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后，斯人已逝，然读文读诗都能合上古人心率的拍子，为何，因为个体生命体验在时空上是如此相似，许许多多的体验是一代代人所通感的，无一例外地引发着共鸣，由李清照入篇，不管是政治国事还是爱情家庭，阅读本单元听作者叩问千秋，听自己叩问心灵。
一
那两弯似蹙非蹙、轻颦不展的凝眉，刀镌斧削一般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象中的易安居士，竟然是这样，其实，也应该是这样。
李清照（1084—1155），山东济南人，号易安居士。南宋杰出文学家。代表作有《声声慢》、《一剪梅》、《如梦令》等。
斜阳影里，八咏楼头。站在她长身玉立、瘦影茕独的雕像前，我久久地凝望着，沉思着。似乎渐渐地领悟了或者说捕捉到了她那饱蕴着凄清之美的喷珠漱玉的词章的神髓。
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李清照是“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词人，其作品少有这样壮阔豪迈的气概。读之，不禁想到其另首：“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我暗诵着她流寓金华时题咏的，现时书写在塑像后面巨幅诗屏上的这首七绝。
八咏楼坐落在金华市区的东南隅，是一组集亭台楼阁于一体的风格独特的建筑。楼高数丈，坐北朝南，耸立在高阜台基上。登上百余级石阶，凭栏眺望，南山列嶂，双溪蜿蜒，眼前展现出的画卷，俨然一幅宋人的青绿山水。
八咏楼初名玄畅楼，为南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时任东阳郡太守的沈约所建，至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了。因为沈约曾在楼上题写过八咏诗，状写其愁苦悲凉的意绪，后人遂就此名之。唐宋以降，李白、崔颢、崔融、严维、吕祖谦、唐仲友等诗人骚客，都曾登楼吟咏，畅抒怀抱，一时云蒸霞映，蔚为壮观，遂使它成为浙中一带具有深层文化积淀的著名人文景观。当然，要就写得苍凉、凝重，大气磅礴，堪称千古绝唱这一点来看，易安居士的这首题诗当为压卷之作。
在创作上，易安谨遵以诗言志、以词抒情的固有传统。在其有限的传世诗篇中，这一首是颇具代表性的。际此强敌入境，国脉衰微如缕的艰难时世，漫天匝地、塞臆填胸的只有茫茫无际的国恨家愁。“愁”字为全篇点睛之笔。
现今的八咏楼为清代建筑，前有亭廊，重檐歇山顶，亭内塑有沈约胸像，壁间综合介绍了建楼的历史；后面是一组三进两廊的硬山顶木架结构，展厅气势闳阔，朱红的楹柱托举着高大的屋顶，正中悬挂着郭沫若手书的“一代词人”匾额，下方是一座雪白的易安居士雕像，四周陈列着她的生平经历和诗词文赋代表作品。
由踏访古迹“八咏楼”自然引出本篇主人公李清照。
这种前轻后重、喧宾夺主的现象十分耐人寻味，它使人联想到成都的武侯祠，明明是昭烈庙，里面却主要陈列着诸葛武侯的文物。说来道理也很简单，“诸葛大名垂宇宙”，他的声望要高出先主刘备许多。较之沈约，李清照在后人心目中也是如此。叙述与解释历史，必然带有叙述主体的选择、判断的痕迹。历史不能回避也无法拒绝后人的当代阐释，它的影子总要打在现实上。
二
拾级步下层楼，我们穿街越巷来到了婺江的双溪口。此间为武义江与义乌江两水交汇之处，故得名双溪。婺江流到这里，江面陡然变宽，水域十分开阔，所以，沈约在《八咏楼》诗中有“两溪共一泻，水浩望如空”之句。现在处于枯水季节，尽管水量还不算少，流势却显得纾徐、平缓，已经见不到当年那种双流急泻，烟波浩渺的气势了。
我们不妨把时针拨回到860多年前的初冬十月。就是在婺江双溪口的水旱码头上，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易安居士，旅途劳顿，面带倦容，风尘仆仆地走出了船舱，她是从临安登上客船前来此间避难的。
散文中有意借用了戏剧情境和戏剧冲突，巧妙设计悬念。突破了散文平铺直叙的表现方式，使之引人入胜，摇曳生姿。
“客子光阴诗卷里”，“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转瞬间，已经由金风飒飒变成了煦日融融。禁不住窗外“绿肥红瘦”、“淡荡春光”的撩拨，她曾多次动念，想要走出那褊窄、萧疏的住所，步上八咏楼头，然后再徜徉于双溪岸畔，面对着滔滔西下的清溪和载浮载沉的凌波画舫，重温一番已经久违多年的郊外春游。
我们知道，她是特别喜欢划船的。少女时期，她常在溪上贪玩，“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结婚之后，还曾在“红藕香残”的深秋时节，“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可是，这一次却偏偏错过了大好春光，她虽然痴痴想望，实际上，却未曾泛舟溪上，而是了无意绪地恹恹独坐空房，捧着书卷，暗流清泪，哪里也不想去。正如她所表述的：“纵然花月还相似，安得情怀似旧时！”最后，她抛书把笔，写下一首调寄《武陵春》的春晚词，以大写意的笔触，把一个心事重重、满腔悲抑、双颊挂着泪珠的愁妇形象及其凄苦心境，活脱脱地描绘了出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这首词是宋绍兴五年（1135）李清照避难浙江金华所作。当年她是51岁。当时的她已处于国破家亡之中。丈夫已死，珍贵的文物也已散佚，自己流离失所，故词情极其悲苦。
