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多维卡从未喜欢过面对天空。从她小时候起，开放的空间对她就是一种折磨。每次离开家门，她都感到脆弱无助，就像一只去掉外壳的乌龟。很小的时候，六七岁吧，不管天气如何，要是没有一把巨大的黑伞保护，她就拒绝去学校。不管是父母的恼怒，还是其他孩子残忍的挖苦，都无法让她动摇。后来，情况好转了一些。直到发生了她称之为“那个意外”的事件，之后她回过头来看那种原初恐惧，觉得那就是先兆。
父母去世后，她住在姐姐家里。她极少出门。通过辅导心不在焉的少年学习葡语，她可以挣一点钱。除此之外，她阅读、刺绣、弹钢琴、看电视、做饭。夜幕降临，她来到窗边，望向黑暗，就像在深渊之上探身出去的人。奥黛特摇了摇头，烦躁地说：
“怎么了，卢多？你是害怕掉到星星中间吗？”
奥黛特在中学教英语和德语。她很爱妹妹。她总是避免旅行，以免留妹妹独自一人。她假期都是在家过。有几个朋友赞美她的无私，其他人则批评她太过纵容。卢多想象不出自己怎么能一个人生活。但是，她担心自己已经成了累赘。她把两人看作共享脐带的连体双胞胎。她，瘫痪、垂死，而另一个，奥黛特，到哪儿都被迫要拽着她。当姐姐爱上了一位采矿工程师，她既开心又害怕。那人名叫奥兰多，是个鳏夫，没有孩子，曾去过葡萄牙城市阿威罗处理一桩复杂的遗产。他是个安哥拉人，出生在卡戴特，生活在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和栋多两地，后者是由他效力的钻石公司管理的小城。他们相识两周之后，奥兰多就意外地在一家糖果店向奥黛特求婚了。他猜到奥黛特会拒绝，以及她拒绝的理由，坚持让卢多与他们两人共同生活。过了一个月，他们已经在一套宽敞的公寓安顿好，公寓位于罗安达最豪华大厦的顶楼。楼的名字叫作“艳羡之楼”。
搬家对卢多来说很艰难。她是昏厥着出的门，在镇静剂的作用下发出呻吟和抗议。行程中她一直在睡。第二天早上，她醒来之后，生活和前一天没什么不同。奥兰多拥有价值连城的藏书，有数千本葡语、法语、西语、英语和德语书，里面几乎囊括了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卢多有了更多的书可以支配，只是看书的时间少了，因为她坚持要解雇那两名女仆和一名厨娘，独自承担起家务活。
一天下午，工程师回到家时小心地提着一个纸箱。他把箱子交给小姨子：
“这是给你的，卢多维卡，可以让你有个伴。你一个人待着的时间太久了。”
卢多打开箱子。里面是一只小白狗，刚刚出生，惊恐地望着她。
“它是公的。德国牧羊犬，”奥兰多解释说，“它们长得很快。这只是白化狗，比较少见。它不能晒太久阳光。你准备叫它什么？”
卢多没有一点迟疑：
“幽灵！”
“幽灵？”
“是的，它就像个幽灵，这么苍白。”
奥兰多耸了耸骨骼突出的肩膀：
“好吧。它就叫幽灵了。”
优雅古典的锻铁楼梯沿着紧凑的螺旋从会客室上到露台。到了露台，就可以看见大部分的城区、海湾和岛区，在远处，一连串无人的沙滩镶嵌在海浪的花边里。奥兰多利用这块空间建了花圃。在地面的毛砖上，凉亭里的九重葛投出芬芳的淡紫剪影。角落长着一棵番石榴树和几棵香蕉树。客人们感到奇怪：
“为什么种香蕉，奥兰多？这到底是花圃还是庄园后院？”
工程师很生气。香蕉树能让他回想起孩童时在里面玩耍的大庄园，那里四周围着砖坯墙。要是随他的性子，他本来还会种上芒果树、枇杷树以及数不清的木瓜树。从办公室回来以后，他会坐在这儿，手边放一杯威士忌，嘴里叼着点燃的丁香烟，注视着黑夜将城市征服。幽灵会陪伴着他。小狗也喜爱这块露台。然而，卢多却拒绝上来。最初的几个月她甚至都不敢接近窗边。
“非洲的天空比我们的天要大多了，”她这么向姐姐解释，“它会把我们压死的。”
阳光明媚的四月早晨，奥黛特从中学回来吃午饭，整个人既激动又害怕。首都爆发了混乱。奥兰多当时在栋多。这天晚上他回来了。他和妻子关在卧室里。卢多听到他们在争吵。奥黛特想要尽快离开安哥拉：
“恐怖分子啊，亲爱的，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在我家，不允许再用这个词。”奥兰多从不高声嚷嚷。他只是用刺耳的音调低语，声音的锋刃像折刀一样抵在对话者的喉头：“这些所谓的‘恐怖分子’是在为我们国家的自由战斗。我是安哥拉人。我不会走的。”
