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惠民
我的父亲在“反右”运动前期，怀着对党的赤诚，诚恳地向党委领导提了意见。谁知在一夜间却被打成了“右派”，成了人民的“敌人”，党籍被开除了，工资也降了两级。那一年的冬天，父亲被送到江南水泥厂去接受劳动改造。一切来的是这样突然，犹如晴天霹雳。我父亲的一位挚友，因为相同的遭遇而含恨自尽了。但我的父亲顶住了打击，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他在采石场拖板车、搬石头。父亲身材瘦小，身高仅有一米六五，37码的鞋穿在脚上还略大些。在寒风凛冽、布满冰雪的工地上，父亲穿着单薄的衣服，颤巍巍地搬着石头，手和脚磨起了血泡。曾经握笔的手，握紧板车把。瘦小的身躯和他手中的大石头显得很不协调。沉重的劳动虽然使父亲的身体受到了摧残，但他那坚持正义、反对虚假、对真理无比崇仰的倔强性格，丝毫没有因此而改变。
“反右”运动结束了，不久，“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小小的六合县又遭到一场浩劫。父亲在“文革”中，由于不忍让老干部遭迫害，更不愿昧着良心，结果又被打成了“保皇派”。造反派给我父亲戴上了比我父亲还要高的高帽子游街。我那时虽不太懂事，但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没有错的。我哭喊着跟在父亲身后，大声哭喊着：“爸爸没有罪！”父亲停下身来，坦然地对我说：“春儿，你不要哭，你以后慢慢会明白的。”边说边从皮夹里掏出仅剩的五角钱，叫我买喜欢吃的“棒棒糖”。在这之后，父亲被送进了看守所。记得有一天，我放学后，妈妈带我去看守所。父亲被关在一间又矮又小的陋屋里，他穿着平时喜爱穿的白衬衫，肩胛骨明显暴露着，脸色憔悴，没有一点血色，潮湿的小屋使父亲患上了关节炎，只有那双大眼睛仍然炯炯有神，坚毅的目光蕴含着自信。这种目光使妈妈止住了泪。我看到屋内的那张竹床上，放着一沓沓稿纸和一支铅笔头。我明白了，原来这是父亲给上级反映情况的书面材料和学习马列著作的心得体会。临别时，父亲嘱咐我要用心学习。我从文具盒里取出一支铅笔，悄悄地放在父亲的枕头边。这件事虽隔了近十五年，我却记忆犹新。
两年后，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初步的澄清。回到原单位，他任劳任怨地干起了统计工作。父亲的工资很低，每天只能抽两角钱一包的香烟，而且常让我替他几支几支地买。父亲是全家重担的肩负者，他尽一切可能让我们姐弟三人吃饱、穿好，而他连一块普通的手表也没有。我们姐弟三人在外虽被人瞧不起，在家却享受着无比的家庭温暖。父亲常用自制的二胡拉“样板戏”给我们听，时常讲岳飞、陆游的故事，使我们从小就懂得“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道理。父亲曾对我说过：“一个人要有理想、要有信念，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信马列主义，坚信真理。”此时，父亲的“右派”阴影，早已烟消云散。
“四人帮”倒台后，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平反。父亲手捧平反决定，眼睛湿润了，我平生第一次见父亲动了感情。父亲被批斗时，没有流泪；在身陷囹圄时，没有流泪，而此时父亲却流泪了。看着父亲老泪纵横的脸庞，我又加深了对“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理解。
父亲老了，身体不如从前了，背也有些驼了，“文革”中留下的创伤——关节炎，常常折磨他那瘦小的身躯。但父亲仍坚持每天上班，勤勤恳恳地干工作。许多人不理解，就连妈妈也时常背地里说：“过去吃了许多苦，身体又不好，和你一样的人，大多离休的离休，疗养的疗养，你却这么积极，图个什么呀？”有一天下着雨，母亲不让父亲上班，父亲发火，说道：“过去吃过苦的人多呢，如果都不去上班，工作谁来做？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做什么！”说完，推门出去。我望着雨中父亲的背影，忽然觉得父亲的形象仿佛高大起来，我不禁暗自发问，像父亲这样平凡的人，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强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