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信息革命与现代化
传统上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分析，通常遵循以经济和政治为核心要素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人们通常从政治、经济等维度着手，来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将其解释为以经济或政治为中心的结构性调整所产生的社会或文化结果。如果我们接受纪实文化所传达的那种精神伦理对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使分析视角摆脱政治、经济的路径依赖，我们将有可能对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文化形成新的理解。笔者在此所做的尝试是，把新时期中国的纪实文化与中国和全球性信息体制的运作相联系，笔者承认政治、经济的行动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没有情感、动机、认知等信息实践维度的观念联结，变化难以转化为作为文化范畴的现实。改革开放催生的政治、经济体制变革无疑为社会、文化变化提供了物质条件，但是，人们并非被动地接受结构体系的调整，相反，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又必须被人们理解和讲述之后，才能够被完整地接受为现实。笔者在这里将这种现实得以确立的话语建构过程，称为社会、文化变化的信息条件。
信息革命概念的方法论意义，提醒我们不应该忽视信息作为社会变迁动力的关键意义，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迁的信息基础。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信息不灵通是制度和历史的局限，因为国家闭关自守不开放，又实行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所以导致信息不灵通。若从信息革命的角度看，可能对这种苛责有不同的理解。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当时信息系统运作的客观条件有关，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域经济差异巨大的国家，生产流通活动之所以都由中央计划统一安排，恰恰得益于信息传播和交通的欠发达。改革开放的路线中，经济体制的变革问题主要围绕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冲突，最终市场经济在竞争中胜出，成为新经济体制的主导原则。研究者通常以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政治斗争来解释市场经济原则确立的路径。这种主流见解导致忽略了信息革命的客观影响，换言之，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稍后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与一项结构性要素的运作密切关联，该结构性运作就是信息传播与交通系统。
提及信息革命，通常最先被人们想到的就是新传播技术的革命。如果把信息革命限定在技术决定论的框架中，那将因忽略中国历史与文化当中众多特殊因素的影响，而陷入不可理喻的简化论。从国民政府到新中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宣传的政治效能，对传播技术的社会运用以及作为一个政策领域的传媒机构施加了严格的管控。传播技术虽然表现出某种特殊性，但都不足以被视为一种独立变量（也就是说传播技术自身发生变化而不受其他因素影响）而存在。中国历史语境更多地向我们展现了与技术决定论相对的趋势：不同的执政党及其所采取的政治安排如何根据统治的需要而塑造了传媒技术。另一方面，传媒技术与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使它具有了重要的方法论价值，我们可以透过传媒和信息系统的运作来理解社会变迁。我们之所以认为改革标志着中国的历史性转折，根本原因在于它深刻地重构了当代中国的权力结构与社会关系。“信息革命”的概念让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关键变量来理解改革开放，改革前后信息结构的差异彰显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革新。
从民族国家和现代化的角度看，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运作对信息变化非常敏感。现代民族国家的传记往往被书写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故事，而在所有条件中，信息革命的基础性贡献不应该被忽视。安德森关于民族主义的经典研究指出[52]，在现代报刊的信息传播实践中，诞生了超越面对面互动社区的共同体即民族，形成了民族主义观念，最终转化为政治实践，民族国家的观念和政治基础得以确立，继而开始由国家所主导的现代性过程。这表明民族国家的建构同特定信息基础结构相联系，民族国家的政治进程同信息基础结构的变迁之间具有深层关联性。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关于文学语言的研究，从不同侧面为这种深层关联性提供了更多理论细节。[53]巴赫金坚持生产关系和政治秩序决定着社会群体的存在，但在受基础结构决定的各方面因素当中，语言最具独特性。所有社会群体都拥有大量的言语形式，意识形态和日常互动必须诉诸这些言语形式。巴赫金认为所有群体的言说形式都决定于生产关系和政治秩序，但并非全部，因为言说绝不仅仅机械地反映现实，相反，话语在积极地组织和改造社会语境。经济结构对信息的敏感，在后工业社会、信息经济等概念当中比比皆是，后工业社会的弹性生产模式以及以文化创意为特征的产业转型，都以信息和知识跃升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首要源泉，以信息生产和传播为核心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信息经济。