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他的愿望：“法律所赋予的一切特权，我们都应享受”，应当实现自由的“普选”。法律在实施时，“对黑白两大种族绝对应一视同仁”。但在公开场合，他极少就此发表长篇大论。而在私下，他曾支持并资助联邦法院向歧视黑人的法律提出挑战，并在幕后竭力设法对关系到黑人的政治决策施加正面影响。但是华盛顿的公开言论和教育活动，其着眼点乃在促进黑人民众的经济进步和品德的养成。尽管为这个目标耗尽了毕生的心思才力，他并不认为这就是黑人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而只认为这是个“为造就成功的黑人律师、国会议员和音乐教员铺平道路”的必经历史阶段。
华盛顿的思路基本上是从黑人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而W·E·B·杜波伊斯则在20世纪初以他所谓的美国“有才华的1/10的代言人”而崭露头角。杜波伊斯是自由混血人，获得博士学位。杜波伊斯在教育上强调文科，而不像华盛顿那样看重职业教育；他在政治上则强调保持不懈的压力，以尽早争取到全面的人权。他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其实他们两人的分歧只在侧重点上，而不在原则上。两人都认识到，广大黑人民众--仅是脱离了奴隶制苦海的第二代人--需要取得技能和训练，以便在美国复杂的现代经济环境中走上成功之路。两人也都认识到，黑色人种当中的那一小部分已有准备并有能力获得更高水平教育的人，实有必要接受这样的教育。二人的追随者积怨甚深，后来终于闹得不可开交，这不是他们在侧重点上细微差别所能解释清楚的，问题恐怕还是他们在人格上和社会上的差别。黑人精英视布克·T·华盛顿为下层黑人--田间奴隶劳工后代--的一个代言人。杜波伊斯创立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至少在其开初阶段是黑人精英分子的专有组织，某些下层黑人曾称它为“全国若干人士协进会”。
尽管黑人领袖之间存在着内讧，但双方都取得了很出色的成绩。双方面前也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大迁徙
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很久，南方农业地区的黑人就开始向城市和北方迁徙了。战前那些“自由的有色人”，到1860年就已在城市化方面超过了白色人种，其人口流动的大体方向是朝着东北部地区，而奴隶的移动方向则朝着西南部地区。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少有90%的黑人生活在美国南部，然而，“自由的有色人”的分布在战前就已经是南北各半，而且就是在南方内部的“自由的有色人”也多数集中在诸如皮德蒙特这样较为开明的地区。
黑人向城市和北方流动的趋势，在南北战争之后的时期仍在继续，虽然在规模上相对小了一些。南方许多城市的黑人人口，在1850～1890年有所增加，但黑人在南北战争刚告结束的时期，离开南方的并不很多。后来就开始了大规模的人口外流。
19世纪90年代黑人迁徙到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数量，是19世纪80年代的两倍多。离开南方的人数其后一直保持在1890年的水平上，并持续到20世纪的头10年。20世纪前10年翻了一番，1920年几乎又翻了一番。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其数量堪与历史上历次国际大移民相比。20世纪20年代共有75万以上的黑人离开了南方，这批黑人从南方出走，从数量之大和时间选择来看，有许多原因。例如19世纪末南方种族关系日趋恶化，同期北方种族关系有所改善，南方由于棉铃虫蔓延而出现经济萧条，以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时动员而使就业机会增多，加上战争使外国移民来美人数急剧下降，从而减少了就业竞争等等。诚如多数大迁徙--在国内迁徙和国际间迁徙--一样，参与这次人口流动大潮的主要是那些年富力强的人。在20世纪20年代，差不多有半数年纪在15～34岁之间的佐治亚州黑人男子离开了佐治亚州。南方的高出生率直到1960年一直使南方的黑人在数量上保持增长，尽管住在南方的所有黑人在比例上一直在下降。
黑人纷纷离开南方农业地区，其所产生的历史后果，一如这次迁徙的规模一样，是巨大的。北方众多的黑人贫民窟，就是这次人口大迁移时期开始形成的。纽约的哈莱姆是这批贫民窟当中的第一个，也是最有名的一个，这里的大多数居民直到1910年仍然还是白人。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住在北方大多数城市黑人社区的居民，其生活状况在这次人口大迁徙之前与大迁徙之后，已是今非昔比了。