动荡的日子来临了。[1]游行、罢工、集会。卢多关紧玻璃窗，以免街上人群的大笑散播到公寓里，这些声音像焰火一样在空中炸开。奥兰多的父亲是来自葡萄牙米尼奥省的商人，世纪初来到卡戴特定居，母亲是罗安达的混血女子，在分娩时去世，而奥兰多自己从来不费心维持家族纽带。他的一个表弟，维托里诺·加维昂，却在这个时期重新冒了出来。他在巴黎住了五个月，豪饮、恋爱、密谋，在餐巾纸上写诗。在他所在的小饭店里，常客都是些流亡的葡萄牙和非洲人，就这样他赢得了浪漫革命者的名声。他像龙卷风一样进到他们家，弄乱了架子上的书和玻璃柜里的杯子，还惹怒了幽灵。小狗追在他后面，在安全距离之外汪汪直叫。
“同志们想和你谈谈，嘿！”维托里诺叫嚷着，一拳打向奥兰多的肩膀，“我们在协商建立临时政府。我们需要干部。你是个好干部。”
“可能吧，”奥兰多承认了，“不过，干部其实我们还是有的。我们缺的是行动纲领。”
他犹豫了。“是的，”他低声说，“祖国应该会需要我积累的经验。”然而，他害怕团体里最极端的倾向。需要更大范围的社会公正，这一点他理解，但是革命者威胁要把一切国有化，这让他感到恐惧。没收私产。驱逐白人。打掉小资产阶级的牙齿。他，奥兰多，一向为自己完美的微笑自豪，他可不想戴上假牙。表弟一笑置之，把过分的言辞归结为当前时刻的情绪高涨，接着称赞了他的威士忌，然后给自己又倒了一杯。表弟有着吉米·亨德里克斯[2]式的圆形卷发，花衬衫敞开，露出汗津津的胸口，这让两姐妹很是惊恐。
“他说话像黑人一样！”奥黛特指责说，“还有，他身上也和黑人一样臭。每次他来，整间房子都弥漫着臭气。”
奥兰多大发雷霆，摔门而出。他黄昏时分回来，更加冷漠、更加敏感，仿佛浑身长满了硬刺。他上到露台，带着烟和威士忌，还有幽灵陪着，在那里待了许久。夜幕降临时他回到家里，带回了黑暗，也带回了强烈的酒精和烟草味。他踉踉跄跄，一路扶着家具，用刺耳的低语咒骂该死的生活。
子弹声开始响起，这拉开了诸多盛大离别聚会的序幕。青年们摇着旗帜死在街头，与此同时殖民者在跳舞。丽塔是住在旁边公寓的邻居，她要把居所从罗安达换到里约热内卢。最后一晚，她邀请了两百个朋友来，晚宴一直持续到破晓。
“我们喝不完的都留给你们了，”她边说边向奥兰多展示食物贮藏室，里面堆放着许多箱顶级葡萄牙红酒，“把它们都喝了。重要的是一瓶也不要留给革命者去庆祝。”
三个月后这栋楼几乎全空了。结果就是，卢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那么多红酒、啤酒、罐头、火腿、鳕鱼排，好多斤盐、糖和面粉，还有数不清的清洁卫生用品。奥兰多从收藏跑车的朋友那里得到一辆雪佛兰科尔维特和一辆阿尔法罗密欧GTA。另一个朋友把公寓的钥匙也给了他。
“我的运气从来都不好，”奥兰多对两姐妹抱怨道，很难弄清他是在说反话还是认真的，“现在我刚要开始收藏跑车和公寓，革命者就来了，要把一切从我这儿拿走。”
卢多打开收音机，革命就进了家门：“人民权力是这一切混乱的缘由。”当时最有名的一位歌手重复着。“嘿兄弟，”另一个人唱道，“爱你的兄弟吧／别看他父母的肤色／只把他看作一个安哥拉人。／安哥拉人民团结起来／独立就会到来。”有的旋律和歌词不符。好像是从另一个时代的歌里偷过来的，以前那些悲伤的叙事曲，就像古老黎明的光。卢多把身子半掩在窗帘后，透过窗户窥探，看着卡车经过，上面载满了人。一些人举着旗帜。另一些人则举着有口号的横幅：
“完全独立！”
“五百年的殖民压迫该停止了！”
“我们要未来！”
这些要求都以感叹号结尾。感叹号和游行者身上的砍刀混在一起。砍刀也在旗帜和横幅上闪耀。有些人双手各提着一把刀。他们让刀刃相碰，发出阴森的喧嚣。
一天晚上，卢多梦见，在城市街道下方，在市中心让人肃然起敬的豪宅地下，蔓延着一张无尽的隧道网。树根自由地穿过隧道顶向下延展。数以千计的人生活在地下，陷在淤泥和黑暗之中，以资产阶级殖民者扔到下水管道的东西为食。卢多走在乱糟糟的人群中。人们敲击着砍刀。他们让刀刃相击，在隧道里形成回响。其中一人靠了过来，肮脏的脸庞靠在葡萄牙女人的脸上，然后笑了。他用沉重却柔和的声音对着她耳朵轻轻地说：
“我们的天空是你们的地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