历史也向我们展示了鲜活的证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凭借其强大的信息技术，才得以应对70年代的石油危机，通过采纳新型信息技术重组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正是仰赖这种新信息传播网络，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商业活动，获取维持资本主义稳定发展所必需的高利润率。社会理论中发展社会学思潮所主张的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关键，可以被视为一种信息注入。具体说就是使传统社会接受西方工业国家所拥有的价值观和态度，例如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创新意识、工具理性和获利驱动等，并以此为中心取代或重构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除此之外，媒介研究中以英尼斯、麦克卢汉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强调了信息技术特征的优先性，文明的进程正是源自信息技术诸特征的展开和转化。新兴传播生态学研究则聚焦于人类制度和组织的形成、特征与变化，其中一个核心因素就是信息传播，主要结论认为社会制度、组织的结构同信息传播的基本特征密切相关。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信息时代理论[54]，以类似韦伯“选择性亲和”的方式论述了资本主义的新动态，如果说韦伯着眼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关系，那么卡斯特则通过强调“信息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改变，从中发现了一种去中心化、网络化的资本主义。
上述证据链显示信息（话语）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信息或信息结构的概念的方法论意义毋庸赘言。在不同的时期，特定国家的信息结构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社会上信息的数量和分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信息在历史中分布的变化又总是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这给许多研究者带来丰富的想象，尝试以如上所述的多种方式、通过信息的概念来想象时代特征。在此意义上，信息结构的差异可以被作为考察现代性/现代化的主要变量，它不仅适用于考察一个国家不同阶段的变化，同样适用于横向的国家间的比较研究。如果将信息置于研究的中心，将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变迁产生创新性的解释。
第二节 当代中国的两次信息革命
历史地来看，关于当代中国的信息结构的分析，最关键的部分包括三个互相关联渗透的方面。第一，与主导信息属性及其可获得性相关的顶层设计，主要体现为政治控制与审查过滤机制，具体通过由中央到地方的等级化宣传系统来实施和维持。第二，与信息传播主体有关的方面，主要包括传媒机构的所有制、采编方针、生产流程、人员录用配置以及成本、收入分配等，大体上等同于通常所说的传播制度。第三，与信息传播技术相关的社会影响方面。考虑到信息技术也涉及前两个方面，这里更多地着眼于新型传播技术的社会渗透所引起的公众参与或社会运动。信息传播技术的社会运用有助于公共领域的扩展，能够激发更多的公共讨论和集体行动，并对国家和政府形成社会监督，因此很多研究者将信息传播技术与民主化相提并论。具体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这方面的考量就是着眼于前两个结构性条件——政治控制与传播制度——运作的制约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文化结果。
以信息结构的概念来看，当代中国先后经历了两次信息革命，分别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影响。相关领域因信息革命而做出的响应，引起包括权力运作、社会关系、文化甚至日常生活等在内的全方位的变动。历史地来看，当代中国两次信息革命具有多元诱因，经济运行转换是深层次原因，传媒机构和新传播技术则构成引发信息革命的直接原因。信息革命发生的时候，不仅社会流通的信息——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等诸多结构层面——数量、样式显著增加，更重要的是信息生产、传播和可获取性方面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反过来，信息环境的变化又要求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做出适应和调整，由此必然影响社会关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结构。在上述结构性条件的限制之下，某些传媒机构、群体则相对地失去优势，而某些群体的信息需求及其表达则能够更好地得到满足，因此，发生在信息结构层面的这些变化最终不仅引起了传媒机构、公众群体的分化沉浮，而且随着这些机会条件的变化将进一步导致权威和权力再分配。信息革命的历史意义正在于此，信息结构的变化全方位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塑造形成不同的文化氛围，它打断了旧进程的连续性，标示着新进程的展开。
第一次信息革命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与之相应的信息体制到60年代中期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经济体制转变的主轴是1953年到1956年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激进的生产关系变革消灭了小农经济和工商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也相应地在文化传媒领域展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范围内传媒机构的布局，主要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和重庆等城市为中心，向周边乃至全国辐射。