这是一个特定时间——正值残红褪尽、风光不再的暮春时节，它与人生晚景是相互对应的。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女主人公还呆呆地坐在床前，懒得把头发梳理一下，含蓄地表现了她的内心的凄清、愁苦。接着，就交代这凄苦的由来：于今风物依然而人事全非，令人倍增怅惋。正因为所遭遇的是一种广泛的、剧烈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变化，故以“事事休”一语结之。在这样凄苦的情怀之下，自然是还没等说出什么，泪水就已潸潸流注了。为了摆脱这冰窖似的悲凉和抑郁难堪的苦闷，女主人公也打算趁着尚好的春光，泛轻舟于双溪之上；可是，马上她又打消了这种念头。她担心蚱蜢一般的小舟难以承载这塞天溢地、茫茫无尽的哀愁，因此，只好作罢。词中叠用“闻说”、“也拟”、“只恐”，把矛盾、复杂的心理变化，刻画得宛转、周折，细致入微。
自北朝庾信创作《愁赋》以来，善言愁者，代有佳构。形容其多，或说“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或说“茫茫来日愁如海”，“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诗人的巧思，看不见摸不着的悲情愁绪形象化、物质化了：“浓如野外连天草，乱似空中惹地丝”，“闭门欲去愁，愁终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处”。而到了易安笔下，则更进一步使愁思有了体积，有了重量，直至可以搬到船上，加以运载。真是构想奇特，匪夷所思。
易安的“愁”之所以有体积，有重量，是因为她有着数倍于他人的国恨家仇。
三
易安居士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学术、文艺气息非常浓厚的家庭里，受到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和文化环境的熏陶。她在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也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对人生抱着完美的理想。童年的寂寞未必没有，只是由于其时同客观世界尚处于朴素的统一状态，又有父母的悉心呵护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的保证，整天倒也其乐融融，一干愁闷还都没有展现出来。及至年华渐长，开始接触社会人生，面对政治漩涡中的种种污浊、险恶，就逐渐地感到了迷惘、烦躁；与此同时，爱情这不速之客也开始叩启她的灵扉，撩拨着这颗多情易感的芳心，内心浮现出种种苦闷与骚动。那类“倚楼无语理瑶琴”、“梨花欲谢恐难禁”、“醒时空对烛花红”的词句，当是她春情萌动伊始的真实写照。
那种内心的烦闷与骚动，直到与志趣相投的太学生赵明诚结为伉俪，才算稍稍宁静下来。无奈好景不长，由于受到父亲被划入元祐“奸党”的牵连，她被迫离京，生生地与丈夫分开。后来，虽然夫妇屏居青州，相与猜书斗茶，赏花赋诗，搜求金石书画，过上一段鹣鲽相亲、雍容闲适的生活。但随着靖康难起，故土沦亡，宋室南渡，她再次遭受到一系列更为沉重的命运打击——中年丧偶，再嫁后遇人不淑，错配“驵侩之下才”；与丈夫一生辛苦搜求、视同生命的金石文物，在战乱中损失殆尽；晚年孑然一身，伶仃孤苦，颠沛流离。这一切，使她受尽了痛苦的煎熬，终日愁肠百结，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易安晚年想到此景此情，怕也会潸然泪下吧。
易安少历繁华，中经丧乱，晚境凄凉，用她自己的话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而其内涵又极为驳杂、丰富，一如本人所说，“怎一个愁字了得”。翻开一部《漱玉词》，人们不难感受到布满字里行间的茫茫无际的命运之愁，历史之愁，时代之愁，其中饱蕴着作者的相思之痛、婕妤之怨、悼亡之哀，充溢着颠沛流离之苦，破国亡家之悲。
但严格地说，这只是一个方面。若是抛开家庭、婚姻关系与社会、政治环境，单从人性本身来探究，也即是透视其用生命创造的心灵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悲凉愁苦弥漫于易安居士的整个人生领域和全部的生命历程，因为这种悲凉愁苦自始就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这种生命原始的悲哀在天才心灵上的投影，正是人之所以异于一般动物、诗人之所以异于常人的根本所在。
这就是说，易安的多愁善感的心理气质，凄清孤寂的情怀，以及孤独、痛苦的悲剧意识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因素。即使她没有经历那些家庭、身世的变迁，个人情感上的挫折，恐怕也照例会仰天长叹，俯首低回，比常人更多更深更强烈地感受到悲愁与痛苦，经受着感情的折磨。
