术方面的事情，其实我也是一知半解，比如为什么电视能播出那么多节目，电话，特别是手机为什么能让老远的人听见声音，等等。我很怕我讲得并不对，他回家后再讲给晚辈听，以讹传讹。
老罗身上起的肿块没多久就完全消失了。但那家餐馆换了老板，新老板认为根本不需要派一个人专门负责看管、清扫卫生间，就把老罗辞了。老罗找到我，不甘心就此回家，他说给独孙的教育费还没有攒够，还想在城里挣钱。我想起来以前的一个邻居，相处得不错的，也在开餐馆，而且生意很红火，前些天来过电话，邀我去他新辟的分店同喜尝新。我那天虽然没去，想来我的面子还是会给的，于是当着老罗给那位姓李的老板打了电话，让他尽量收留老罗，他果然立刻应承了，让老罗第二天去报到。我对老罗说：“你可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
没有想到的是，半个多月后，老罗来找我，说是对不起我，他实在不想干了。这家餐馆的李老板安排老罗洗碗兼打扫院落卫生，不能说比以前累，而且一个月还给三天休假，但是，每月工资只有270元，还说定每月工资要暂扣50元不发，为的是防止雇员领工资以后忽然不辞而别。李老板还规定，作为洗碗工，老罗必须花50元买下他给的白大褂当工作服——尽管老罗自己有一件还能穿的半旧大褂。那厨房里总是非常热，洗碗却只能用冷水，而洗涤剂严格规定用量——每天三餐至多只许用一瓶，这样，生意越红火，老罗洗碗就越吃力，最后没了洗涤剂也很难把油腻洗净。李老板给雇员吃的饭菜倒不分等，都一样，油水稍大，但规定一律要在厨房里站着吃，即使餐厅打烊了也不能到客堂里坐着吃。厨房里不设座椅板凳，唯一的一只高脚凳是给厨师长工作用的，也只有他闲下来时可以坐在上面休息。李老板没给老罗安排宿舍，晚上老罗和另两个雇员就在餐厅里各用六张餐椅拼起来当床睡，那西洋风味的座椅上挖有凹槽，坐时屁股舒服，当床睡腰身可就难受极了。最让老罗难以接受的，是李老板要求他自费一次性办理一年的暂住证、上岗证、卫生合格证，合起来约三百元。老罗提出来先办半年的行不行？老板说：“要签合同就签一年，半年你就走人。”我提出来支援老罗三百元办齐那一年的三证，劝他尽量还是留下来，还说我打电话给李老板，在某些问题上给他求求情，看能否改进一下工作与居住条件，老罗却摆手说：“算了。替他细想，若不是这样行事，他那生意怎么能发达，开了一家又添一家？”又说：“真的，我这几天觉得自己老了，做不动了，我还是回家去吧。”
老罗真的要回家了。他来告别那天，递给我一张浸着他汗味的纸条，上头写着他家的地址，好长啊，先是省，然后是市，再后是区，区后是镇，镇后是乡，乡后是村，村后呢，写的是“二社”，我说怎么会叫“社”呢？应该是“二组”吧？他说要么写“二队”，反正到了那最后一个字，怎么写都无所谓，肯定收得到了。他要我多给他写信，别怕他多花钱。我明白，他们那个“社”或者“队”或者“组”或者不管叫什么的管事的人，让邮递员把所有人的邮件都先放在那里，收件人去取时，一般信函要交他两毛钱，汇款单则要交五毛。老罗说：“你写来吧，我一个月花一块钱也愿意。别怕我认不全，我孙儿念到第九册了，他能读给我听。”
我没有去送老罗。但我记得他搭乘的那趟车开车的时间，老罗买的硬座，要三十多个小时才能到达省城。我坐在书房电脑前，电脑上显示的时间告诉我老罗坐的那趟车开出北京了，我觉得心里出现了一大块空白。我从电脑桌抽屉里取出一张照片，那是我和老罗在护城河边的合影。儿子给我们拍照那天，河边玩耍的人很多，照片上除了我和老罗，身后左右还有些别人的身影。记得老罗拿到照片后说：“啊呀，怎么净是些野人啊！”他们那地方把陌生人称作野人，并无谩骂的意味，但相对来说，我于他而言，不是野人而是亲朋了。越来越远去的老罗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聚？人生苦短，真情难觅，而我们确实也都老了，磨砺得粗糙硬冷的灵魂，如何维系住那一缕超越功利荣辱的心线？
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