新中国彻底改变了旧的结构，将传媒纳入国家行政事业规划，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等级化的传播事业体系，围绕当时盛行的主要传播技术建立了中央和国家级传媒机构，各省、直辖市和地级市复制中央级媒体机构的结构，但要严格遵守行政级别以及相应的“出版项目”的限制。国家和集体所有制扩张覆盖了全部传播、通信领域，从而建立了党集中领导下的完全由官方垄断和主导的宣传体制。从1949年到1960年，先后经过三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全国代表大会，全国文艺工作者都纳入了组织化、机构化轨道。与此同时，传媒和文化事业的指导思想也在重建、调整、整顿过程中确立。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以及1957年全党“整风”和转向“反右”运动，对于信息传播与政治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涉及信息传播的制度安排，更使得政治成为评价信息性质的首要标准，最终在1962年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表达。在传播技术方面，这一时期主要以报刊、广播、电影、绘画、文学等传统媒介为主。电视作为新媒介开始崭露头角，1958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的试播标志着新中国电视事业的诞生，1964年引入了黑白录像技术，北京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节目方才能够保存和重复播出。然而，电视这种新媒介技术对信息体制的冲击，要到第二次信息革命期间才凸现出来。在这一时期，国内政治、经济方面的各种问题和国际上的冷战局势，使新中国的领导人坚信，掌控信息传播对于维护国家稳定、推进国民改造和掀起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具有重要作用。
50年代所建立的当代中国的第一个信息体制的主导原则就建立在党的领导以及集中计划经济的基础上。除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条外，这种体制模式还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普遍存在的乐观主义相联系，“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最典型地传达出相信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协同进步的乐观情绪。信息传播事业被作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以有组织、有计划、统一的方式服从和服务于党的领导。通过传媒、出版等机构传播的所有信息，都要服从社会主义建设大局，因此与政治密切联系，甚至完全从属于政治，信息传播因此被认为是高度政治性的领域。在“政治挂帅”的支配下产生的意识形态图绘风格的信息，首先在官方意识形态设定的主题框架内提出问题，并依据官方意识形态的逻辑进行论证，最终得出符合阶级斗争需要的结论。这种高度教育性的信息，在内容上强调运用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对群众讲道理，典型既有正面的，又有反面的，正面典型树立供人们模仿的楷模，反面典型则教育人们禁止模仿某些不好的经验。这种信息体制在“文革”期间彻底激进化，通过向公众生活灌注“文化大革命”的概念符号来维护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在新中国的第一个信息体制下，信息系统运作及其传播的信息内容都要受政治和意识形态过滤，从而导致社会流通的政治化信息数量暴增。然而，党和国家能够通过宣传部门集中的权威渗透而控制文化传媒领域政治信息的传播。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人们通常把这一变化作为当代中国历史的又一个关键转折点。信息体制也随之进入了改革的篇章，但如果考虑到国家决策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信息实践，那么我们有理由把信息革命放在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化更加优先的位次上。信息革命不仅仅拥有引人注目的新传媒技术普及，更具深远影响的特征是打破了既存信息体制的连续性。以此为评判尺度，笔者认为在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诞生了当代中国的第二次信息革命。本次信息革命的背景更为多元化。其中有来自传播技术社会运用的直接推动，有两股传媒技术卷入最具影响力：首先，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电视传媒迅速发展，改变了文字作为信息综合媒介的中心地位、社会精英结构以及信息生产模式；其次，90年代末以来互联网的崛起加强了这股动力，在造成传媒机构话语洗牌的同时，也降低了社会信息生产成本和参与信息传播实践的门槛，信息传播主体呈现平民化趋势。除了传播技术卷入的直接影响，还有两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一是自上而下宣传体制与政策调整所造成的影响，二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趋介入全球化进程而必然遭遇的国际传播信息流的汇入。
信息体制的变化不是新模式取代旧模式，而是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因素交锋博弈的历史性耦合，旧信息体制自身的运作失灵为信息革命的爆发准备了内部条件。首先，50年代以来形成的“党化”信息体制自身在“文革”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间歇性波动。教育、传媒、文艺系统的收缩，与基层群众广泛的政治、文化运动参与两下间的矛盾运动，从内部震动了信息体制的基础。一方面，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控制层面，由江青主导的传媒与文化整顿，导致图书、报刊、演艺等信息产品种类明显减少，公共信息的主题和表现主要局限在特定意识形态框架内，这使得信息生产的主体更加集中化而且成本“高昂”。另一方面，从1966年和1967年开始对教育政策的批判，导致大量学校关闭、青年学生投入造反运动，同时，工厂、学校、县处级机关等基层单位通过革委会组织，也广泛参与到各种政治、文化运动当中，这种状况又反过来对文化精英在信息生产传播过程中建立的权威地位造成了直接冲击。来自自上而下的政策和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混乱无序的张力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常态化信息传播系统的中断，但在这一表象下隐藏着更深层的失灵，即“党化”信息体制危机。
