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从谏如流的明君，一个是耿介直言的忠臣，唐太宗与魏征不仅成就了彼此的政治美名，也铸就了一段流传千古的君臣佳话。然而生前的君臣无隙，身后却反目成仇——唐太宗为何推倒他亲手撰书的魏征碑？这段君臣佳话的流传中，又有着哪些偏离历史真实的记载？请看《老邢说历史》第三十四集：唐太宗推倒魏征碑。
北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魏征生于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魏征这个人自从少年时代开始，那是博览群书，志在四方。他曾经效力过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密、窦建德，也给唐朝的太子李建成当过太子洗马（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职位是专门给太子洗马的人，太子洗马这个官职品级可不低，大约是五品官，实际上是协助太子处理政事的文官），在“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仰慕魏征的才华，召他入朝，任谏议大夫，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部长级高官。
魏征这个人，始终是秉性忠直、仗义执言，只要是不利于江山社稷的，必定要站出来说话，甚至不惜犯颜进谏。而唐太宗本人，在我国的历代帝王中拥有难得的气量，他敢于重用魏征，先后提升他为秘书监、侍中、宰相，并封为魏国公。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征病重，唐太宗多次派人送药品和食物，并且先后两次亲自到魏征的家中探望，还派人到魏征家中看护，随时禀报魏征的身体状况。唐太宗最后一次去看望魏征的时候，看到他病情加重，非常伤心，流着泪问：“爱卿有什么未了的心愿？”魏征强撑着病体说：“臣只忧心国家的兴亡啊！”从这点来说，一心为江山社稷立身立言的魏征不愧为“千古第一谏臣”。
唐太宗当政时期，关注民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但是咱们回过头来说，但凡是个人他就会有惰性，唐太宗也不例外，随着天下承平日久，唐太宗也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在众多大臣的歌功颂德之下，唐太宗决定到泰山顶上举行封禅大典（这个封禅大典就是帝王祭告天地的庆功大典）。得知这一情况，魏征马上站出来反对，魏征说：“陛下功劳虽大，百姓受到的恩惠还不够多；德行虽然高，还没有恩及所有人；天下虽然安定，财力还不充足；粮食虽然丰收，但库存还比较空虚。何况封禅耗费极大，中原以东地区至今还很荒凉，封禅大典是万万不行的。”唐太宗得维护自己明君的形象啊，虽然心里不高兴，却又不能说魏征不对，只好将封禅这件事搁置不提。
咱们说，直谏就难免犯颜，甚至让君王下不了台。
魏征的据理力争有时候也确实让唐太宗心生敬畏。有一次，唐太宗打算去山中打猎，行李都准备好了，但最终没有出行。魏征问及此事，唐太宗笑着说：“本来我确实想去，但怕你又来唠叨，就取消了。”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一只鹞鹰，非常喜欢，便放在肩上玩耍。不料魏征远远走来，太宗吓得赶紧把鹞鹰藏在怀中。魏征又故意和唐太宗说了很久的话，结果鹞鹰就在唐太宗怀中闷死了。
俗话说，泥人也有三分火气。魏征三番几次的不给皇帝面子，让李老板感到既尴尬又气愤。当魏征又一次在朝堂上直谏惹怒了唐太宗的时候，李老板气冲冲地跑到后宫，对长孙皇后说：“魏征这小子总是扫我的面子，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而长孙皇后听了之后，却连忙向太宗道喜，说：“大臣敢直言，是因为皇帝贤明。明君拥有直臣应该高兴，怎么能杀害贤臣呢？”李老板从此后对魏征更加的信任。
通过这些事情，咱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那是人治的社会，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要服从于帝王的意志，如果这个帝王有着良好的政治修养，能够克制自己，那么在当时就能够得到明君的称谓，唐太宗恰好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说，我们生活在法治社会的今天那真是相当幸福的。
