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A.S.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
徐蕾
内容提要：当代英国小说家、评论家A.S.拜厄特在文集《论历史与故事》中以作家兼学者的视角，从艺术审美与文学传承的层面为解读当代英国小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主题的转向提供了一条颇为独特的思考进路。她用内涵丰富的“腹语术”取代了后现代文学批评中“戏仿”和“拼贴”的概念，借以描绘当代小说家与文学历史传承之间的微妙关系，凸显出历史与文学经典之于当代作家幽灵般的召唤力。“腹语术”式的历史书写对拜厄特、萨拉·沃特斯、帕特·巴克等当代英国作家写作风格的隐喻，为历史小说的未来勾勒出一条可行的道路。
关键词：当代英国历史小说 腹语术 A.S.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
作者简介：徐蕾，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当代英国小说。
Title：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ical Fiction and Ventriloquism：On A.S.Byatt's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ABSTRACT：In her essay collection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2000），A.S.Byatt gives an original account of the rise of the English historical novel since the 1960s in terms of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heritage.She replaces parody and pastiche—concepts frequently applied in post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with the layered notion of “ventriloquism”to describe the subtle interactions between contemporary writers and literary traditions as well as historical past whose ghostly hauntings，as manifested in the ventriloquist resurrection of history in works of Byatt，Sarah Waters，Pat Barker and others，reveal a feasible path for the future of the historical novel.
Keywords：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ical fiction，ventriloquism，A.S.Byatt，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Author：Xu Lei 〈xubud@sina.com〉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China（210046），specializing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文坛涌现了大量历史题材的叙事作品。如罗德·门翰所言，“当代英国小说的核心悖论之一就是大量小说——其中许多是最优秀的——都与其他的时代和地方有关”（Mengham 1）。站在世纪之交回顾英国小说的走向，研究者发现“历史主题的转向或许是近三十年间英国小说的决定性要素”（Jackson 172）。理查德·李，更从古装剧霸占屏幕、国内图书销售榜单以及历史小说横扫英联邦主要文学大奖的事实，大胆宣称“历史小说迎来了最好的时代”，此前它们“从未如此受欢迎”（Lee 16）。杨金才也认为历史与迷思的交织构成了当代英国小说的重要命题：“历史不仅受到了质疑而且也被赋予了质问的内容”（65）。
最近半个世纪，历史小说何以能在英国如此长久地激发作家和读者的强烈兴趣？这个问题，近年来引发了学界的热议。有人将其归因于帝国衰落后英国人试图重新认知其民族历史及其延续性的内在要求（Boccardi，2009），有人视之为后殖民时代语境下移民作家“逆写”帝国的吁求使然（Ashcroft et al，1989），还有人认为与当代作家书写或重写被历史宏大叙事长期排斥与压抑的女性故事有关（Wallace，2005）。而在英国当代作家A.S.拜厄特（A.S.Byatt，1936— ）看来，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在2000年出版的论文集《历史与故事》（On Histories and Stories）中，拜厄特以作家兼学者的视角，在艺术审美与文学传承的层面为解读当代英国小说的历史转向提供了一条颇为独特的思考进路，值得该领域的学者们深思和借鉴。