如何解决国家政治的混乱和民生的贫困，成为摆在新一代国家领导集体面前最迫切的任务，而恢复秩序首先要求平息对政治、经济最敏感的信息领域的波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尝试用“两个凡是”来重新接续旧信息体制的筋脉。一方面，经济贫困和政治动荡的过去宣告了回拨的不可能性；另一方面，在“文革”中释放出来的群众参与也不可能再被反向扭转，改革成为逻辑的必然。邓小平所主张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新时期信息体制的重建奠定了基础。这一实用主义的思想具有多重效能，在面向未来的改革进程中，该理论赋予人们对旧教条的免疫，能够消除党内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同时为共产党保留了最终解释权，对以后要面对的不确定状况进行了定性。总体上来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最关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为新旧体制转换提供了具有弹性的“接合”，它收纳了旧信息体制下有生命力的因素，同时为改革进程提供了相对灵活的信息环境。新的信息体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结构化。实际上，改革开放中许多新鲜事物都是在进入这个信息系统后，才获得定义、确认，才转化为新的社会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和政治实践，只有通过新信息体制的运作才能获得从现象（偶然）到历史进程（必然）的关联机会。
如果说“文革”中常态化信息传播系统的中断标志着“党化”信息体制内部的裂变，那么新时期以现代化为特征的信息革命则通过引入新的经济和政治信息，进一步摧毁了旧信息体制，并重构了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新信息体制。新信息体制的确立首先包含着理论重点的转移，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再定位是事关改革开放定位的首要问题。新信息体制的结构化主要在以下四个层面展开。第一，对社会主义重新进行解释，从基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未来承诺，转向以现实富裕生活为取向的个体利益；从通过激进的变革生产关系以实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转变为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而谋求生存条件，包括从国家到个人的生存。其表现在信息传播上就是信息样式和内容的多样化、娱乐化，这些被认为有助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所以信息与个人的幸福相联系。第二，改造了社会和谐的观念基础，指出不能靠阶级斗争和文化革命来实现社会团结，相反，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表明社会阶层分化是客观现实，改革开放的目标是通过全面改革，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第三，重新构筑了物质/经济与精神/意志的有机联系，抛弃了旧信息体制下对共产主义理想和意识形态的强调，通过市场经济、物质刺激无害化，解除了它们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为引入市场和物质激励来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合理性论证。第四，用民主化、法制化和制度化取代个人崇拜，建立符合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权威结构，曾经受到排斥的群体，如知识分子，由于能够生产并掌控信息而又逐渐成为拥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会群体，他们充当了社会权威的重要来源。
尽管我们能够分辨出上述四个基础维度，但信息体制新旧进程的交替绝非无痛分娩，准确地说，是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所催生的信息革命的阵痛中降生并转化为历史进程的。从1978年开始并贯穿整个80年代的思想理论风向左右摇摆，这为新信息体制诞生的阵痛提供了最贴切的例证。自1978年起，中国的政治氛围经历了从宽松趋向收紧的往复运动，例如1979年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从批判《苦恋》开始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3年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985年的纠正不正之风，等等，由宽松趋向收紧的时间周期大约为每隔一年左右。中国政治研究者通常用左与右、保守与改革、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类的概念光谱，来描述这些运动背后的政治斗争。斗争各方事实上都属于社会精英集团，那么如何解释他们之间的立场冲突与派系聚合？在当代中国语境下，随着社会文化的日益多元化，精英集团的分化与凝聚往往首先与信息交换和理念认同密切相关。换言之，社会和文化精英围绕对左与右、保守与改革之类对立的价值观念的认同，逐渐形成了有着清晰结构的利益共同体。派系斗争的主战场之一就在信息领域，不同的派系的信息主张涉及广泛的利益关切，它们通常在与社会沟通中将符合自身目标的特殊利益纳入人民、公共利益以及爱国主义之类话语框架，从而将有利于特定群体或阶层的经济或社会状况合理化。以信息体制变革来看，改革开放引爆了一场深刻的信息革命。它不仅颠覆了50年代到70年代传承的旧信息体制，而且通过信息革命中介，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当代中国社会领域。新的信息传播为多样化利益主张以及相应的集体行动创造出新的机会，这些变化又引起经济领域的适应性变化。同时，信息传播环境也逐渐改变了国内的政治生态，权力精英围绕不同的价值诉求结成派系，公众舆论通过介入它们之间的斗争而影响着政治变革进程。
