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朋友洪和他的朋友们办的一个乡村师范学校里，我过了五天快乐的生活。快乐这个形容词用在这里并没有一点夸张，这里的生活的确是很快乐的。
献身的精神，真挚的友情，乐观的态度，坚强的信仰，这一切把一个像我这样的客人深深地感动了。
在一座小山的脚下，并排地立着三座灰黑色的祠堂。这个纯粹中国式的旧建筑物便是“乡师”的校舍。里面有着礼堂、课堂、膳厅、寝室、图书馆、厨房、盥洗室等等新式的房间，这都是“辅导员”（这里称教师做辅导员）和学生们劳动的成绩。寝室一共三大间，辅导员和学生分住在里面。他们把寝室布置得十分整洁，和欧洲一些中学校的寝室没有大的差别。
左边的祠堂的一角，有一间阴暗的小屋，许多行李堆在里面，门口挂一块木牌，写着“庶务室”三个字。庶务室里有床，有方桌，有椅子。窗洞只有一个，圆圆的，高高的，高得快挨到屋顶了。
我就睡在这间庶务室里。我的床放在那个养病朋友的床的对面。我和那个朋友一样，晚上睡得比别人早，早晨起得比别人迟。庶务室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庶务室里是阴暗的，是闷热的。白天我很少在里面。我有时在图书馆里看书，有时在办公室里和朋友们闲谈，有时进城去拜访友人，有时就和那个养病的朋友翻过山到公园里喝茶。有时候我就躺在半山上榕树下面一根石凳上睡觉，就是在正午，那里也很凉快。
傍晚，我也去观泳台看学生游泳。我也在田坎上散步，看牧童赶牛回家。或者我就坐在学校门前草地里石凳上和朋友们谈天。
我坐在石凳上抬起眼睛望出去，草地前面是一片新绿的田野。一条明亮的河流给田野划了界限。河对岸是一条汽车路，路旁有一带小山，半山上白色的庙宇掩映在绿树丛中。太阳已经落下山了，晚霞正在天边燃烧。天空是乳蓝色的，山是青的，明媚的晚霞一半粉红，一半紫色，挂在天和山中间，像一些得意的画笔，又像几条精致的纱罗，颜色是一秒钟一秒钟地在变换，天也不停地加深了它的蓝色。到后来晚霞淡到了肉眼看不见的光景，山脚下汽车路上，灯光就出现了。
有一次学生和辅导员在草地上面开谈心会。我躺在石凳上旁听。朋友洪第一个讲话。他的广东话我听得懂。他的讲题就是《庶务室的生活》。他说：“庶务室的生活是神秘的，有趣味的。”
大概在今年正月，洪患过一场大病，在病中他从寝室搬到了庶务室，在这里他整整住了两个月。他发着高热，整天躺在庶务室里一张木板床上，不能够做任何事情。学生们在功课完毕以后自动地跑来陪伴他。他们坐满了一间屋子，有的就坐在床沿上。他们轮流地说故事、讲笑话给他听。他的脑子常常昏昏沉沉，不能够完全听懂他们的话。有时候他已经睡熟了，他们还起劲地讲着，等到他醒过来睁开眼睛才知道他们还在他的身边。但是他们方才说的什么他却完全不知道了。
有些学生很富于感情，他们谈话的时候，常常无缘无故地哭起来。其实这“无缘无故”不过是朋友洪病中的感觉，我想这应该是有缘故的。有个学生送他一只口琴，他问那个学生为什么对他这样好。学生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对你好，是出于我自己情愿，只要我自己知道，自己情愿就够了。至于你知道不知道，你对我好不好，那是没有关系的，我不管它。”
这个天真孩子的话使人感动，这是真情的流露，并没有半点虚伪。这样的学生在这个乡村师范里的确很多。他们把学校当做自己的家庭，辅导员当做自己的哥哥。辅导员也是一样，他们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弟弟。这许多哥哥和弟弟愉快地、亲热地在一起生活，他们用自己的手创造出这个美满的家庭，把三座古庙式的祠堂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学校。“用自己的手”五个字用在这里是很恰当的。在这个学校里并没有一个校工。一切工作，日常的和建设的，完全由学生和辅导员轮流来做。学校门前的小路和花园、后山的运动场、两三处散落的农场和花圃……无一不是他们两只手的成绩。