一、历史转向何以发生
拜厄特曾发表过多部历史题材小说，1999年，她接受美国大学的邀请，举办了有关英国历史小说和欧洲叙事传统的系列讲座。讲稿的主要内容以《历史与故事》为题出版。
在首篇文章《父辈》中，拜厄特开宗明义地提问，为什么在一个历史遭遇本体论质疑的时刻，许多当代作家却转向了历史？首先，历史学面临的解构危机模糊了历史与叙事文学的界限。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参照叙事文学的情节化模式区分出四种历史编纂风格，历史学从而被转义为一种运用修辞的叙事构型；历史学家不仅在“发现”故事，他们和小说家一样，也在“创造”故事（8）。怀特的理论洞见动摇了历史学的现实主义/科学性根基，拉近了历史话语与文学叙事之间的距离，促进了常规历史著作中文学因素的增生。一方面，历史学家把自己的历史著作定义为小说，如西蒙·夏马（Simon Schama）的史著《死去的确定性》（Dead Certainties，1991）、即以“一部小说”作为副标题；小说家们则改换门庭，大书特书历史人物的文学传记，如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泰勒（D.J.Taylor）、理查德·霍尔莫斯（Richard Holmes）等人的作品。拜厄特发表于2001年的小说《传记家的故事》（The Biographer's Tale），也是一部游弋于历史与文学叙事之间的跨文类小说，以一位后现代文学批评家对某传记作家生平和著作的追索、梳理，展现他传/自传中的真实与虚构、他者与自我、历史与故事的奇妙共生关系。
另一方面，小说家也从历史编纂学中看到了叙事动力的新可能。他们试图从历史中找到当下生活的意义和范式：不知晓历史，何以理解现在的我们？例如罗斯·特拉门（Rose Tremain）的《王朝复辟》（Restoration，1989），以查理二世王朝复辟的历史来隐喻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期的英国；当代层出不穷的叙写两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则试图说明我们何以成为自己的现代根源。不仅如此，在美学层面上，讲述历史还可以赋予叙事语言以历史的隐喻色彩，让“过去的文学鲜活、生动”（Histories and Stories 11），维系写作与阅读的愉悦。书写边缘和被遗忘、未被记录者的“政治渴望”（political desire），也促使许多当代作家转向历史小说。例如，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毛翔青（Timothy Mo）等“来自他乡”的当代英语作家，通过对帝国历史的修正主义改写，让族裔的、女性的、前殖民地的历史浮出了被宏大叙事主宰已久的西方文明地表。
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拜厄特认为，英国当代作家对历史小说的青睐另有一层特殊的动机，那就是汲取传统思想、继承文学遗产、与过去对话交流。这种超越了简单怀旧心绪的回归冲动，可以解读为评论家提出的所谓“复古维多利亚时代小说”（the retro-Victorian novel），[16]旨在用充满想像力的复古文字召唤一个时代文学亡灵的魂兮归来，如拜厄特中篇小说《婚姻天使》（The Conjugial Angel，1992）对丁尼生及其挚友亚瑟·哈勒姆的招魂术、格林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从今以后》（Ever After，1992）中维多利亚时代先辈的幽灵叙事；可以解读为被作家任意复活的历史人物的精神重生，如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笔下的托马斯·克伦威尔、阿克罗伊德塑造的王尔德以及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再现的济慈之死等。
这股回归冲动，还可以从19世纪达尔文思想留给当代英国历史小说的深刻印迹中找到线索。拜厄特特别指出，进化论思想认可的人类社会进化史启迪了新的历史观：“历史不是神圣计划的展开，也不仅仅是政治进步或破坏过程。一种新的历史小说也许是可能的。正如达尔文所说，适应的过程是缓慢渐进的，而且大多数当前小说来自对达尔文思想内涵的抵抗——这抵抗有时候怀旧，有时候激烈”（Histories and Stories 66）。但无论是怀旧、还是对抗，作为进化链条上一环的人类都须走出西方宗教规定的人类中心秩序，关注人类历史之外更为绵延古老的自然史、地球史、生命史。从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Mill on the Floss，1860），到斯威夫特的《水之乡》（Waterland，1983）、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的《十又二分之一章人类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1/2 Chapters，1989）、劳伦斯·诺福克（Lawrence Norfolk）的《教皇的犀牛》（The Pope's Rhinoceros，1996），这些面向人类历史以外生态演化、环境变迁的历史小说以点睛之笔勾勒出“自然历史小说”（Natural Histories）的发展脉络，深度契合当下日益紧迫的全球生态危机和环保主题。