站在新世纪的阶梯上回望来时路，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新中国信息体制转型的轮廓。两阶段信息体制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基础，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党化”体制从根本上对应着变革社会关系的激进化政治运动，这种政治强调共产主义精神的核心，以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和文化革命作为变革社会关系的手段，在经济上则对应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时期的国家发展观念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物质刺激、效率、社会稳定和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在第二次信息革命中诞生了分权与治理取向的信息模式。
基于信息传播的观察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改革开放的“后革命”时代特征。第一次信息革命产生了政治挂帅的信息体制，信息传播要服从并服务于政治，信息传播被认为是高度政治性的领域，因此被同构在政治机器中运作。政治挂帅的信息体制延续了革命时代的任务、目标，并且强调继续革命争取更大的胜利，这种信息体制运作的根本宗旨是要将革命果实——包括物质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的成果——平均分配给全社会，改变城市与农村、精英与群众等不合理的权力关系，建设平等的社会，培育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新人民。贯彻这种原则所形成的就是前文描述的那种贯彻党的领导、服从中央权威、高度组织化和一体化的宣传系统。第二次信息革命以现代化为目标，试图建立与国家现代化相适应的信息体制。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通过信息表达自身的诉求与意向，因此在旧体制下“政治挂帅”的信息结构趋于分化和多样化。在信息传播的组织结构层面，除了继续充当党和国家喉舌的官方传媒组织以外，还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非官方和个体化的传播主体，以及全球性传媒机构；在信息的内容和样式方面，除了主流官方话语之外，也涌现出日趋多元化的竞争性话语。第二次信息革命的发生关联着一系列深刻的结构性调整，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广泛领域。国家发展轨道从革命转向现代化，经济体制从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共产党的角色从革命领导者（包括国内和国际的）向执政党转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向致力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也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强调多元化沟通和宏观调控的新治理模式，等等。所有这些都足以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在从民族主义的中国转向全球主义的中国。
第三节 信息体制转型与纪实话语建构
第二次信息革命在文化领域引起的显著变革的标志之一，就是计划经济时代所建立的共同文化让位给多元化、全球化和竞争性的大众文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使人们依照不同的参考框架理解现实成为可能，大众传媒事业的发展也让越来越多的主体以多种样式发表关于现实的感受，并且给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竞争性解释提供了表达空间，这都为纪实文化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降，报告文学的繁荣、艺术中先锋运动的社会学转向、纪实摄影的兴起、电视改革以及独立纪录片和新纪录运动，诸如此类引人注目的文化潮流为新时期的纪实文化提供了鲜活的细节。这里所列的文化运动均非孤立地发生和展开，时代性和纪实性将它们牢牢地铆合在一起。纪实的重要性就在于，当人们面对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动时，如何能够以稳定、连贯、有效的言说来讲述关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纪实文化改变了“真实”的定义，即从中央权威的“凝视”到竞争性的表征政治。
新时期纪实文化的发展为文化样式带来了创新或变革，但它的深层意义还在于，这种纪实文化当中孕育了一种新的社会精神，它通过塑造人们的“现实感”来深刻改变社会主义的意义。所谓时代性，指的是各运动都出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纪实性则揭示了它们之间更深刻的内部联系，纪实是它们差异化的样式背后所拥有的共同的文化特征。透过这种具有时代性、纪实性的纪实文化，笔者洞察到助成社会变迁所必需的新精神伦理，我们可以联系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来感受这种新精神伦理的内涵，它包括日益强烈的个人主义、追求经济成就、竞争性价值观、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日益盛行等倾向。与此同时，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所催生的经济基础和阶级体系重构，又标志着在物质性层面诞生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新精神伦理和新社会关系二者相遇，形成了如韦伯所形容的那种“选择性亲和关系”，标志着一种新社会结构的诞生，官方理论将由此产生的新政治经济存在形式界定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人们习惯于用市场化和全球化来界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经历了八九十年代交替时期苏联东欧的解体和国内的政治动荡，中国承受了国内外的双重冲击，并开始以市场化转型重新稳定改革开放的航程。