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当劳公司的创始人雷蒙·A。克罗克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公司的管理方面，我是相信少就是多的道理：你抓得少些，反而收获就多了。”克罗克的“少就是多”就指的是在自己少管的同时让别人多管，只有敢于用人，善于用人，才能把公司管理得井井有条。
要知道，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的事情就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找对人才能做对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才会有更大胜算。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老板，就必须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并且能够让他们在岗位上发挥出自己的作用，这才是克罗克所谓“少就是多”的管理理念的精髓。
陶弗格特是一家私人电脑公司的经理，他每天要处理上百份文件，这还不包括临时海外传真的商业信息。他经常忙得连喝杯咖啡的时间都没有，他不断地抱怨说自己要是有三头六臂就好了。
超负荷地工作让陶弗格特感到疲于应付，每天走进办公大楼，就会在电梯口被职员团团围住，有的要批文件，有的让他在合同上签字。傍晚回到家的时候，才得以擦拭一下额头汗水。
一天，陶弗格特终于忍不住了，他爆发了，在电梯口拒绝了所有的人，在自己的办公室将所有无意义的文件抛出窗外，让他属下拿主意，不必请示自己。他给秘书做了硬性规定，递交上来的报告必须筛选，最终不能超过10份。
刚开始，属下都很不适应，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奉命行事的工作方式，突然让他们对许多事做出定夺，有点茫然失措。不过，没多久，大家就都适应了，公司开始井然有序地运转。
刚开始下属会有一些决策失误，经过磨合和调整后，大多能及时准确做出决策。相反这样做效率却提高了，以前经常性的加班现在也取消了。
陶弗格特似乎寻找到了一个方法，他不断将自己的工作分配给那些适合的属下，而他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公司的发展、年度财政规划、在董事会上的报告、人员的聘任和调动等问题。
事必躬亲，只会累坏自己。每个人都有权力欲，而在掌握了权力之后习惯于相信自己，放心不下他人，经常粗鲁地干预别人的工作过程，更是许多老板的通病。问题是，这会形成一个怪圈：老板喜欢从头管到尾，越管越变得事必躬亲，独断专行，疑神疑鬼。同时，部下就越来越束手束脚，养成依赖、封闭的习惯，把主动性和创造性丢得一干二净，就像陶弗格特那样。而一旦放开手脚，敢于用人，善于用人，整个团队，整个公司却可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柳传志说过：“要做大事的人，必须退下来，让别人去做。如果我一直身先士卒，就没有今天的联想了，我现在已经退到了制片人的角色。现在包括主持策划，都是由年轻人自己搞，杨元庆他们自己的事，由他主持策划，我只是谈谈未来的方向。”柳传志的个人能力毋庸置疑，但为了联想帝国能够“远航”，他选择相信自己的下属，作为一个优秀的老板，他知道找到合适的人，让他们放手去做，这才是让企业取得效益的最好方法。作为普通人，我们不能奢望拥有像柳传志一样的成绩，但却要从他身上学习更多宝贵的经验和管理智慧。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问大臣房玄龄和萧禹说：“你们认为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呢？”
两人想了一会儿，回答说：“隋文帝能够很好地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他勤于为政，每次上朝，常常要拖到太阳西下的时候才退朝休息。朝中五品以上的大臣，他都要和他们一起讨论政事；担任宿卫的人，他都要和他们一起吃饭。隋文帝虽然不能说是仁爱英明，也算得上是励精图治的君主了。”
李世民听完，微微笑了笑，说：“公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这个人极其明察，可是心术不正。心术不正就会考虑不周，本性明察又容易多疑。他自己是通过欺凌前朝的孤儿寡母才得到天下的，便认为所有的臣子都不可信任，什么事都要自己决定。这样一来，虽然他费尽了心思，累垮了身体，却仍然做不到事事合理。朝臣既然已经知道了主上的为人，也就不敢再说真话了。从宰相以下，大臣们只是接受命令罢了。朕却不这样想，天下如此之大，怎么能靠一个人的思虑来治理呢？联正在广选天下的贤才，让他们来做天下的事情。朕信任他们，同时督责他们，让他们成功。如果他们能够各尽其才，天下便可以治理好了。”
作为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手中的权力大到无与伦比。但是，相比于抓权，唐太宗显然对用人更感兴趣。正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国家和管理公司在理念上并无本质的差别。一千多年以前的唐太宗就懂得管理者成功的关键是善于用人的道理，难道我们就不能从他的身上学一些放开手脚任用下属的理念吗？
事必躬亲，就算智比天高，强如诸葛亮，最终也要积劳而死。要想成为一个好的老板，我们就必须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懂得敢于用人和善于用人的道理。做到了这一点，既有利于增强下属的责任感，又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何乐而不为？