南北战争之前，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北方早就有为数不多的自由黑人生活在一些城市里。这些黑人当中虽说也有些个别人士颇有名气，亦有发家生财之道，但多数人都是工人阶级，没有什么特殊的专业技能或社会地位。由于当时北方主动让奴隶获释，又由于有奴隶从南方逃过来，北方自由黑人的数量就不断地增多，从而使一般的白人民众，特别又是立法官员们日益强烈地感觉到这些人的存在，对他们所抱的敌意也越来越强烈。歧视性法律和规矩随之抬头，黑人儿童被拒之于学校大门外，黑人成年人也不得与白人一样使用公共设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由于这些小规模的黑人社区日趋适应主流文化，此种束缚自由黑人手脚的法规也就逐渐有所松动，并且在19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这些自由黑人甚至可以说在职业方面踏上了一个小小的新台阶。
到1860年，波士顿的黑人就职业而言，并不像爱尔兰人混得那??糟糕。在纽约，黑人侍者在19世纪80年代拿到的工薪则高出爱尔兰裔侍者。1895年，在纽约克罗顿水库工地上干活的黑人劳工，拿到的工薪也比意大利工人要高。纽约黑人一般都有虽不显赫但却也颇受人重视的职业，比如理发师、侍者或技术工匠等。很少有人是一无专长的体力劳动者，多数人比刚从国外前来本市的大批白人移民的处境要好。雅各布·莱伊斯在其研究纽约的论著中，W·E·B·杜波伊斯在其研究费城的论著中，都曾提到这批黑人境遇的总体改善状况。
19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居住区的隔离状况，在程度上既不像以前那么糟糕，也不像后来再次出现的那么严重。在纽约市，某些街区住的黑人很多，另一些街区住的黑人则很少，但没有哪个街区住的是清一色的黑人。底特律早在l860年就没有哪个街区住的黑人居民能占到50%的，而芝加哥晚至1910年也仍有2/3以上的黑人民众居住在白人居民占多数的街区里。同样，在费城和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当时尚未形成后来出现的那种住房方面的种族隔离现象。北方城市里的黑人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去使用公共设施、参加投票，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社会作用。在费城，黑人开设的饮食服务店也是一流的。在底特律，黑人内科医生和牙医的顾客主要是白人。在密歇根州，黑人政治家在主要是由白人选民构成的选区里得以当选公职。在芝加哥，对于黑人和白人之间建立起生意和社交关系，并无非议，甚至连通婚的都有。总而言之，在北方城市社区，19世纪的最后25年代表着“一个史无前例的种族友善和结合时期”。
20世纪的开端亦是上述趋势急剧逆转的开端。大批没有修养、缺乏教育，而且又出身南方农业地区的黑人民众，潮水般地涌进北方城市，引起了当地黑人和白人同样的愤懑。黑人中产阶级和北方黑人报纸指责他们粗鲁、庸俗、邋遢，说他们是犯罪分子，并且会威胁到整个黑色人种在广大白人心目中的地位。这些来自南方的移民，实际上很快就成了北方黑人社区人口的大多数。白人对他们的回应，就是筑起反对整个黑色人种的种族壁垒。这时候，黑人若试图和白人住在同一街区，就会引起暴力事件。三K党首次在北方城市出现。1911年，巴尔的摩市通过了第一部居住区隔离法，其他许多城市跟着也如法炮制。严格的职业障碍、居住障碍以及社会障碍，纷纷建立起来，其中许多一直存在了几十年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大规模的失业遍及北方各大城市时，向北方的迁徙曾经有过一个停顿期。但从1940年开始，再度发生了一场新的而且数量甚至更为庞大的由南向北的迁徙浪潮。在20世纪40年代，大大超过100万的黑人迁出了南方，20世纪50年代是40年代情况的重演。1940～1970年，共有400多万黑人迁离南方，这个数字堪与历史上任何大规模的国际移民相比。
这种移民不单是地理意义上的流动，它还意味着大批民众背井离乡，彻底与南方的农业生活方式决裂，并转到现代工业和都市生活方式中去。简言之，这是别的种族用了几代人的时间才能适应的创伤性的社会变迁。别的种族当初经历过的各种反常状态--暴力、酗酒、犯罪和敷衍塞责等--都曾在这些迁徙到城里来的黑人大众中再现过。不仅白人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在北方落户较早、较为稳定、安居乐业并有经济保障的黑人中产阶级家庭，也在社交方面不愿与这些新来乍到的黑人为伍，并不惜冒险去冲破社会障碍、严格限制的民居法规以及赤裸裸的暴力行为，从黑人隔离区搬到附近的白人街区。他们终于在1948年打赢了官司，那些限制性的居民法规在这一年被宣布为非法。此事被宣扬为全体黑色人种的一大胜利，尽管这场胜诉很少改变或几乎没有改变大多数黑人的居住模式，尽管这是由黑人精英出于逃避黑人民众的热切愿望所促成的。
社会状况
20世纪初年迁徙到北方的黑人移民，是在仅仅两代人的两个世纪的奴隶制结束之后，500万黑人一下子被抛弃在备遭战火蹂躏、一团混乱的南方经济和社会状况当中，周围是被激怒的、被打败的而且时常陷于饥饿之中的白人，几百年来一直在支撑着奴隶制的种族意识形态依旧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这时黑人的起步是艰难的：一贫如洗，大字不识，甚至对卫生、社会行为的准则或责任感的基本道理都不熟悉。