同时，中国也在稳定了国内形势的前提下，越来越积极地寻求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接轨，这一时期的市场化不单实现了国内经济资源的配置机制，而且逐渐成为全球性经济系统运行的组成部分。在经历了八九十年代交替时期的动荡与停滞后，改革开放在90年代初重新启动，核心目标依然设定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两个方面。经济改革深化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取代计划作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则集中在以依法治国为核心，探索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要求的国家权力结构。80年代改革开放重心从经济向政治体制的转换已经表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存在客观的联系，这一基本共识成为90年代深化改革的重要的观念基础。如果我们把深化改革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目标——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比作两个车轮，那么使它们协调运转的轴心就是国家与社会治理。80年代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已经明确了这样的方向：国家的工作重心要从革命转向建设，共产党则要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这意味着党、国家与社会关系全面而深刻的调整。1993年，王沪宁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把新时期第一个十年的改革开放概括为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两个方面的变革。改革过程首先从经济改革入手，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产品经济到商品经济，从以计划为主到以市场为主，有力地改变了中国既有的社会结构。[55]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提出权力结构调整的要求，以达到调控国家与社会关系，实现新政治、经济系统平稳运行的目的。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新时期第二个十年中深化改革的重心。王沪宁针对如何建立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权力结构，提出90年代深化改革需要着力实施的十条建议，力陈改变传统的领导方式，特别强调完成从权威式调控向信息式调控的转变，要摆脱过去主要通过自上而下、集中的“硬权力”推动管理的模式，学会运用信息的收集和分配，通过应变式、社会式的“软权力”调控来推动社会发展。王沪宁通过新旧权力结构对比建立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规范理论。与他所谓“新权力结构”相对的是自50年代形成的传统统治模式，根据其历史特征可以概括为“党的集中领导模式”。这种模式不适应新时期经济改革的新现实，因此需要探索“新权力结构”。王沪宁提出的规范理论中贯穿了一种新型的治理思路。根据这种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不应再以党的一体化统摄中央政府，以核心行政部门垂直领导的传统制度来实施国家权力与社会管理，新的治理模式所提供的适宜做法，首先要求充分考虑国家与社会管理进程中日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和关系，在决策酝酿、形成、实施过程中强化政府与社会的互动。这样做不仅使政策更加具有合理性与普适性，而且有助于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运行，从而减轻对政府控制的依赖。
新的治理思想的兴起标志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从党对国家的领导关系，转向了更加复杂的党对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关系。在“新权力结构”和治理语境下，改革开放催生的阶层分化都被允许参与社会现实的意义建构。新治理思路特别强调信息系统的功能，只有通过信息系统的高效运转才能够确保社会互动和参与，信息也由此越来越展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性。90年代大众传媒事业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信息的政治效能，信息流通日趋活跃的深层根源在于改革开放催生中国社会的分化和多元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益群体、社团组织之间相互依赖但时常又面临利益冲突，这样的关系推动着信息结构的转型与重构。
所有这些变化在客观上呼应了新治理思想，多元而活跃的社会信息传播令旧式意识形态宣传模式难以维系，90年代中国的政治环境进入了如葛兰西所谓的“霸权”状态。霸权不是某种压制性意识形态或理论教条的大众灌输，而是达成意义共识的协商和决策过程，在此过程中，某些优势的或权威的话语、观念被社会接受和维持。对“现实”的定义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涉及事实与规范两个重要维度：一方面，如何把变化和失范的经验重新界定为客观的、常态化的事实；另一方面，要为新时代设定新的行为基础和道德规范。文化是“霸权”得以确立的关键场域，霸权的生产和维系需要持续的斗争、协商，包括大众传媒、教育等在内的文化领域则是意义斗争与争夺的战场。90年代纪实文化的发展与新的治理路径之间存在着结构同源关系。新的治理思想塑造了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宣告了过去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不再与之相称，社会转型会震撼甚至瓦解社会关系，造成现实感的碎裂，从而产生了再生产“现实感”的需要。剧烈的社会变动时期往往伴生着活跃的纪实文化，因为纪实标注社会的突变。纪实实践的文化意义不仅是留存了现实变动的证据，它还能够为因社会关系断裂而动荡不安的人们指示重建社会现实整体性的线索。
