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25年-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的又一个以大汉为国祚的王朝，史称东汉，共传八世、十四个皇帝，国运一百九十五年，与西汉合称为汉朝。到了东汉末年，朝政混乱，外戚干政、宦官乱政，整个国家搞得是乌烟瘴气。蜀汉皇帝刘备认为东汉末年的皇帝“亲小人，远贤臣”直接导致了国家走向灭亡，历史学家的主流观点也认为东汉皇帝亲近宦官导致宦官专权，对当时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以至于最后倾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东汉皇帝要亲近宦官?东汉末年更是陷入了“外戚-官宦-外戚”连轴转的政治怪圈?请看《老邢说历史》第二十集：宦官委员会和亲戚党的轮流执政。
咱们都知道，西汉的时候三公的权力很大，这容易导致权力下移，会对皇权产生威胁，因此东汉建立以后朝廷就开始削弱三公的权力，要求所有的命令必须经过尚书台，这一改革基本上使三公成了名誉头衔(虚职)。而且尚书令也没有决定权，尚书台只不过是把外朝的建议、上书整理一番，最终全部交由皇帝裁决。这个制度是加强了皇权，但是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所有事情都需要皇帝裁决，成年人自然无所谓，但如果皇帝是个小孩子哪?要知道，皇帝年幼无法处理政务，那么皇帝他妈--皇太后就开始理所应当的摄政了。在古时候，你就是太后也不能频繁召见外朝官员，要不然就会引起不必要的口舌，这时就需要一个中间人来负责。谁来呢？当然是娘家人，皇帝的老舅往往会师首选。这就是为什么东汉外戚专权的情况十分严重的原因，其本质问题就是因为皇帝年纪小和特殊的权力构架导致的。同时外戚控制了尚书台，可以看到哪些人是忠于自己的，哪些人是反对自己的。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根本不可能“亲贤臣”，因为真正的贤臣都被外戚打压下去了，台面上剩下的也不过是一些伪君子、明哲保身之徒罢了。综上所述，当皇帝成年之后，遇上这种情况最佳的选择不是选贤臣，而是选忠于自己的人。无论这个人是不是贤臣，你要想解决外戚，那就必须这样。皇帝久居深宫，平时见不到外面的人，那么陪着皇帝长大的宦官（就是太监）自然成了最佳人选。因此就有了汉和帝与郑众(中常侍)合谋除掉窦宪，汉桓帝除掉梁冀等这些事情的发生，出于种种原因而使皇帝被迫任用宦官，这并不是皇帝不英明，而是没办法，找不到合适的人，条件不允许皇帝“亲贤臣”。
纵观整个东汉王朝的历史，我们会感觉太监党和亲戚党的轮流执政一个政治特色，就像美国的大选，今天太监委员会在野，明天亲戚党上台。短短的百年时间，竟然轮换了六次。第一次是汉和帝的时候，窦太后临朝听政，重用外戚窦宪，公元92年，皇帝在宦官委员会的支持下将他杀了。第二次是汉殇帝和汉安帝时代，邓太后临朝听政，又重用自己的哥哥邓骘zhì，公元121年，宦官们又将他干掉了。第三次是汉安帝刚死，闫皇后即刻夺权，立了8岁的少帝，没想到小皇帝7个月后就死了，宦官们立刻抓住机会，发动政变，立了汉顺帝。第四次是汉顺帝的大权旁落到梁皇后的父亲手中，从此梁家连选连任了五届政府一把手，控制朝政达27年之久，到汉桓帝的时候，才又被宦官委员会赶下台去。第五次是汉桓帝死后，汉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上台，结果这个窦武是烂泥扶不上墙，谋诛宦官不成，反而被宦官所杀。第六次是灵帝死后，何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与宦官火拼bìng，结果双方同归于尽，终于结束了大选之争的局面。
史书上说，东汉王朝之所以陷入这样的怪圈，是因为东汉的皇帝们大多比较昏聩，仔细想想觉得其中还是很有深意的。汉朝一直提的是以“孝”治国，孝廉这个词就是汉朝的发明，孝廉是什么呢？孝廉是汉武帝时期设立的察举考试的一种科目，孝廉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在汉代，孝廉是察举制中最主要、最重要的科目。一个人要是被推举为孝廉，就可以当大官。就连东汉的皇帝都有一个带“孝”字的谥号，我们说的汉献帝，汉灵帝，在史书上都是孝献帝，孝灵帝的叫法。提倡孝，不是说不好，而是反映了皇帝一个“家天下”的思想。我们家执政就行，广大群众吃苦不吃苦的无所谓。在这种“家天下”的思想下，皇帝不行，自然是近邻和远亲来帮忙。想想也是很自然的，从小和皇帝一块长大的哥们只有太监们，要想夺权不依靠太监依靠谁？皇帝年纪小，母后临朝，不相信自己的娘家人相信谁？宦官和外戚，虽然是有着上百年的仇恨，实质上也却不过是东汉的家务事。因此，无论宦官委员会在野还是外戚议员们专权，对刘家人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危害。大家看东汉末年的继承人，不管是是两三岁还是十来岁，都能做上龙椅就是证明。而东汉的成年皇帝们，其实都是在有意识的维持这种平衡，近邻和远亲就像皇帝手中的两根筷子，虽然斗来斗去，却始终还是为皇帝服务的。
