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问题上，“一无所知”党是一个主张改革的党，而爱尔兰人则反对大多数的改革。爱尔兰人寻求在现存体制下提高自己的地位，不主张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体制。在那个年代里，民主党人是现状的维护者，而辉格党人、共和党人和昙花一现的“一无所知”党人则赞成各种各样的改革，从主张限制酒精饮料的消费、妇女普选权，到遏止或取消奴隶制，不一而足。对爱尔兰人的敌视，部分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爱尔兰人被认为是许多改革和社会实验取得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
经济进步
19世纪爱尔兰裔政治家在美国大城市的突出成就，根本没在当时美籍爱尔兰人的整体经济状况上反映出来。直到1890年，42%的爱尔兰人还是奴仆，还有其他许多人依然是非熟练的劳工。1890年在波士顿，4%的本土美国人和5%的德裔人是专业人员，然而只有0.1%的爱尔兰人才从事这类职位。31%的本土美国人从事高层次的白领工作，但却只有6%的爱尔兰人上升到这个档次。虽然爱尔兰人的经济状况和其种族比起来逊色，但他们的经济状况正在好转。在19世纪中期的波士顿，尽管有人说“在爱尔兰人和黑人之间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相同之处”，但是后来，爱尔兰人在向熟练工种和白领职业进军方面，就把黑人抛到后面去了。即便如此，较之其他来自欧洲的种族群体而言，爱尔兰人的进步是最缓慢的。
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爱尔兰人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有些人仍旧是“棚户爱尔兰人”，深陷在贫困和肮脏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变成了“装饰考究的中产阶级爱尔兰人”，寻求舒适和体面。新涌入的爱尔兰移民照旧是从经济阶梯的最底层干起，但是许多第二代爱尔兰人则告别了父辈的职业，另谋高就了。例如在波士顿，第一代爱尔兰移民获得白领职位的在1890年只占10%，而同年该地的第二代爱尔兰移民从事白领职业的则几乎占40%。反过来看也是如此，例如，老一代的人有2/3终生从事非熟练或半熟练职业，而他们的第二代在同一时期终生从事这类职业的却只占1/3。
爱尔兰人沿着卑微的职业和白领岗位慢慢地爬上去之后，他们留下的底层空缺，就由美国南北战争后大部分是从南欧和东欧蜂拥而至的各种族移民大军所填补。由此而形成了如下这样一幅完整的生态继承图像。晚来一步的各个种族群（尤其是意大利人）慢慢地在吃力、肮脏和危险的工作岗位上取代了爱尔兰人，并搬进了爱尔兰人迁出的贫民窟。到1910年非熟练和半熟练的意大利裔劳工在波士顿所占的比例，与20年前的爱尔兰人所占的比例恰好相同。昔日爱尔兰人是贫民窟的房客，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房东，现今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成了房客，而爱尔兰人则摇身一变而做了房东。昔日是美国人在爱尔兰移民住进自己的地段时，马上举家搬迁；现在是每当黑人、犹太人和意大利人住进时，又轮到爱尔兰人马上撤离。过去是由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老师来教爱尔兰人的子弟读书，现在则是日益增多的爱尔兰人的小学老师来教育犹太人和意大利人的后代。过去是爱尔兰移民充当工贼，以破坏当地美国工会组织的罢工，现在则是意大利人和黑人劳工充当工贼，以破坏爱尔兰人的工会所组织的罢工。
