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这个城市，我又记起许多事情。这里的生活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不能忘记。我现在还是和从前一样平淡地过日子，不悲观，也不过于乐观，只靠着一个信念指导我。
随着信念的指示做事情，事无论大小，在我都会感到喜悦。在这里我特别想多做事，只是因为我害怕第二天这种喜悦就完全消失。这种害怕并不是“杞忧”，住在这里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常来的熟朋友。惨死并不是意外的不幸，我们看见断头残肢的尸首太多了。前几天还和我谈过几句话的某人在一个清早竟然倒插在地上，头埋入土中地完结了他的生命。有一次警报来时我看见十几个壮丁立在树下，十分钟以后在那里只剩下几堆血肉。有一个早晨我在巷口的草地上徘徊，过了一刻钟那里就躺着一个肚肠流出的垂死的平民。晚上在那个地方放了三口棺材，棺前三支蜡烛的微光凄惨地摇晃。一个中年妇人在棺前哀哭。
我们过了一些这样的日子。在那些时候我们白天做事常常受到阻碍。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下降，投弹，上升，或者用机关枪扫射。房屋震动了，土地震动了。有人在门口叫。有人蹲在地上。我们书店的楼下办事处也成了临时避难室。要在那里继续做我们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有一回我听见飞机在上空盘旋寻找目标，听见机关枪的密放，听见炸弹在不远处爆炸，我还埋头写我的那篇题作《给一个敬爱的友人》的文章，我写下我相信拥护正义的我们会得到最后胜利的话。我并非有意夸耀我的镇静，我承认我是用了绝大的努力，才镇压住感情的波动。所以写完文章我便感到十分疲倦。这样的事我只做过一次。平常飞机来投弹的时候，我在家里，便躺在床上睡觉（后来炸得太厉害了，我便到楼下去躲避）；在办事处，则坐在藤椅上和同事讲几句闲话。有两三次我和朋友在哥伦布咖啡店吃早点，给关在里面不能出来，旁边一条街被炸了，我在咖啡店里看不见什么，玻璃窗给木板遮了大半，外面是防空壕，机关枪弹一排一排地在附近飞过，许多人连忙伏在地上。我不能够忍受这种紧张的空气，便翻开手里的书，为的是不要想任何的事情，却以一颗安静的心来接受死。这时我的确没有想什么。我不愿意死，但是如果枪弹飞进来，炸弹在前面爆炸，我也只好死去。我没有愤怒；愤怒和憎恨倒是在敌机去了以后，我看见炸死同胞的惨状和炸伤的同胞的痛苦而起的。我若不能逃脱，则死也无憾，因为我的尸体也会同样地激起别人的愤怒和憎恨。
敌机去了以后，我们自然继续工作。两个刊物[6]的出版期又近了。稿子编好留在印刷局，有的校样送来就得赶快校好送回印局；有的久未排好就应当打电话或者派人去催索校样。刊物印出送到便是八九千册。我们应该把它们的大半数寄到各地去。于是大家忙着做打包的工作，连一个朋友的九岁孩子也要来帮一点小忙。此外我们还答应汉口一个书店的要求，把大批的书寄到那边，希望在武汉大会战之前从那里再散布到内地去。这类事情都得在夜间空闲的时候做。大家挥着汗忙碌工作，一直到十一点钟，才从办事处出来。我们多做好一件事情觉得心情畅快，于是兴高彩烈地往咖啡店或茶室去坐一个钟点，然后回家睡觉，等待第二天的炸弹来粉碎我们的肉体。
在这样的夜里我有的是无梦的睡眠。人仿佛成了钟表一类的东西。发条开满就走，走完便停。我们好像变成了制造刊物和小书的机器。每天在办事处忙的是这种事情。机器还未损坏，当然要转动。机器一旦被毁，则我也无责任了。我有时就拿这种思想安慰自己。
但是刊物终于由旬刊，变成了无定期刊。印刷局不肯继续排印，以加价要挟，连已经打好纸型的一期也印了十多天才出版；至于五月中旬交到一家印局的小书，则因为那个印局的关门，一直到八月一日才找回原稿。这其间我去过两个地方。这是六月六日以后我第三次回到广州了。我再见不到六月六日、十三日和二十二日所见的那些景象。六月十三日我走过几条街就没有看见一个人影，几乎连一个小饭店也找不到。我现在看见的依然是热闹的街市和扰攘的人群。有几处炸毁的房屋已经被朴素的新屋代替了。炸断的老树上生出了新芽。这个城市的确是炸不死的。它给了我不少的勇气。这个城市便是对我们保证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的一个信物。我能够在这里做我的工作，我太满意了。……
8月16日在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