另一方面，达尔文作为历史人物的观点和声音，屡屡出现在近三十年间的英国小说中，典型例证如珍妮·迪斯吉（Jenni Diski）的《猴子的叔叔》（The Money's Uncle，1994）、罗杰·麦克唐纳德（Roger McDonald）的《达尔文先生的射手》（Mr.Darwin's Shooter，1998）、利兹·詹森（Liz Jensen）的《方舟婴儿》（The Ark's Baby，1997）、曼特尔的《环境变化》（A Change of Climate，1994）等。
拜厄特本人亦深受达尔文思想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如她本人所言，往往呈现出一种深刻的矛盾性。中篇小说《大闪蝶尤金妮亚》（Morpho Eugenia，1992）中的男主人公亚当逊是个博物学家，有过类似达尔文的航海科考经历，他从亚马孙流域带回了大量昆虫和化石标本，并用昆虫社会的行为特征来比对人类社会的习俗和规范。两种社群之间的相似性（如为维系物种延续而进行职责分工）和不可公约性（如性伴选择的主导者）同时存在，暗示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比较极有可能会落入所谓“恶魔类比”（demonic analogy）的陷阱——即把“我们个人欲望的投射”误以为是类比展示的相似性（qtd.in Passions of the Mind，11）。这说明了拜厄特对达尔文思想中“生物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倾向抢有一种审慎的态度。
二、“腹语术”vs.“口吻模仿”、“戏仿”和“拼贴”
拜厄特对前人观点的审慎态度，并没有演化为一种以拆解为目的的批判立场。相反，她特别注重浸入式地汲取历史遗产和文学遗产，凭借其深厚广博的文学学养和对历史文献的认真研读，以建构者的态度复活了一个远去时代的文字质感和思想脉动。这种写作历史的策略，被拜厄特形象地称之为“腹语术”（ventriloquism）。在译林出版社2016年的中译本里，ventriloquism一词被翻译为“口吻模仿”（《论历史与故事》62），这种译法虽然避开了“腹语术”字面意义可能引入的误区，却也舍弃了原文丰富的历史文化意涵，以及它在拜厄特历史书写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从词源来看，“腹语术”来自希腊语engastrimythos的拉丁文翻译，字面意思为“用肚子发声”，指“令人产生声音来自其他地方、而非发声人的错觉的一种特别发声方法”（Connor，Dumbstruck 50）。根据现存文字记载，腹语术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预言占卜和娱乐活动中。后泛指古希腊假面具、木偶戏等表演中演员通过声音塑造角色的表现技巧，近代以来逐渐与魔鬼附体、通灵术、模仿多种或遥远声音，以及通过腹部、子宫等非口腔发声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到今天，它的基本含义大致为“用人声产生仿佛来自其他地方、而非其真实源头的声音或嗓音”（C.B.Davis 46）。这样，“腹语术”概念就被赋予了两层基本意义：声音模仿与空间错觉。拜厄特正是在这种概念意涵下，用“腹语术”来描述自己《占有》、《天使与昆虫》等历史小说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生成了“作为挥之不去的幽灵或灵魂声音的文学文本”（Histories and Stories 45）。
拜厄特对“腹语术”的偏好以及对“死者的爱”和“复活”的热衷（62），直接受到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文学影响。勃朗宁在长篇叙事诗《指环与书》（The Ring and the Book，1869）中自况为浮士德和《旧约》里的先知以利沙，称自己的艺术创作是一种“起死回生”（Complete Works 421）：“我只不过让男人和女人说话，给你真相千变万化的光谱色彩”（Letters 7）。在拜厄特看来，勃朗宁复活历史人物的方式与同时代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欧内斯特·雷南（Ernest Renan）的历史书写极为相似。她甚至宣称，“《指环与书》就是历史，与雷南从《福音书》和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断简残片中拼凑艺术故事的行为完全一致”（Passions of the Mind 43）。这部以17世纪末罗马一桩杀妻案为史料依据的长篇叙事诗，在拜厄特心中代表着以文字力量唤醒死者的典范，诗作中原告、被告以及证人们的证词与内心独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勃朗宁的“腹语术”——一种令拜厄特心驰神往的艺术境界。因而，被赋予丰富文化内涵与历史底蕴的“腹语术”一词，其实饱含着拜厄特对以勃朗宁为代表的维多利亚时代诗人及其文学传统的崇高敬意，若换之以“口吻模仿”，无疑会尽失原词蕴含的历史厚重感与延续性。