问题是天下并不是只有你姓刘的一家，有势力的也不是只有这么两根筷子。皇帝老用这两根筷子，自然就会让第三根筷子感到寒心。第三根筷子就是那些有才气、有名望、有本事的人。以前他们大多数是散兵游勇，就是想当两根筷子也不够长，后来大家慢慢的明白了“团结是生产力、团结出战斗力”，于是集结成了第三股势力“士族集团”，也叫做读书人下议院。这个下议院是“家”以外的，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取代汉家，但也让刘家觉得是一种难以控制的威胁。尤其是他们抱着外戚的大腿成长，竟然有把外戚拉出家门的架势，尤其是外戚大将军窦武，还成了下议院议长。真是，叔叔可以忍，婶婶不可忍！于是，东汉的皇帝们开始动手术除瘤子。其中，汉桓帝搞党锢还是比较温柔的，就是把那些得瑟的清流党人，罢免官职，关押一些，剥夺参政议政的资格。而汉灵帝就比较狠了，全国通缉，网上追捕，藏匿的株连，甚至灭族，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皇帝这一招一方面是在舆论上告诉那些读书的，这天下是我们家的，我想怎么治就怎么治，你们有点本事就多嘴，谁多嘴我让谁受罪；另一方面是给外戚们看的，不要把家里的事情弄到外面去，关起门来完事好商量。
汉灵帝哪里知道用仇恨来对待仇恨，收获的只会是仇恨的道理。他以为对手被打趴下了，其实是蓄积力量去了。下议院议长李膺有个女婿叫袁绍，自然也是党人，正赶上母亲去世，趁机守孝六年，守孝六年干什么，就是为了一种无形的资产—名望，守孝六年后的袁绍成了地下党人的领袖，然后就静静的等待时机重新出山。
公元184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形式的民变--黄巾起义开始了。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有什么特性？一个是最善于忍耐，习惯于逆来顺受，除非真活不下去了，要不然是不会以命相搏的。二是缺乏同情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边遭灾，吃不上饭，造反了，是引不起能喝上稀粥的那边的老百姓共鸣的，也就没有联合或者支持的行为。点很多，但面不广。然而黄巾起义却不同，可以说是有预谋、有组织，有目标。公元184年，太平教众于冀、幽、青、兖、徐、豫、荆、扬八州同时发难，《后汉书》记载其影响是“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今天，我们从黄巾起义的角度来分析，其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下议院的议员们。因为起义一爆发，汉灵帝就把议员们解禁了，议长袁绍又可以名正言顺的当官发展势力了！黄巾起义在成全了下议院的同时，也成全了何皇后的哥哥何进。因为起义一起，何进立马就成了手握天下兵权的大将军。不过何进这个大将军实在是草包的很，在这样良好的建功立业的形势下，他竟然没有亲自出马剿匪。而是派了皇甫嵩、朱俊和卢植三位中郎将。短短9个月，皇甫嵩、朱俊就从一个普通的小将军混得青史留名。这就会让人觉得汉灵帝使用何进做大将军是个败笔，但汉灵帝绝对不是我们了解的那样是个昏庸无能之辈，他有自己的想法。首先，外戚掌兵权，宦官掌中朝这是他们老刘家的传统；二来大将军窦武的经验证明，用一个名士大将军是非常危险的，而何进本身是市井小民，怎么能和下议院的议员们走到一起呢？只要不和议员们走到一起，这汉家江山就是稳定的。
然而，汉灵帝看准了何进的立场，却没看准何进的智商。正是因为何进的智商，才造成了汉家政治生态的失衡，正是他的被利用，才造成了外戚和宦官火拼竟然出现了同归于尽的结果。
其实何进也很难。汉灵帝在位期间，他这个大将军不够威风。一方面是当时宦官受到重用，还掌握着一些兵权。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他的出身卑微，才智有限，虽然网罗了大量名士，但还不能在精神上成为名门望族的领袖。外戚本来就是为了制衡宦官而存在的，但何进还欠着宦官的人情。何进的妹妹何皇后是宦官们引荐给皇帝的。何进的妹妹争气，给皇帝生了一个儿子，而且费尽心机，山鸡变凤凰，成了何皇后。何进也就借风借水，成了手握天下兵权的大将军。能当上大将军，自然是有宦官的功劳。灵帝死后，何进就权倾天下了，但即便权倾天下，仍不能掩盖卑微的出身。士族议员们虽然表面敬重，心理上却是排斥的。何进能够觉察到这一点，但又不得不尝试着融入到议员的圈子中去。因为他从历史上的教训知道，能够置自己于死地的只会是宦官。恰恰是历史经验害了何进。因为此时此刻，天下的主要矛盾转移了，外戚和宦官矛盾已经成了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执政者和士族议员的矛盾。桓帝和灵帝看得很明白，政治势力在三十年前就已经从从原来的宦官、外戚两雄争霸，成了宦官、外戚、士族三强鼎立，而何进没有看懂。在和平时期，作为一个大将军，关键是应该站好队，能不能打仗倒在其次。但何进有站好队的心，却没有分辨队友的智商。《后汉书》评论何进，智不足而权有余，是非常中肯的。
这种宦官委员会和亲戚党轮流执政的局面终于在公元189年因为刘辫和刘协谁做皇帝的问题上公然撕破了脸，双方共同完蛋。东汉政坛上“外戚-宦官-外戚-宦官”连轴转的情况政治格局被打破，持续百年的外戚同宦官的斗争就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