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业文明的典型，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显著特性之一就是“安土重迁”，人们轻易不愿离开故乡，即使迫于某些压力而漂泊在外，也总还是想有朝一日“落叶归根”。这样一个缺少地理流动性的社会，必然倾向于稳固、永久的关系和价值，人们在这其中获得安宁。但现代社会是一个通过不断打破原有事物而获得进展且极其好动的社会，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首先就表现为一个史无前例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处于漂移状态。
离开故乡的人是不幸的。在以往的定居社会，没有特别的原因，人们一般是不愿意迁移的。尤其在古代，旅行不但劳累费时，且极端危险。英文“旅行”（travel）最初的含义就是“担心”或“辛劳”。在一个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时代，一个漂泊在外的人，不仅有可能遭遇山贼、海盗，还可能会遇到野兽攻击、天灾、饥荒等，更容易患上疾病。因此，中世纪欧洲的朝圣者在出门前，经常先写好遗书——如果不幸途中生病，那也只能当作上帝对自己的考验了。
虽然所有的传统定居文明都认为一生一世生活在故乡才最美好，但世界史上仍充斥着各种各样四处迁徙的人群。概括地说，他们有两种动力：一种是推力，比如他们在故乡难以谋生，或遭排斥；另一种则是吸力，比如外地的某个发财机会或精神洗礼——总之是某个遥远之地能提供一个转变和重新开始的机会。因此可以说，大部分人自发的迁移漂泊，都是被逼出来的。
正因如此，他们的内心总还是难以忘却故乡。我们读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一个在外多年的游子，尽管功成名就，却仍然挂怀着自己最早的根。无根的感觉，意味着缺乏一种稳定、永恒关系所带来的安全感。特别是当他在异乡遭到排挤，被另眼看待时，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任何一个人，总是要真正回到家里，才会有那种安稳的感觉。
然而当他们真的“少小离家老大回”时，也许会遭遇一个尴尬的情形：他已成为故乡的陌生人，儿童“笑问客从何处来”。我一个朋友曾说起，他18岁离开山东老家到上海读书，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工作了10年，上海的朋友和同事将他视为山东人（无疑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慢慢地，他发现，他老家的人已经开始认为他“越来越像上海人”了，甚至有些邻居的小孩子干脆就叫他“上海人”。那么他到底是哪里人呢？这种归属感的危机，实际上是大多数漂泊的人都曾有过的。
没有归属感会使人陷入困境。在脱离一个共同体的同时，却没有融入另一个共同体，以至于在两头都产生了一种异乡感。这两者的文化环境差异越是巨大，危机就越严重。就像尼赫鲁当年夹在印度和英国两种文化中间，尝尽辛酸：一面深入异国文化，却根本无从归属；一面被推着回归，却又无法返回。这种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战争，在玛赞·莎塔碧的《我在伊朗长大》中也有鲜明的体现。
正因为这种处境，一个无根、处处“格格不入”的人，往往又是极其敏感的。他们的确对两边都有异乡感，但也获得了观察两边的方便，因为他对两边都能以一种“内部的外人”的角度来客观叙述。很多现代艺术家、学者都是这一类漂泊者、流亡者、脱离故土的人。尤其是在20世纪初的巴黎，汇集了包括毕加索（西班牙人）、莫迪里阿尼（意大利人）、康定斯基（俄国人）等各国来的流浪艺术家，以至于这个群体中最优秀的反而不是法国本国人。
一个四处迁移的人，由于他看过了很多风景，必然比定居一地拥有更加丰富的内心。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同时，这种丰富的阅历也使他能够更好地审视自己的故乡——就像吉卜林曾说的：“一个只了解英国的人，对英国又了解多少呢？”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从来没离开过上海，也不了解上海以外的地方，那么他也不会真正了解上海，因为他根本无从比较和认识上海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内心的丰富，是对一个漂泊的人的最大回报。
现代人其实是没有故乡的。在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与空间流动中，个人的身份是片段的、瞬间的，是不固定地附着于土地的。人们的生活和土地没有关系，现代人对土地的认同感因此也是相当浅薄的。现代人为什么会有精神痛苦？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脱离土地后身份碎片化的结果。
虽然帕斯卡说，人类不快乐的根源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但对很多人而言，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才是一件沉闷的事。年轻的时候，人们总是不安分、不甘心，需要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施展拳脚。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在这个不定型的世界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可以重来，没有什么东西能长期保持顽固不化。城市和社区都快速地繁盛衰落，中国的城市也越来越像纽约一样“通过摧毁自己获得成长”，旧的记忆伴随着老的街区被拆得七零八落乃至最终被遗忘得干干净净，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长期见证另一个人的生活。
因此，现代人即使一直待在一个城市中，哪怕并未迁移，也同样会产生漂泊感。他的生活不断变迁，而且一生中即使不变换工种，至少也会跳槽若干次，或从城市的这头搬家到那头，甚至还会离婚（现代社会离婚率远高于传统社会）。很多社会关系都是临时的、不固定的、不连续的和流动的，当你离开一家公司后，原有的同事通常只有极少数还会保持长久的联系，并转变成朋友。更常见的情形是你更换了一拨新的同事，重建起一个临时性关系。甚至即使你原地不动，几年下来也许周围的同事都已换过了。这种个人生活中的动荡和灭绝在所有的现代城市中无时无刻不在上演，也是现代人难以享受精神安宁的重要原因。
这种好动的现代人的极端，就是所谓的“世界主义者”。这是伴随着全球化而产生的一个新的历史现象。现代技术逐渐克服了地理距离，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使一些人能满世界移动。对他们来说，空间（生活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因此这些忙忙碌碌、绕着地球飞的人总是“时间不够用”。既然漂泊的痛苦来自无归属感，是一种对空间的认同，那么一个索性只生活在时间中的人，反倒也摆脱了这种困扰。
如今的世界，允诺所有人可以自由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在这一逻辑之下，故乡是没有意义的，是一种前现代的感情。这也与全球化进程同步，毫无疑问，一个全球流动的世界，必然意味着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人的漂泊移动。
这就是我们的处境。按照现代人的理解，被禁止移动是软弱和痛苦的象征；但自由的移动，在使人得到很多东西的同时，又使人丧失许多最为珍惜的东西，且无人能够幸免于这一无情的进程。所幸在大多数时候，这仍是一个公平的交易，并且无论如何，每个人仍有选择的自由。
2008年9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