朋友洪在这种爱的环境中生活着。他完全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接受了学生的爱护，同时也拿慷慨的牺牲来报答。他和几个朋友都把他们的全部精力耗费在这个学校上面。学校只有很少的基金，因此他们不但不支薪水，反而拿了家里的钱到学校里来大家公用。我知道洪好几次把他母亲的积蓄拿出来捐给学校。这种不自私的精神在农民中间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却不能使官僚化的督学感动，所以在学校立案时会发生许多困难，督学来调查时，甚至当面对洪说，这种不支薪水和捐款的办法是不可靠的，于学校的前途有妨碍。然而同时省城里许多没有稳固基金的野鸡学校，却因立案批准而大开庆祝会了。
洪和他的朋友们并不灰心，他们反而更努力地工作。在这种努力中，他们的教育理想逐渐成长了。不久以前一个年轻朋友从上海到这个学校来，他写信给他的女友说：
你不是称我做爱太阳的燕子么？那么我告诉你，燕子向南方飞去，飞去，他看见一线曙光了。他想到不久就可以追到可爱的太阳的那种欢悦，他是如何努力地追去呢！
好友，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会是这样地乐观呢？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生活所给我的影响。从这生活里我仿佛看见了理想社会的轮廓，因而生出了大的希望。他们的亲爱、热情和天真，使我忘却了现社会里的仇视、欺骗和倾轧，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面了。
朋友洪继续讲他的故事：有时候，他的病势轻一点，常常在昏睡了一整天之后，晚上他清醒了。他的心跳得厉害，全身在发烧。他不想再睡，也不能够闭眼。他勉强支持着，摸索着走到桌子前，点燃了煤油灯，摊开信纸给外面的朋友写信，告诉他们这个学校里的情形，一直写到天亮，他才放下笔，吹熄灯，疲倦地往床上一倒睡了。
在美丽的月夜（乡村里的月夜比城里的更美丽，更清洁），田里的蛙声响得像敲鼓一样。学生们很早就睡了。洪在庶务室里醒起来。他的心很热。对于他，这个乡村也许太清静了。他在床上接连翻了几次身。他终于下了床，走出窄门，经过一条小巷，到了学校门前的花园。他在草径里来回走着，让月光洗他的脸。他在想，怎样使自己碎骨粉身来报答学生们的爱护，来给这个学校、这个乡村建立一个光明的前途。
我没有病，但是我陪着那个养病的朋友在庶务室里住了五天（这中间我曾到别的乡村去睡过四晚），我的庶务室的生活也许不是神秘的，有趣味的罢，然而我也有一点点经验。
我初去的时候，晚上没有月亮。从庶务室的开着的门望出去，只有一片黑暗。看不见天井，也看不见阅报室。屋里一盏煤油灯，两张木板床，夏布帐子放下来垂到床脚。我们（或者我，或者那个朋友）把灯吹灭，钻进床里，就好像进了黑暗世界。只有蚊子在帐外的叫声还不时吵闹地送进耳里来。
有一晚我睡不着，在床上不停地翻身，脑子里想着许多事情。充满斗争与活动的回忆折磨着我，使我不能够在这种愉快、平静的环境里得到心的安宁。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依旧睁开两只眼睛望着浓密的黑暗。在这种难堪的情景中我忽然听见那个朋友在咳嗽。我试着唤他一声，他毫不含糊地回答我。
“你还是醒的？”
“不知道怎样我今晚老是睡不着！”
“我也是这样，越睡越有精神。”
“……”
我这时真是异乎寻常地高兴了，仿佛在沙漠里遇见了一个同路人一样。
又有一晚，我半夜里醒来，刚刚做了一个噩梦。天是暗灰色的，我看得见一点点白光。吹着风，有砂石的响声。又有别的声音，仿佛有人在走路，又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叫。开着的门忽然给风吹得关上了。眼前是一片黑暗。那个朋友并没有醒过来，他睡得很熟，低声在打鼾。……后来我又渐渐地睡去了。
还有一个晚上，那时我刚从另一个乡村回来，是一个很好的月夜，我半夜里醒了，出去小便。我走到外面，只有我一个人，前面躺着一片碧绿的田野，边沿上有一道河流在灿烂地发光。蛙在田里敲鼓。蟋蟀在草丛中唱歌。整个乡村沉睡着，罩上了一面柔软的月光的网。我的心很热。我感到和洪当时的相同的心境了。我也在草径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让月光梳我的头发，我在批判地回忆我过去二十几年的生活，我在绝望地问我自己：我是否也能够像洪那样献出自己的一切，做一个建设理想社会的小小的基石，来报答朋友们对我的爱护。
1933年6月在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