正是由于这位“端庄其品，清丽其词”的才女，自幼生长于深闺之中，生活空间十分狭窄，生活内容比较单调，没有更多的向外部世界扩展的余地，只能专一地关注自身的生命状态和情感世界，因而，作为一个心性异常敏感，感情十分脆弱且十分复杂的女性词人，她要比一般文人更加渴望理解，渴望交流，渴求知音；而作为一个才华绝代、识见超群、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女子，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真实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这两方面的特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必然形成一种发酵、沸腾、喷涌、爆裂的热力，生发出独特的灵性超越与不懈的向往、追求。反过来，它对于人性中所固有的深度的苦闷、根本的怅惘，又无疑是一种诱惑，一种呼唤，一种催化与裂解。
古代才女往往在对外界遭遇变故、人生苦难、爱情婚姻方面比寻常女子感受更深。敏感脆弱多思的性格使她们更渴望事物的美好，对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的细微处也能体会深切。蔡文姬、李清照，甚至文学作品中的林黛玉均是这样的多思女子。
四
而要同时满足上述这些高层次的需求，换句话说，要达到精神世界异常充实和真正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则需要从两个方面提供保证：一是真情灼灼、丝毫不带杂质地去爱与被爱；二是通过卓有成效的艺术创造，确立自己特殊的存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必须能够真正求得一种心灵上的归宿与寄托。
应该说，这个标杆是很高很高的了。好在易安都有幸地接触到了。就后者而言，她能自铸清词，骚坛独步，其创获在古代女性作家中是无与伦比的；而前一方面，通过与赵明诚的结合，也实现了情感的共鸣，灵魂的契合，生命的交流，尽管为时短暂，最后以悲剧告终。为了重新获得，她曾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拼出惊世骇俗的勇气，毅然进行重新选择，然而所适非偶，铸成大错，使她陷入了更深的泥淖。至此，她的构筑爱巢的梦想宣告彻底破碎，一种透骨的悲凉与毁灭感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灵。
李清照在丈夫赵明诚去世后，经历了众多苦难，在情感与生活中都非常需要一个依靠，而张汝舟则刚好是出现的那个人，然而婚后张汝舟如得了志的中山狼，露出本来面目，对李清照的文物虎视眈眈，李清照第二次婚姻可谓遇人不淑，孤独悲凉的晚年生涯是她人生的又一次劫难。
这样，她就经常生活在想象之中。现实中的爱，游丝一般的苍白、脆弱，经受不住一点点的风雨摧残；只有在想象中，爱才能天长地久。前人有言：“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则愈工”。现实中爱的匮乏与破灭，悲凉之雾广被华林，恰好为她的艺术创造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灵泉。“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等一系列千古绝唱，就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写成的。
一个灵魂渴望自由、时刻寻求从现实中解脱的才人，她将到哪里去讨生活呢？恐怕是唯有诗文了。我们虽然并不十分了解易安幽居杭州、金华一带长达20余载的晚年生活，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就是她必定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文中去。那是一种翱翔于主观心境的逍遥游，一种简单自足、凄清落寞的生活方式，但又必然是体现着尊严、自在，充满了意义追寻，萦绕着一种由传统文化和贵族气质所营造的典雅气氛。
诚然，易安传世的诗词不多，比起那些著作等身、为后世留下更多精神财富和无尽话题的文宗巨擘，未免显得有些寒酸，有些薄弱。可是，一部文学史告诉我们，诗文的永生向来都是以质而不是以量取胜的。如同茫茫夏夜的满天星斗一般，闪烁着耀眼光芒的，不过是有数的几颗。
作为有限偶在，“一代词人”李易安早已随风而逝；可是，她那极具代表性的艺术的凄清之美，她那灵明的心性和具有极深的心理体验的作品内容，她那充分感性化、个性化的感知方式和审美体验方式，却通过那些脍炙人口的词章取得了无限恒在，为世世代代的文人提供了成功的范本，像八咏楼前“清且涟漪”的双溪一样，终古润泽着浊世人群的心田。
读完本文，再读读安意如《人生若只如初见》中《风住尘香花已尽》一篇，同是写李清照，方式、角度各不相同，可比较体会文化散文的写作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