新治理模式与集中领导模式在信息体制运行上有显著的区别。传统模式强调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原则，主要通过强制性政治权力（“硬权力”）实现国家管理；新治理模式则如王沪宁所期望的那样，应当从权威式的调控走向信息式的调控，通过对信息的收集和分配来推动社会运动。新治理模式要求用执政的概念来重新定位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传统上强调党和国家对社会的绝对领导，而新治理思路则侧重于探讨执政党如何治理国家和社会。实现这一转变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与社会对话沟通。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动荡解体的现实又警示中国领导人，如何克服执政党、政府与人民的隔阂是一个最急迫的任务，不加以改革必然危及国家稳定。苏东剧变也让中国政府认识到，日益全球化的信息传播对于国内政治秩序具有深刻的影响。1991年，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组织国内研究者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剖析新闻媒介在苏联东欧剧变中的作用。[56]时任所长的文有仁在总结时提出四点重大教训，其中之一就是必须进行新闻改革，但强调要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新治理模式要求与社会沟通对话，对苏东剧变和国内政局动荡的反思，形成了信息体制变革的合力。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在90年代初重启，信息体制的调整就被作为了核心问题。
具体体现这一要求的前沿地带就是新闻改革。与社会沟通交流的要求，以及随着改革开放涌入的外来文化冲击，诸如此类的问题又将新闻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新闻改革强化了新闻事业的自主性，此过程构成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第三个发展阶段的直接历史语境。在笔者看来，报告文学演化融入新闻领域的部分为我们带来了多重提示。从表面上看，报告文学转化为调查报道，实现了纪实实践样式的多媒体延伸；在更内在的层面上，变化了的纪实样式不应被简单地视为表现手法的跨媒介转移以及创新，而应该被理解为新现实本身的变化所传递的信息。具体来说就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深化，新的现实越来越成为视觉化的、可视的现实。笔者将在后文专门探讨新闻改革与纪实美学大众化的问题。
第四节 新纪录传统的形成
当独立纪录片和新纪录运动历史的研究者将焦点对准那些开拓者与里程碑式的作品时，若把问题局限于纪录片这个具体问题，就不太可能把它理解为更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要想真正理解为什么独立纪录片和新纪录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萌芽，而不只满足于重复这个常识化描述，我们就要采取整体性历史视角，深入系统性和结构性层面去探究推动新式纪录片创作运动的力量。
改革开放激发出来的制度变化和思想解放在文化领域辐射，引起了文学、艺术与传媒话语结构的调整。新时期以来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深刻变革撕裂了旧意识形态，改革开放、现代化迫切需要新的话语以修复“词”与“物”的断裂。20世纪80年代，精神界的“大爆炸”创造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话语繁荣，在参与新主导意识形态适应性重构的同时，也开启了面向大众现实感重建的新启蒙进程。我们可以在80年代的中国文艺领域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观念和实践形态，那就是“纪实”，这种旨在对“现实”做出客观、真实的表达或阐释的“纪实”就此成为新时期文化的一个结构性要素。“纪实”观念和实践的爆发是推动整个文化领域调整过程，涉及每个文艺样式和媒介的一个关键进程，文学方面有报告/纪实文学，摄影方面有纪实摄影，绘画方面有（新）现实主义，而在影视领域，以影像为媒介的纪实表达实践即体现为独立纪录片和新纪录运动的兴起。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立纪录片和新纪录运动的出现是80年代整体性“纪实”文化跨媒介的延伸。发生在文学、绘画、摄影、新闻、影视等众多领域的，以纪实为兴趣的方法、美学、运动等实践汇聚形成新时期中国文化的纪实传统。用“纪实”作为结构性要素来统摄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我们能够看到一些隐匿在孤立观察某一具体问题——如独立纪录片和新纪录运动——的分析视角之外的“新视线”。