唐太宗虽然贤明，能够重用直臣，仍然免不了有不高兴的情绪。庆幸的是，许多矛盾在魏征生前都没有激化，君臣的良好关系维系到了魏征去世。
魏征去世以后，唐太宗下令以一品官的待遇风光下葬，还把魏征的画像放在了凌烟阁，经常前去凭吊赋诗。他还派人树起了一块魏征碑，并亲自书写撰文。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半年之后，唐太宗就亲手制造了“砸碑悔婚”的风波。他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与魏征的长子魏书玉的婚约，并一怒之下砸毁了魏征的墓碑。这一举动不仅震惊朝野，而且令后人唏嘘xī xū。
那么，唐太宗为什么要砸毁了魏征的墓碑呢？
事实上，这个事件是“皇储风波”的延续。史书记载，魏征这个人是典型的“太子派”，唐高祖的时候他就是太子李建成的人，到了唐太宗时期，他又是支持太子李承乾，而且还大力举荐了原来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然而，魏征去世之后，太子李承乾竟然想学自己的老爹，也想自己当皇帝，唐太宗做太上皇，没想到事情失败了。杜正伦和侯君集均为太子党，两人一个被贬，一个被杀。唐太宗想到这两个人都是魏征举荐的，因此就怀疑魏征也参与了结党营私。恰恰这个时候，原来非常受魏征器重的褚遂良见形势不对，便主动告发魏征在生前曾经把给皇帝的奏疏拿给自己看过。这一下，太宗是更加愤怒，终于亲手推倒了魏征碑。
那么，关于唐太宗为什么如此迁怒于魏征呢？有学者考证认为，这与太宗时期的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有关系。当时，魏征的责任是接洽和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达到操纵各大政治集团的目的。而魏征推荐了出身山东贵族的杜正伦为相，同时，又举荐了属于关陇集团的侯君集出任武将，等于是集合了东西文武的社会势力。在这件事上，魏征的行为不仅越权，而且有纠合势力结党谋权之嫌，这是太宗绝对无法容忍的政治事件。即便此事是在魏征死后爆发，太宗还是采取了极端的措施。
唐太宗推倒魏征碑之后后悔了吗？后悔了，为什么呢？就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半年之后，唐太宗决定攻打高句丽（这里解释一下，高句丽和高丽并不完全一样。当时的朝鲜半岛由三个国家组成。分别是高句丽、新罗、百济。后来朝鲜半岛统一以后叫做高丽王朝），非正义的战争必然是失败的，果然，太宗出兵失利，这时，他倍感惭愧的对群臣说：“如果魏征在的话，绝不会让我犯这样的错误。”他一边自省，一边下令又重立魏征墓碑，并让魏征的儿子承袭魏国公的爵位。
因此，尽管这对君臣在阴阳相隔之后有过令人痛心的决裂，但终因唐太宗的悔过而获得了“破镜重圆”的结局。然而，史书所载的这些均合乎事实吗？
关于唐太宗与魏征的记载，主要见于司马光、欧阳修等史学家所编写的史书。其中关于魏征直谏、太宗纳谏的故事详尽生动，即使是君臣因小冲突偶有不快，也终能让太宗释然，成为太宗虚怀若谷的佐证。因此，后人皆知君臣通力治国，肝胆相照，却很少有人知道魏征死后的这段心酸往事。然而，近年来对史书记载存疑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的怀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推倒的碑有没有重立。据相关学者考证，高4米的魏征墓碑上，碑首、碑侧的花纹仍在，碑身非常平整，没有刻字的痕迹。如果当时太宗下令重立墓碑，必定要撰文写字，不会是一片空白。除此以外，原来的碑长期侧卧在碑座旁，左下角还残缺了一大块，直到1998年冬天才修复。这说明，现存的魏征碑很可能不是太宗重立的，而是后人立的。
其次就是唐太宗与魏征的君臣之情是否真的如记载的那般完美。甚至很多人都怀疑，唐太宗一直有杀魏征之心，甚至有人认为他重用魏征更多的是政治作秀。在权利、利益纠葛的朝堂上，如此理想的君臣之交恐怕是难以实现的。那么，史学家门为何要如此描绘这段往事呢？颂扬一位虚怀若谷的明君、讴歌一位刚直谏言的诤臣，并让这对明君直臣的圆满故事流传千古，也许是为了让后世君臣引以为范，君更贤明，臣更正直吧！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真相固然重要，从史学家描绘的君臣楷模中汲取精华同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