此种种族生态继承格局，决不意味着一个种族群体会完全重复另一个种族群体所走过的老路。有些种族地位上升的步伐要比其他种族来得快。譬如犹太人到达美国时就比爱尔兰人更穷，最初挣钱也赶不上同时代的爱尔兰人，但后来却在收入、就业和受教育方面，赶上并远远超过了爱尔兰人。此外，种际存在着五花八门的区别，不仅体现在经济收入的提高速度上，也体现在获得成就的不同渠道上。爱尔兰人在政界、金融、工会领导、体育和新闻方面一马当先，而犹太人则在??商、技术行业、学术和科学方面独占鳌头。
爱尔兰人在商业竞争方面很少有什么作为。尽管波士顿市爱尔兰人的收入，在1909年比该市的犹太人的收入要高，但犹太商人的比例确实高出爱尔兰人9倍，虽说这些商人许多都属小摊小贩之类。身处困境的第一代爱尔兰移民，往往替人做家佣或充当吃力而非熟练的劳工，犹太人却另辟蹊径，所找的工作虽然也是低级的，但却有利于他们掌握一种技术或学会日后独立经营的本领。意大利人也比爱尔兰人更热衷于经商。即便在爱尔兰人大权独揽的波士顿，直到1929年，爱尔兰人始终未能在该市商会占据任何重要的位置。
当然也有若干由爱尔兰人创办的企业十分兴旺发达，比如格雷斯轮船公司就是一例。美籍爱尔兰人还发明了奥萨利文鞋跟和供铁路使用的防风灯。但是，爱尔兰人最内行的“生意，通常还是搞金融，比如开办银行，这里强调个人素质，强调能协调利益冲突，还少不了政治的介入”。酒吧和沙龙也是需要善于和人打交道的行业，所以爱尔兰人在这方面的生意也做得蒸蒸日上。但大体上说来，“爱尔兰人在科学和发明领域里，实在乏善可陈”。
爱尔兰人得心应手的领域，和爱尔兰大众打得开的渠道，通常都是既不需要商业拼搏精神，也用不着学术造诣的行当。商业精神和学术造诣，二者皆与他们当年在祖籍国爱尔兰时的历史无缘，他们来美后在这两方面也没有什么突出的建树。古代凯尔特文化是“敌视读书人的”，在欧洲主要国家当中，唯独爱尔兰没能在中世纪建立起一所大学。甚至一个同情爱尔兰的历史学家也承认，爱尔兰人“几乎没有思想传统”。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也许就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在20世纪早期，纽约的爱尔兰人子弟读完中学的，连犹太人或德国人子弟的1%都不到。这时期，爱尔兰人不管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其地位决不在犹太人之下。这种差别也不是一个“能力”问题，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爱尔兰裔士兵在智力测验中得分远高于犹太裔士兵。问题只是这两种文化世代以来对教育重要性的看法有所不同。此种文化上的差别，显然比眼前的客观条件具有更大的影响。就眼前的客观条件而言，这时候的爱尔兰人比起犹太人在各方面都来得优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波士顿的爱尔兰人比犹太人有较高的收入，家庭需要养活的人口少，识字率也高，还不算在政治上能呼风唤雨。就是在1950年，爱尔兰移民在教育方面，条件仍比犹太人的要好，但犹太移民子女升入大学的人数，却是爱尔兰移民子女升入大学人数的两倍多。
许多美籍爱尔兰人是体育界和娱乐圈的尖子（此种模式，后来在家贫而又缺乏思想文化和商业竞争传统的其他种族群体中，也反复出现过）。备受崇拜的演员有跨越19世纪和20世纪两个世纪的泰伦·鲍华父子，著名的歌唱家约翰·麦考迈克、宾·克劳斯比等。明星运动员约翰·L·萨利文、约翰·J·麦克劳、基恩·塔尼和“基泼”等，不胜枚举。爱尔兰人在体育方面拿手的只是某一些运动项目，比如拳击、棒球和田径，但在游泳和摔跤方面就不那么在行了。爱尔兰人在体育项目上这种工于此拙于彼的状况，后来又重现在黑人运动员身上。在19世纪，通常一提起拳击，谁也不会怀疑重量级冠军是非爱尔兰人莫属，杰克·吉尔兰、约翰·L·萨利文和“绅士吉姆”·考尔伯特就是这样一些威震四方的拳王。在20世纪，美籍爱尔兰重量级拳王包括杰克·敦普塞和吉恩·塔尼，最后一位是詹姆士·J·布莱道克，自他输给乔·路易斯之后，爱尔兰人独霸拳坛的局面就此结束，让位给其他种族了。早期美籍爱尔兰人在拳击和棒球方面如此出类拔萃，以致其他种族的拳击和棒球运动员常常给自己冠上爱尔兰的姓氏，以便扬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