“纪实”是一种对在场之对象——包括人、物、事件、状态等——进行确认的方法，它基于客观事实对社会现实进行评论。纪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高度个体化的再现方法，它依赖于创作者个体对生活的感受、认识、理解，纪实绝非有闻必录，而是要通过客观证据把作者认为重要的、值得传播的信息告诉人们。在此意义上，纪实方法具有客观性和选择性这样一对看似矛盾的特性。以纪实摄影为例，尽管拍摄者出于美学的考虑会在构图上下些功夫，但客观性原则要求绝不允许改变现场。除了客观性以外，纪实方法又高度强调选择性。让我们还以纪实摄影为例，摄影师会对拍摄题材做出精心选择，但目标并非出于形式考虑，而是甄别和传达事物本质的信息。因此纪实方法所强调的选择性并非随意的主观性，而是以作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所提供的价值观作为视角来观察社会现实，将处于混乱无序状态的现象素材依据这种价值观进行组织，从而为捍卫或弘扬某种价值观提供客观证据。美国纪实摄影大师罗思坦（Arthur Rothstein）概括了纪实的两大功能：第一，纪实通过现场目击提供证明或是证据，从而成为佐证或支持某种处境或条件的绝佳基础；第二，纪实具有教导功能，它不止于传达信息，更要指导观看者从它所透露的真相认知社会的某些层面。[57]也就是说，纪实作品传达的客观性信息中，内在地蕴含着情感和意志的力量，创作者将自己珍视的并认为值得捍卫的价值转化在文本之中，且并非简单地进行价值判断，而是为特定价值提供客观有说服力的素材，一旦受众接受了纪实作品传达的信息，就可能唤起相应的情感以及行动的意志。纪实的目的是试图以客观的证据、文献给人们提供关于现实的不同感受，呈现被人们忽略的平常事物的重要性，以不同的视角向人们讲述现实的真实性，让人们看见不公平、不合理等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唤起人们重估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使人们接受教导，从而投入变革行动。
纪实美学来源于真诚而富创造性的心灵与物质世界的碰撞，进而产生新的意义。正因如此，纪实观念与实践始终面临着艺术与政治的影响，它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与为政治目的而进行宣传或意识形态图绘的巨大引力场内脆弱而顽强地展现着生命力。纪实观念不得不两面出击，一方面，“为艺术而艺术”毫无疑问放弃了文艺创作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文艺作品沦为以艺术名义进行的愚民性符号游戏；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宣传则为了说服大众而全然不顾客观公正。在历史上，政治压制对纪实实践的影响远甚于艺术论争。再以摄影为例来看，关于纪实摄影是否被接受为艺术的争论并未抑制纪实实践，相反，随着纪实摄影对社会变革越来越深刻的介入，纪实性逐渐被接受为摄影本体的构成要素了。20世纪美国著名的“电影与摄影联盟”（Film and Photo League）的解散表明政治高压对纪实实践产生了真正致命的影响，这个创立于30年代的文艺团体在“冷战”期间美国反共政治力量的压制下，不得不于1951年停止活动，美国的纪实影像文化也随之流散了。
社会剧烈变动时期往往催生文化艺术形式的变化，重新定义现实、重建真实理论的需要为纪实创造出巨大的实践空间。多元化的、持不同立场的知识群体为纪实观念和实践发展必需的社会条件，他们捍卫某些（相互冲突的）价值客体，为了弘扬价值、启蒙民众、争取舆论支持而辩论争吵。纪实观念的发展意味着各种竞争性话语与国家意识形态霸权争夺定义“现实”的权力。在50年代到70年代强调政治挂帅的中国文化体制条件下，这样的条件基本上尽付阙如。以不那么细节化的大历史视角来看，整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总体上受激进变革生产关系的思想驱动，文化与传媒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确立了“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方针，各文艺领域都嵌入高度政治化的“一体化”格局。
运作于50年代到70年代的这种文化体制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第一，党和国家垄断文化生产资料，所有文化传媒机构的所有制都为国家所有，文化事业领域的所有成员都依据行政级别划分纳入等级化宣传系统，中宣部通过下设各专项文化与传播管理机构以及各级宣传部门，确保宣传政策得以有效贯彻执行，从而使党和国家的政治权威不仅控制着文化传媒机构的组织管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化和传媒信息内容的传播范围、可获得性。第二，官方意识形态和文艺创作犹如语言与言语的关系，各类文化机构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依据意识形态的语言进行言说，官方意识形态以系统化的原则与惯例，再加上内容审查机制的运作，支配着所有文化生产的内容或信息编码，把不符合意识形态语言规则的言说——创作者和文本等——排除在外，文艺、传媒机构因图绘意识形态而在内容上呈现高度同质化。第三，文艺、传媒实践的社会功能压倒了形式和美学的风格化诉求，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被作为文学、艺术的首要标准，传媒机构则主要以正面宣传为主要原则，作为“喉舌”延伸党和国家的意志，所有文化实践所采取的方法均是通过正面或反面典型来讲道理，号召群众应当学习或批判哪些思想和行动，试图指导群众接受特定的观点，遵从既定的政策。在这种高度嵌入的文化体制中，纪实基本上没有发展空间，直到80年代中国的文化热与思想解放运动兴起，这种有利于纪实观念与实践发展的社会条件才形成了。
纪实观念在中国并非一个全新的观念，确切地说，是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热满足了纪实观念与实践复兴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纪实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重新获得了生命力和重要性。纪实重新展现其重要性的原因有三：第一，改革开放催生了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体制的变革；第二，以社会阶层、群体分化为先导的社会结构变动，激发了来自官方与民间重新定义现实的迫切需要；第三，在80年代文化热和思想解放释放出来的力量的震荡下，笼罩着中国文化的政治涂层崩裂散落，人们必须——事实上也渴望——直面现实，纪实就肩负着以大众化的语言直面现实的使命。文学、绘画、新闻、影视等不同类型的话语领域面对着同样的课题，从不同的起点出发朝向共同的目标前进，即反思动乱以及各种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根源，展示普通人和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为变动的现实绘制忠于事物本来面貌的形象，以及提供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确信值得为之奋斗的，并且促其奋进行动的现代化社会发展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