时至1890年，所有靠工资为生的黑人，有3/5是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大老粗。这是一种征兆，表明一般黑人大众的处境更为艰辛、更为匮乏，甚至维护自己的健康及生命都非易事。杜波伊斯曾在1896年指出，黑人当中个人整洁情况差到令人可悲的程度。再加上不良饮食习惯，以及普遍对健康的不在乎，造成黑人的死亡率不断升高。黑人死亡率的历史曲线证明杜波伊斯言之有理。在获得解放之后的第一个10年里，当黑人首次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时，其死亡率比在当奴隶时有所上升。但他们的后代由于生活经验逐渐丰富以及文化水平的提高，其死亡率从绝对数字看又呈下降趋势，而且黑人和白人死亡率的巨大差距也在缩小。黑白两个种族之间继续存在的最尖锐的差别，是各自死于传染病（梅毒、肺结核、肺炎等）的人数，而不是死于体质衰退性疾病（比如心脏病、肾病或癌病）的人数，因为患这些疾病是不足以反映卫生习惯和住房条件拥挤方面存在的问题的。贫困和缺医少药也是显而易见的因素，不过这些因素既与传染性疾病有关，也与体质性疾病有关。
在南方忍受了几十年日趋严重的压迫和恐怖统治之后，下一代黑人开始向北方迁徙，因为北方的黑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能生活得好些。但是，北方黑人的生活条件绝非南方黑人可以期待在北方马上就能达到的标准。就文化适应性而言，南方农业地区来的黑人迁徙者，比北方的城市黑人仍要落后好几代人的时间。其指数之一是，南方来的黑人学童当转到哈莱姆或其他北方黑人贫民窟的学校就读时，在几十年里一直被理所当然地降下一级，尽管这些学校的标准比起同一城市的白人学校来又实在不可同日而语。高死亡率、酗酒率和凶杀率是如此严重地折磨着各黑人社区的居民，以致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许多观察家预言，黑色人种最终将走向灭绝。
这些黑人移民大多是未婚的青年（男多于女），且缺乏技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某些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及至1925年，纽约的黑人男子仍有72%不是一无专长的体力劳工，就是服务人员（相比之下，这个比例在1905年是86%）。黑人妇女大多数充当家佣，其比例在纽约市从1910年的80%下降到1920年的72%，芝加哥和克利夫兰两市的情况也大体相仿。在1910年，黑人男性做家佣的也大约占到半数，但到1920年则降到40%以下，因为越来越多的黑人男子进了工厂或城市中其他体力劳动的场所。很少有黑人从事专业工作，到1920年也仅只2%而已。
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里，就家庭生活而言，黑人的典型特点是双亲家庭居多。在1905年，纽约黑人家庭有4/5是由父亲做户主。及至1925年，该市黑人家庭只有3%是由不到20岁的女子充当户主的。那种依靠福利为生的十几岁未婚妈妈，是后来才出现的。
当时既有黑人由南向北迁徙的，也有在南方内部流动的--从农场流向城市，从一个地区流向另一个地区。在1900年，南方黑人住在都市地区的大约只占其总数的1/5。但到1960年，住在都市地区的就几乎达到了半数。这种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迁徙，就是为什么黑人的收入在1940～1960年相对于白人来说有所提高的主要原因。
黑人的生育率历来就比白人的生育率要高，但这也绝不可一概而论。例如在1910年，具有犹太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墨西哥人血统的美国妇女，平均每人生养的孩子就超过黑人妇女。后来，黑人妇女的生育率逐渐接近全美的总趋势--大体上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下降，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低谷，然后又上升，在50年代末进入新的高峰期，现在又呈下降趋势。20世纪50年代黑人的出生率大体与20年代相仿。
黑人内部的儿童分布状况，加剧了该种族作为一个整体向上流动的困难程度。穷人家的孩子都比中产阶级人家的孩子来得多，这当然是一般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可谓突出地体现在美国黑人当中。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收入丰厚的黑人，生养的孩子甚至比同类型白人生养的孩子还要少，而低收入的黑人却比同等收入的白人生养的孩子多。黑人所作的斗争曾使一部分人摆脱了贫困，但这种斗争还需一代一代地持续下去，因为发了家的黑人并未生下足够数量的子嗣将其家族香火传下去。
教育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