另一方面，“腹语术”又是一种“脱离肉身的发声”技巧，意味着模仿发声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原声的分离，与当代作家模拟古人文字风骨而产生的原声既“在场”又“不在场”的悖论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在今人模拟古人口吻乃至以假乱真的背后，也逆向存在着古人对今人的控制、过去对当下的塑造。勃朗宁笔下的灵媒斯拉奇先生[17]以及拜厄特在《占有》和《婚姻天使》中塑造的灵媒人物和通灵体验，既映射了1860年前后风靡维多利亚社会的一股通灵术热潮，也是“在探索作为灵媒的作家形象”（Sturrock 22）。拜厄特笔下超能力的女性通灵者更让研究者认定，“叙事者可以说在发挥着灵媒的功能，人物通过她向我们说话”（Brink 355）。灵媒对于叙事过程和作家创作活动的隐喻，巧妙揭示了历史在当下的强大磁场、遥远的文学声音之于当代作家的引力作用，凸显了“腹语术”所暗含的师法古人的艺术取向。
拜厄特采用“腹语术”这个历史书写概念，其初衷是为了“回避‘戏仿’或‘拼贴’中沉甸甸的道德内涵”（History and Stories 43），与后现代文学批评保持谨慎的距离。“戏仿”是琳达·哈琴提出的“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核心理念，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对后现代文学批评话语产生了持久影响。哈琴认为，“戏仿”浓缩着后现代文本与“相关文类的传统与习俗之间的互文关系”，“矛盾地融合并挑战了戏仿的对象”，因而是“一种完美的后现代形式”（Hutcheon 11）。詹姆逊等人则对“戏仿”嗤之以鼻，主张用“拼贴”来归纳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美学风格。在他们看来，后现代主义无法像现代主义者那样形成个性化风格，也无法成功复制历史上他人的风格，而只能是将“昔日盛传的‘风格’统统肢解为支离破碎的元素，毫无规则地合并在一起”（454），所以拼贴的美学风格不过充分暴露了后现代艺术家们面对现实与历史的无能。
拜厄特无意介入詹姆逊与哈琴等理论家们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观点之争，更不屑将自己的创作模式归入这两种颇有争议的风格。她心目中的“腹语术”没有与“戏仿”概念相关的游戏、反讽因素，也并非当代作家无法形成个性化风格、不得不胡乱拼凑的无奈选择。拜厄特强调，再现历史应从古代人物的文化身份与艺术气质出发，模拟人物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独特声音，作家借由语言穿梭时空的魔力让逝去的灵魂附体于人物身上。例如，她在小说《占有》中假借两位虚构的维多利亚时代诗人之手，融合丁尼生、勃朗宁、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等诗家的语言，创作了多首具有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旧体诗。而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中当代传记家克罗珀为19世纪诗人阿什撰写的传记题名就是“伟大的腹语术家”（Possession 19）。由是观之，“腹语术”几乎是拜厄特眼中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诗歌的一面旗帜，与“戏仿”、“拼贴”大异其趣。
三、当代英国历史小说中的“腹语术”
事实上，不少文学评论家已经注意到拜厄特在其新维多利亚小说中对“腹语术”的运用[18]，如约翰·奥尼尔将《占有》中“复活声音”的做法与腹语术相联系（O'Neill 336），凯瑟琳·伯加斯也认为腹语术是该小说的关键性主题（Burgass 50—4）。更有学者由此推论，包括拜厄特在内的“许多当代作家都是腹语术大师……不得不被过去所言说而不必超越它”（Bernard 16）。另一方面，“腹语术的概念也许不仅可以作为痴迷过去的人物们的隐喻，也能隐喻许多当代作家的写作方式”（Gutleben 15）。尤其是新维多利亚小说，研究者认为将其“理解为腹语术的过程，可以为向维多利亚人言说时卷入的各种声音和目的提供一种理论模式”（Helen Davis 166）。
沃特斯创作的“维多利亚时代三部曲”，便显示了作者摹仿维多利亚社会各阶层女性声音的卓越才能[19]。三部曲之一的《半身》（Affinity，1999），从上流社会女子玛格丽特·普莱尔和沦为女囚的女灵媒赛琳娜的视角出发，以她们交替出现的日记为线索，呈现了两个身份地位悬殊、生活经历迥异的女性之间一段隐晦复杂的情感纠葛。在这部作品中，腹语术又增添了新的寓意：为得到玛格丽特的信任和越狱帮助，女灵媒与情人布下骗局，后者隐姓埋名进入普莱尔府中做女佣，偷偷将玛格丽特日记的内容泄露给赛琳娜，于是玛格丽特发现以传递他人声音为职业的赛琳娜可以轻易道出自己的心声，因而对灵媒的超能力深信不疑，殊不知，自以为摆脱了亡父和霸道母亲话语影响的女主人公却成了被一对同性情侣操纵的木偶。在这里，被摹仿的话语源头和腹语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玛格丽特与赛琳娜之间究竟是谁操纵着谁、谁是真正的发声者——成了整个故事最大的迷局，逆转的情节也暗示了英国当代作家再现维多利亚时代人物的困境。正如沃特斯在采访中所言，“我有种轻微的焦虑，作为作家自己所做的都是运用腹语术，却没有自己的声音”（O'Connell 18）。这种焦虑感在研究者看来，体现了作家探究腹语术作为一种实践方法的自我反思（Helen Davis 138）。
不仅如此，对于非维多利亚时代背景的历史小说而言，腹语术的写作策略似乎也颇受当代英国作家的青睐。帕特·巴克（Pat Barker）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时代背景的《复活三部曲》（Regeneration Trilogy，1991—1995）塑造了一批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如治疗一战士兵弹震症而闻名的神经外科医生W.H.R.里弗斯（W.H.R.Rivers）和著名战争诗人西格里夫·萨松（Siegfried Sassoon）等。这部以医生与病人、朋友与战友之间的各种对话为主线的作品，巧妙融入了当时的医学手札和医学著作，还运用了反战诗人们广为流传的诗句。通过“平衡信仰、真诚和诡术”间的微妙关系（McCrum 17），作者不仅成功模仿了这些已经作古的男人们的声音，还探索了“文献记载与记忆中的战争再现以及这些再现背后的阶级和性属假设”（Wallace 222）。此外，三部曲中两度出现的召灵仪式与拜厄特、沃特斯作品中的相关桥段和人物形成有趣的映照，再次暗示了灵媒与作家同为腹语术者的类比关系。
总体而言，“腹语术”之所以被一些研究者用来隐喻当代英国作家（特别是女作家）的历史写作风格，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随着权威历史的崩塌，当代小说关注的是“构建过去与现在之间对话或交流的条件与结构”（Connor，The English Novel in History 164）；而原本意味着时空分离、却又吊诡地将不同时空联结起来的腹语术，因其隐喻着一种层次复杂的历史观，被赋予“重复与颠覆、受限与能动性”的矛盾属性（Helen Davis 20），在某种程度上回应着当代英国作家在战后和后现代话语影响下，以“自我怀疑、自我质询的风格”探寻重新把握已远去的文学经典和历史的冲动（Stevenson 448）。另一方面，“腹语术”也打造了自我与他者相遇的场域，或者说是“构建虚拟世界中可能的自我的一种策略”（Goldblatt x）。这个“他者”或“可能的自我”对于许多女性作家而言，可以是对维多利亚时代杰出诗人创作技法和文字风骨的复活，可以是对“另一种维多利亚主义”（other Victorianism）的背书[20]，可以是对异性恋话语霸权的挑战，也可以是超越性别与阶级身份界定的一出“变形记”，帮助她们在“通过他者言说”和“被他者言说”的矛盾张力中实现自我身份的构建（Connor，Dumbstruck 14）。
结语
为回击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历史终结论”，雅克·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写道：“马克思有他的幽灵，我们有我们的幽灵，但记忆不再能识别两者间的边界；这些归来者根据定义，穿墙而来，日日夜夜欺骗意识，跳跃代际”（Derrida 30）。他提示读者，历史与当代文化有着一种“幽灵学”（Hauntology）的关系，过去以无数种方式出现在当代，就如同游荡的幽灵、一种部分的存在，“既是人们记忆和认知中的，同时又是陌生和难以认知的”（Morrison 24）。以“腹语术”为代表的复活亡灵、重现历史时代的多种书写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与德里达的观点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当代的历史小说已不再如卢卡奇（Georg Lukács）所描绘的那样，以展现某一历史时刻真实、完整、客观的图景中一群典型人物与社会力量的戏剧化冲突为最高使命了。评论家指出，二战后出现的历史小说无论是否基于“断裂、隐射、失忆或其他”，都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审美尺度，如历史进步的传统观点被语言和知识之间的冲突取而代之等（Morrison 12）。拜厄特、沃特斯、巴克等英国当代作家所倡导和实践的“腹语术”，无疑在写作的形式和策略上丰富了当下历史小说的审美视角，也在詹姆逊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为历史小说所勾画的黯淡前景之外，提出了这种类型文学持续发展的一条可行的道路。[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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